余杰：中国影帝温家宝.txt

中国影帝温家宝


余杰  著











目  录
鲍彤：虚拟的中国和现实的中国——推荐余杰作品《中国影帝温家宝》	1
《中国影帝温家宝》自序	4

第一卷  从来白骨易成精  化作千娇百媚形
1.1拒绝政治体制改革，信心与希望便是肥皂泡	3
1.2从蜗居中走出来的总理能让人民免于蜗居吗？	6
1.3屠童案背后的「深层原因」是什么？	14
1.4一切祸患的根源都在中央政府	19
1.5谎言说了第二遍就能成为真理吗？	25
1.6温家宝为何学不到胡耀邦的真精神？	30
1.7温家宝真的「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年轻农民工」吗？	35
1.8陶兴瑶与阿米尔，谁更有尊严？	40
1.9拂天变而不畏，恤大乱而不知——看温家宝在西南旱灾灾区的言行	46
1.10当总理，还是当地质专家？	51
1.11欲练神功，挥刀自宫	54

第二卷  英雄巨像千尊少  皇帝新衣半件多
2.1「活读书」与「死读书」	65
2.2孩子们眼中的温爷爷有多么伟光正	71
2.3温家宝恢复了爷爷的私立学校，却恢复不了民国教育的自由精神	77
2.4与其恢复一所校舍，不如找回自由精神	82
2.5温家宝「三顾」北大应当见什么人？	86
2.6做官与做事	91
2.7伪善是温家宝与季羡林最大的共通之处	95
2.8宦官已绝，文妖不绝	102
2.9影帝的配角们	107
2.10警惕愚民教育向香港弥漫	116
2.11剑桥大学无须向温家宝道歉	122

第三卷  山外青山楼外楼  人生经得几拳头
3.1取消国保是中国长治久安的第一步	127
3.2我来体验温家宝打造的「服务型政府」	134
3.3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	140
3.4那个杀人的日子与我有关	146
3.5文字难倾国，书生不造反	150
3.6中国警察的新死法：维稳死	170
3.7神州处处皆酷刑	175
3.8总理连城管都管不了吗？	184
3.9中国政府的尊严是靠羞辱妓女来维持的吗？	190
3.10黄金时代的故事」继续在中国上演	195
3.11温家宝的眼泪可以感动中国吗？	201

第四卷  自由平等遮羞布  民主集中打劫棋
4.1我们需要叔叔辈的总理，不需要爷爷辈的总理	209
4.2从毛泽东的木乃伊到胡温的御笔	212
4.3温家宝是遇罗克的同龄人	219
4.4温家宝与丹瑞大将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224
4.5总理点石成金，小民脱胎换骨？	230
4.6胡温真的关心艾滋病人吗？	235
4.7看哪，这个用导弹对准弟弟的哥哥	241
4.8戏法人人都会变，八仙过海比高强	246
4.9奥巴马的姑姑与温家宝的家人为何命运迥异？	251
4.10难道只有第一把手才有资格改革吗？	256
4.11莫道人人说影帝，西游演罢是封神	261

第五卷  何处不是人肉宴  古久账簿几篇章
5.1这些狗贪食，不知饱足	273
5.2不是胡温审判刘晓波，而是刘晓波审判胡温	280
5.3胡耀邦对待魏京生与温家宝对待刘晓波之差别	284
5.4既然缅怀杜重远，便当释放刘晓波	289
5.5反党与叛国	295
5.6朱厚泽一眼看穿「胡温新政」和「中国模式」的真相	309
5.7温家宝不必闻「赵」色变	314
5.8中国的国情根本不特殊	317
5.9有时，我们要下到井里仰望繁星	322
5.10是从「六一」到「六四」，还是从「六四」到「六一」？	333

 

【电子书说明】

俺博客的两位热心读者提供了《中国影帝温家宝》一书的文字版，为了便于传播，俺制作了这个PDF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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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程随想

 

【作者简介】
余杰，一九七三年生于四川成都；北京大学文学硕士；一九九八年，其部分作品结集为处女作《火与冰》出版，同年，该作品被「席殊读书俱乐部」评为「十大好书」（文学类）之一，被视为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批评立场回归的标志；二零零零年，《为自由而战》获《亚洲周刊》（英文版）「年度最尖锐评论奖」；二零零二年，获纽约万人杰基金会之「万人杰文化新闻奖」；二零零六年，长篇小说《香草山》获香港汤清基督教文艺奖基金会之「年度文艺奖」；先后受邀欧美及港台数十所大学和学术机构任访问学者。
2012年1月11日，余杰全家逃离中国，前往美国。
余杰是少数敢于说真话的中国作家之一，也是一名关注言论自由、公民权益和宗教信仰自由的公共知识分子。因为其公共性的写作以及在人权和宗教信仰自由等领域的活动，被认为是当代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 
鲍彤：虚拟的中国和现实的中国——推荐余杰作品《中国影帝温家宝》
中国的公民之所以关注共产党的各级领导人，是因为每个人的命运都掌握在领导手里。千家万户对领导都有所求──请求领导过问拖欠的工钱，请求领导制止官商勾结的暴力拆迁，请求领导把自己党内的腐败「领导」好，请求领导别再「领导」老百姓的事，别再管老百姓听什么歌，看什么戏，什么书报不准出，哪些网络必须封，等等。
作家余杰写作和出版《中国影帝温家宝》（封面见下图），无非是批评领导，无非是对领导抱有希望，无非是想知道领导人到底有没有正视而不回避摆在他们面前的、非解决不可的重大社会问题。有没有决心从善如流，实施宪法，使中国在建设成为名副其实的共和国方面获得实质性、制度性的进步？如果对领导绝望，还会浪费笔墨吗？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批评。这些批评的言论，反映了一种普遍存在的情绪和要求。我看这种情绪和要求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是真正能够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积极因素。
到底是共产党为实现理想而建立，还是理想为解释共产党的领导权而存在？虚幻与现实，谁为了谁，这个根本问题，到了公元二○一○年，竟然谁也说不清楚了。但据说共产党领导的国家里面党的领导是「公仆」，所以连斯大林也认为：对自下而上的批评，只要有百分之五的正确性，就应当欢迎；如果要求批评者百分之百正确，那就没有自下而上的批评了！
「自下而上的批评」是文明社会的家常便饭，但在「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中却是难上加难的大难题。斯大林的话对中国显然没有约束力。根据中国的国情和特色，主人和公仆的关系与众不同，即便如此，查来查去，中国的宪法、刑法、民法，都没有说过公民批评不得党国领导人。
六十年前流行过一句话，叫做「批评和自我批评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一九五三年出过一个「压制批评的人是党的死敌」事件：一位曾经为革命出生入死的老共产主义者，压制一位专科学生的批评，中共中央发觉后，给了他留党察看和撤销部长职务的处分。此事被立即通报全国，要求全党高级干部，务必倾听来自人民群众的批评，不可因身居高位而批评不得。
现在流行唱红打黑。正是毛泽东本人，在七大会场上，请求大会批准，把「批评和自我批评」列为本党「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的标志。须知有无「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区别真共产党和假共产党的标志。有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共产党，是真；无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共产党，是假。
乐意为《中国影帝温家宝》作序
《中国影帝温家宝》不能在大陆出版，准备到香港出，但是作家受到警告，香港也不许出。警方的逻辑是，领导人不是普通人，批评领导人就会成为很严重的刑事案件，很有可能像刘晓波那样判重刑。
警方的逻辑是现实的逻辑，但这是小题大做，起码是帮倒忙；说得严肃一点，是替和谐开倒车；用法律语言来说，这是非法的、违宪的。我希望警方悬崖勒马，迷途知返──现在还来得及。也许毛泽东当时说「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时候意在表演，但一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宣言而载入史册，受党领导的警方就不应该把它视为儿戏。文明的进步需要积累，昨天和今天的表面文章，说不定就是明天保护人权的具体现实。
对公民的批评，需要党国领导「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用不着紧张，用不着动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力量来「维稳」。
我很乐意为《中国影帝温家宝》作序。因为中国存在着两个世界，一个是言者无罪的虚拟世界，一个是言者有罪的现实世界。领导和被领导，大家都在矛盾中间过日子。为了解决矛盾，首先需要指出矛盾。二百多年前，安徒生用童话故事《皇帝的新衣》向欧洲人指出了矛盾。现在同样需要有人向中国人指出矛盾。余杰先生作了勇敢的尝试，这本书也将因此成为检验中国的药剂。如果从此以后，言者真的无罪，党国领导、省市领导、县区领导、乡镇领导，真的成为公民有权批评的对象，公民真的有了批评任何官员而免于恐惧的自由，这本书就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原载《动向》杂志2010年8月号 
《中国影帝温家宝》自序
如果放弃自由，我将日渐衰弱。那些可以出卖的灵魂是骚动和黑暗的。对任何事都不能撒谎，否则四分之三的真相后便是二分之一，四分之一。
——乔治•康拉德
活在真实中，为真实而写作
二零零三年春，我第一次到美国访问的时候，零距离接触到美国的电视、广播、报刊和网络，这才大吃一惊：几乎九成以上的政治类评论都在尖锐地批评以总统为代表的行政分支。恶搞总统的漫画触目可见，如果仅仅从媒体上了解美国总统的话，一定会认定他是一个十恶不赦、穷凶极恶的大坏蛋。我曾经读过旅美作家林达写的一本名为《总统是靠不住的》的书，看来，大部分美国人不仅认为总统是靠不住的，甚至认为总统是各种社会问题的罪魁祸首（尽管这个总统是他们自己用选票选举出来的），正如自己亦贵为总统的里根的那句名言：“政府解决不了问题，政府就是问题的所在。”而同样也是大家批评甚至恶搞的对象的小布什，也在一次演讲中如是说：“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
在一个正常的、健康的社会里，批评政府、批评国家元首和行政首长，是公民及知识分子的权利与天职。接受公众的批评甚至“谩骂”，也是所有的从政者首先需要修炼的一项“基本功”——如果没有这种心理素质，就不要参加这场游戏。美国开国元勋杰弗逊说过：“自由的舆论与政府相比更为重要，宁可没有政府有自由的报纸，也不能没有自由的报纸而有政府。”在我看来，这就是两百多年来美国成为繁荣而富强的国度，而且从未发生过一次政变的原因之一。一个任由民众批评的政府，必然是民主而自信的政府，其稳定是不言自明的；反之，一个不能容忍民众批评的政府，必然是专制而自卑的政府，即便耗费天价的维稳费用，亦无法实现真正的长治久安。
并不是所有的社会都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都将统治者关进了笼子里。很不幸，我便生活在一个不正常的、不健康的社会当中：盘踞在我头上的政府，不是我投票选举出来的政府，而是以武力和谎言强迫大家忍受的政府。在中国，不是统治者被人民关进笼子里，而是统治者将人民关进笼子里。重庆一名怀疑自己孩子死于三鹿毒奶粉的家长唐琳，只是在网上发表了几句泄愤的言论，五月被警方带走，七月初证实被“劳教”，罪名是“制造恐怖气氛，危害公共安全”。所谓“公共安全”，其实是杀人者的安全。于是，杀人者获得高升，被害者继续受到戕害。那么，这种惨淡的现实是否意味着，我们只能远远地羡慕美国公众和美国知识分子自由自在地批评政府的权利与自由呢？不，我不接受“某些东西可以言说，某些东西不可以言说”的“潜规则”，也不愿意成为“沉默的大多数”中的一员。作为一名写作者，我对自己的最低要求是：活在真实中，为真实而写作。
当年，性情羞怯的剧作家哈维尔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一名“政治人物”，却因为“活在真实中，为真实而写作”的理想与实践，而受到捷克当局的骚扰、诽谤甚至逮捕。但他努力传达的信息绝对与政治无关。哈维尔坚持认为，重要的不是和当权者争论，在一个靠着谎言执政的政权下，唯一有意义的事情就是要“生活在真实中”。他在一篇文章中讨论了捷克脆弱的知识分子反对派的目标和策略。他说，目标应当是无论政府想把什么强加到你的身上，你都应该按自己的意志行事，好好活着，“假装”你真的很自由。
由此，哈维尔和他的朋友们选择了“萨米亚特”（samizdat）式的写作。这个词语最初来自俄语，意思是未经官方许可的出版物。早在三百多年前，伟大的英国诗人弥尔顿便在《论出版自由》中表示：上帝赋予人类自由意志和选择善恶的能力，所以根据良心作自由讨论是最重要的自由。而早在一百五十多年前，伟大的德国诗人海涅便写道：“那些思想刽子手们使我们成为罪犯。因为作者……经常犯杀婴罪：作者由于惧怕审查官而变得疯狂，杀死了自己思想的婴儿。”为了捍卫思想的自由和言论的自由，苏联和东欧的知识分子们坚守“萨米亚特”式的写作和传播方式：复印稿、打印稿、地下印刷品……这是一种“地下”状态的写作，写作者却保持着“地上”的阳光明媚的心态。在那个科技不发达、互联网尚未出现的时代里，他们的文字和思想的传递需要克服重重困难——比如，在罗马尼亚，公民不能自由地购买打印机，购买打印机需要获得有关部门的层层审批，并由国家统一编号，以便当局调查打印稿是由哪台打印机打印出来的。于是，作家们只能以手稿的形式，传播那些比较“敏感”的文章。
今天的中国，虽然有了互联网，但又出现了防火墙，我的文字都被他们用技术手段阻隔在墙外；中国大陆之外的香港和台湾有出版自由，我写的书只能在香港和台湾出版，自己带回大陆的时候却遭到海关的查扣。所以，我的写作也是一种“萨米亚特”式的写作。这是一种需要战胜恐惧的写作：我“假装”生活在一个有言论自由的国家，在那样的国家里，每个公民都可以用最“刻薄”的语言“羞辱”政府和各级官员，而不必担忧秘密警察夜半敲门；我“假装”生活在一个有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家，在那样的国家里，每个公民都可以依照良心公开地敬拜自己的神，而不必担心受到政府的干涉与打压。这种“假装”不是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这种“假装”有时需要付出沉重代价：比如，你的名字被列入宣传部的“黑名单”，你的电话和电邮遭到国保警察的窃听和偷窥，你来往的朋友会变得越来越少，你不能在大学的讲座和会议上登台发言……甚至还有可能像刘晓波那样，仅仅因为追求“活在真实中，为真实而写作”，就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莫须有的罪名，判处高达十一年的重刑。刘晓波的判决书中被当作犯罪证据的那些文字，在我的文章中都可以找到相似的段落。也就是说，刘晓波的罪名随时随刻都可能安在我的头上。
胡温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尽管如此，我不会在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方面作任何的退让和放弃。如果没有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活着，岂不成了行尸走肉？而言论自由中最关键的部分，就是批评的自由，特别是批评统治者的自由。当我面对中国的历史的时候，既批评皇帝，也批判宰相。在帝制时代，暴君与奸相总是相辅相成的，暴君之暴与奸相之奸，乃是专制制度缺一不可的两个车轮。历史学者祝总斌在《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一书中分析说，宰相是中国古代的统治机器中，重要性仅次于君主的一个环节，一般说，它由君主精选，由统治经验丰富的大臣组成。“君主握有对一切政务的最后决定权和否决权，但一般不直接统领百官，处理政务；宰相负责直接统领百官，处理政务，然而原则上只能‘助理万机’，并无最后决定权和否决权。没有君主，便无法统一封建统治阶级不同集团、派别的行动，便不能建立政权，形成国家；而没有宰相，一般说，统治机器便很难有效地运转。”换言之，既然宰相是君主亲自选择的，坏君主选择的必然是坏宰相，坏君主不可能选择好宰相；反之，坏宰相是坏皇帝实现其暴政的最佳助手，再勤奋的暴君也不可能一个人干完所有的坏事，那么坏宰相便显得尤为重要了。君相关系是中国政治传统中最基本的架构。
用此角度透视中共的权力结构，即可发现：中共虽然言必称马列，其统治模式仍然沿袭中国的皇权专制传统。党魁即皇帝，党国即皇家，政治局即军机处，连他们办公的地方都是昔日皇帝居住的中南海。毛泽东拒绝梁思成的在老北京城的西郊设立新的行政中心的建议，而是选择入驻皇帝的花园，不仅仅是为了舒适与安全，更是要取得当代帝王的象征性的身份。由此可见，中共这台统治机器的核心仍然是皇帝和丞相的“合二为一”。所以，毛泽东与周恩来可以合作至死，毛泽东清洗了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等权臣，却单单让周恩来成为“不倒翁”。当年，毛选择周作助手；今天，胡选择温作助手，绝对不是“偶然”，而是“精挑细选”的结果。这是极权主义的必然逻辑：既生毛，必生周；同理，既生胡，必生温。毛与周之间的合作远远多于矛盾，胡与温之间的关系亦然。故意夸大他们之间的分歧是没有意义的，他们属于同一个“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司令部”。毛与胡所干的每一件坏事，周与温都不能免除其帮凶的罪责。当代中国人之厄运，在于遭遇了翻天倒海、无恶不作的毛，但如果没有周之亦步亦趋、周密部署，毛之狂想则难以落实，故而周亦是罪不容赦的凶手。同理，在今天的中国，温家宝在整个政权中所起的作用也是如此：如果没有温的配合与支持，胡的独角戏是唱不下去的。
对温家宝的分析与评论，可以放在中国源远流长的宰相传统之中，以“大历史”的视角来审视之。在这一传统之中，孔明和包拯是中国人心目中贤相的最高境界。中国的士大夫最喜欢的是诸葛亮，“一部西游全凭大圣翻跟斗，半场三国多赖孔明用计谋”，经由《三国演义》等历史小说之渲染，蜀汉政权的丞相诸葛亮成了士大夫心目中智慧与道德的化身，成了历代争先恐后地“入君彀中”的“天下英雄”的最高人生目标。诸葛亮的“忠”，使他的声望甚至盖过了主人，人们但知有“武侯祠”而不知有刘备墓。诸葛亮的“智”，则开启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厚黑学的先声。在人们一味的赞誉中，唯有鲁迅看出其“状多智而近妖”。而中国的老百姓最喜欢的则是包拯，他们喜欢的不是历史中真实的包拯，而是若干戏曲故事的主人公包青天。这个面黑如漆的包公执掌着一个具有惩恶扬善功能的龙头铡，这个龙头铡如同封神榜中神仙们的法宝，带给观众现实生活中最为匮乏的公义，也蕴含着生活在人治社会的人们对法治最热切的渴望。在戏剧舞台上，包青天甚至可以找来八贤王手中那只“上打昏君，下打奸臣”的金锏，来一场“打龙袍如打昏君”的行为艺术。浓得化不开的孔明情结与包拯情结表明，中国的“大传统”与“小传统”在此重合在一起了。
一般来说，中国人对君王的态度是敬而远之，像德国人那样全身心地崇拜希特勒的时候并不多（毛时代是一个特例）；但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对贤相充满美好之憧憬，即便君王再残暴，只要他旁边有一个孔明或包拯一样的贤相，这日子便可以忍受下去（所以，当毛的偶像崇拜破灭许久之后，许多普通人仍然对周不乏好感）。在此意义上，如果说君主是专制体制的大脑，那么丞相就是专制体制的心脏。丞相不仅使臂使指地指挥各级官僚，而且成为“屁民”与“暴君”之间的最佳“调和者”——没有丞相亲自出面抚慰，“屁民”哪能如此安于被宰割的悲惨命运呢？贤相情结继续在主宰着相当一部分中国人的思想和生活。古有孔明和包拯，今有周恩来和温家宝，似乎没有他们，中国人就不能生活得安安稳稳的。今天，温家宝的良好名声，除了归功于他个人出色的演技之外，也表明中国人的孔明情结和包拯情结的“现代转化”。
在此意义上，一切的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的当代史又都是历史。就温家宝个人而言，他自觉或不自觉地都以孔明和包拯为自我期许；就大部分老百姓而言，他们自觉不自觉地用戏剧和影视中的孔明和包拯的形象来对应现实中的温家宝。演员和观众都入戏了。“是耶，非耶，其信然耶；秦欤，汉欤，将近代欤”，温家宝下矿井吃饺子、到农村开拖拉机、在灾区搬砖头，都比央视精心制作的“下乡”的文艺节目“同一首歌”更加“贴近群众”、“贴近生活”。但是，表演就是表演，表演是当不得真的。思想史家徐复观指出：“专制政治及抱专制思想的人，在其本质上和知识与人格是不能相容的。太史公在《史记》中对当时朝廷的提倡儒术，常用一个‘饰’字，即是不过以儒术来作专制的装饰之用。”以此分析温家宝的内在人格与外在表现，画皮画骨、入木三分。温家宝执政以来所有的作为，目标都只有一个，那就是“饰”。他知道中共这架老爷车即将散架了，自己不是一个有魄力和能力刹车或改道的驾驶员，更何况自己只是坐在副驾驶的座位上。于是，他只能像一个木偶人一样，“饰”得了一时算一时，坚持到曲终人散的那一刻就算是最大的胜利。至于下一场戏该怎么演，那就跟自己无关了。正是这样一种定位，使得胡温之间的搭配，形成了一种“超稳定结构”。胡对温是绝对信任的。有的时候，胡甚至会允许温在媒体上抢了自己的风头，因为他知道温的出色表演对“九人团”是有利的，温不会像胡耀邦和赵紫阳那样不知好歹地“自掘坟墓”。
鉴于胡温如同一枚硬币之两面，我对胡与温的批评，目的都是戳穿这种权力的“超稳定结构”。有朋友好心地劝告我说，不要点名批评胡温，这样做风险太大，你不妨只谈体制，以免触怒具体的批评对象。但在我看来，人与制度是一种互动关系，一套坏的制度，是靠一群坏的统治者来维持和推动的。忽略个人的责任，抽象地批判制度的罪恶，没有任何意义。所以，点名批评胡锦涛、温家宝和他们的前任、后任，以及他们的同僚、下属和打手，是我的生活和写作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此原则之下，我批评温家宝，乃至专门结集出版一本批评他的文集，并非我与他之间有什么私人恩怨，而是他担任了总理这一职务——我的批评既是针对他个人的，更是针对他所担任的职务的。我希望的这一批评工作让越来越多的读者意识到，原来批评总理并非一件“大逆不道”的事情，而本来就该是公民实践其言论自由的“家常便饭”。
我的“公民议政”不是政治斗争的一部分
每当我批评温家宝的时候，便会遇到一种“反批评”。在那些自称追求民主自由的人士中，此观点亦相当普遍：温家宝毕竟在公共领域中表达了一些对民主的赞同和对民生的关切，即使他说的全都是一些无法实现的空话，也比那些连空话都不说的同僚好一些吧？温家宝这些支持民主、支持改革、关心弱势群体的表达，已经显示出他的政治立场与胡党魁以及其他几名政治局常委之间存在明显差异。职之是故，民间社会对温不妨多一些鼓励和嘉许，让以温家宝为代表的党内改革派感受到来自民间的支持与肯定，从而更有信心地去从事改革事业。或者，我们通过促使温家宝“向右转”的计谋，扩大统治阶层内部的差异，甚至让中共高层陷入内部分裂，出现“党内有派”的格局。这样，中国的变局才有可能早日到来。职之是故，他们指出，那些批评温家宝的声音，堵死了党内开明派腾挪的空间，甚至从反面加强了中共党内的团结。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批评温家宝不利于推动中国的民主化。
在我看来，此类观点是那些权谋术与厚黑学读得太多的人的癔症。首先，温与其他同僚之间的“分裂”，根本就是一部分“过于善良的中国人”在象牙塔中想象出来的海市蜃楼。温既不是毫无权力的摆设，也不是中南海里的异议者，否则他的“仰望星空”和“脚踏实地”的言论，怎么会被当作全国高考作文的题目呢？否则他怎么可能在胡党魁都还没有独自出版著作的时刻，自己率先出版一本歌功颂德的访谈录呢？温家宝不是一个被架空的、“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的总理，而是一个精通权谋、明哲保身的总理。其次，中共统治者从来就不在乎“民意”如何，在中共统治中国大陆的六十年里，“民意”从来没有与权力阶层达成过“良性互动”。因此，用弱不禁风的“民意”去支持“潜在的改革派”，是一种不切实际的、自我加冕的“单相思”。而这类观点的更为致命之处在于：它将知识分子的写作与表达，看作是政治斗争的一部分，看作是权力运作中的一个棋子。即便是被打压的异议者，也汲汲于充当一名“地下帝王师”。这是对现代知识分子的独立身份和存在意义的贬低和蔑视。真正的现代知识分子绝对不会扭曲自己的言论自由去迎合政治权谋的目的。这种观点的流行只能表明，许多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仍然停留在“资治通鉴”式的中古时代。
与之相反，我在《中国影帝温家宝》一书中主要表达如下之观点：第一，胡温是一体的，胡温与其他政治局同僚以及江系人马之间的合作远远多于分歧。党内各派系都深深地知道，他们的“团结”乃是垄断权力的前提，“不团结”对大家都没有好处。因此，他们的内斗通常会“点到为止”，而不会“见血封喉”。第二，胡温绝非改革派，六四屠杀之后，中共体制内部出现改革派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只有坚持“不改革”的理念的人，才有机会成为“接班人”之候选人。因此，寄希望于中共领袖“自改革”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对于民间社会来说，与其憧憬明君或贤相的出现，不如从自己开始做起，一点一滴地对抗冷漠和恐惧的制度与文化。第三，我们要将批评胡锦涛、温家宝以及所有的统治者当作一种不言自明的自由与权利，要让这种批评内化为我们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并且探索与积累进行批评所需要的知识，如美国开国元勋之一的约翰•亚当斯所说：“记住，无论冒多大的风险都要支持自由。……而自由，如果人们不了解它，它也很难被保存下来。人天生有权获得知识。伟大的造物主没有白费心血，他赋予他们理解力和求知欲。但除此之外，他们还有一种权利，一种毋庸置疑、不可割让、不能废弃、神圣的、了解最令人敬畏和嫉妒的知识的权利，我所指的是有关他们统治者的性格和行为的知识。”我的观点当然可能有对有错，但我希望所有读者都参与到支持批评自由和言论自由的事业当中来。
我的公民“议政”从来不是黑幕后的政治斗争的一部分。我对中共内部政治派别的此消彼长以及探究这些大人物的“内心世界”不感兴趣，我所追求是：是，就说是；非，就说非。用我的笔，写我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杨宪益先生说得好，“岂有书生能造反，倾城何必怨红颜”。但是，一个极为吊诡的事实仍然出现了：对政治最不感兴趣的我，居然成了胡温当局派遣的国保们“贴身保护”的对象，居然被某些人定义为“搞政治的危险分子”，我这个小时候的“乖乖孩”突然变成了“不可接触”的“麻烦制造者”——出于真实的危险和想象中的危险，出于外在的恐惧和内心的恐惧，很多人不再敢跟我来往，国保们的孤立策略收到了一定的效果。那么，这样的代价是否太大了？不，跟林昭、顾准和遇罗克的遭遇相比，这样的代价是我可以承受的。如果放弃了上帝赋予的言论自由，我岂不成了一具行尸走肉？那将是一个更加可怕的结果。所以，无论冒着多么大的风险，我仍然要这样生活、这样写作，不是说我有多么勇敢，而是说这就是我所热爱的、所选择的生活方式和写作方式。
能够参与当代中国“萨米亚特”式的写作，是我的荣幸与异象。在这个意义上，我与刘晓波一起并肩前行。捷克“萨米亚特”写作的代表人物、作家伊凡•克里玛说过：“一个出于其内心的需要，敢于直面权力者，敢冒一切风险的人，只拥有一个小小的希望：通过他的行动，他将提醒那些当权的人，权力来自何处，权力的起源是什么，他们的职责是什么，也许他会使他们变得多一些人性。然而，对那些当权的人来说，对那些屈服于权力的人来说，这样的一个目标好像是愚蠢透顶。可是，对无权者来说，我们的希望就隐藏在那些傻瓜的行为里面。”而“七七宪章”的起草者和组织者、并为之付出生命代价的哲学家扬•帕托切克亦指出：“七七宪章的签署者们不为自己谋求政治权力，也不想成为道德权威委员会或社会‘良心’；他们不把自己凌驾于任何人之上，也不随意评判别人；他们的努力单单是为了净化并加强对一个更高权威存在的意识……今天，行为的动机可以不再那么单一，像以前一样，主要是出于恐惧或个人的利益，而是尊重人内在里最高的东西，他对义务和共同福祉的理解，对需要承担责任的理解，哪怕是承受某些不幸、误解与某种危险。”这正是我从事“公民议政”，致力于“萨米亚特”式的写作，以及批评作为总理的温家宝的原因。
我写作，我表达，故我自由，故我存在。是为序。
二零一零年六月二十一、二十二日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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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卷

从来白骨易成精
化作千娇百媚形


 
1.1拒绝政治体制改革，信心与希望便是肥皂泡
——评温家宝访谈录《信心与希望》
我谈论权利，是因为只要有了权利，我们就可以离开这种神灯表演。
——卡兹米尔兹•布兰迪斯
中国是一个喜欢造神和喜欢编神话的国家。即便是无比平庸的胡锦涛时代，也要造出一个温家宝神话来抚慰失丧的人心。胡温刚刚上台的时候，人们对「胡温新政」的憧憬简直比直耸云霄的迪拜塔还要高。当胡温的两届任期已经过了大半，许多人才不得不承认「铁马冰河入梦来」的冷酷与荒寒，中国的贫富悬殊和社会不公如同脱缰的野马一般飞奔，胡锦涛亦名列世界六大独裁者的光荣榜，躲在胡锦涛背后的温家宝暂时「幸免于难」，但他其实是在幕后与胡总分享此一殊荣。
时至今日，仍然有不少人将对中共政权最后的善意寄托到温家宝的身上，认为温家宝是一个「人民的好总理」，只是受制于既得利益集团不能大展宏图罢了，所谓「滚滚江山，只为大花脸争权，国老无能终散局」。于是，海外媒体频频制造各种关于温家宝的「假新闻」：比如，温家宝因纪念胡耀邦成为中南海中的「异见分子」，温家宝因倡导「普世价值」而受到保守派和军方的猛烈攻击等等。中国人从来都没有学会避免在一个地方第二次、第三次地跌倒。几年之前，人们曾经对朱镕基报以多么大的期望，如今又将同样大的期望给予了温家宝，而神话只能一次接一次地破灭。 温家宝出版新书《信心与希望》
中共的领导人都喜欢出书，这是从苏联的勃列日涅夫那里学来的传统。勃列日涅夫的虚荣心极强，他要证明自己在任何领域中都具备卓越的才华，包括文化领域。他组织了庞大的写作班子为其撰写理论文章、自传和长篇小说，并大量印刷精装本，将这些堂皇的巨著发布到每一个党小组之中。在中共王朝，从毛太祖到江世宗，也都喜欢显示自己「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一面，温家宝虽然常常装扮出谨小慎微的姿态来，但这一次还是克制不了个人的虚荣心，下令结集出版《信心与希望：温家宝总理访谈实录》一书，一夜之间摆满全国的大小书店。
这本书收入了温家宝两次与网友聊天和一次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的内容，这是此前的领导人著述中罕有的材料。互联网在中共营造的铁幕上撕开一个大口子，中共投资数百亿的金盾工程日渐失效，中共当局意识到，除了消极防御之外，还要主动出击。于是，大大扩增网络警察的编制，并招募数百万兼职的「五毛党」引导网络舆论，甚至胡锦涛、温家宝亲自出马，上网与网民对话，放低姿态作亲民秀，以收买人心。胡锦涛性格沉稳阴冷，更喜欢在幕后发号施令，到台前演戏不是其所长。温家宝正好补充了胡锦涛的不足，他喜欢下矿井，探农舍，痛哭流涕；也喜欢引经据典，显示自己博览群书，上网回答一些经过严密筛选的问题，更是其展示与民众的鱼水情的好机会。
新华出版社的副社长要力石说，温家宝总理的网聊部分，不同于平日里的发布会，更有一种「促膝谈心」的感觉。他吹捧说：「除了纵贯国内外的大事，里面亦有总理个人生活经历和感想，这也体现出了温总理平易近人的亲民作风。」然而，在我看来，这种亲民作风是做出来的，而不是自然的流露。西方的政治家是民众选举出来的，他们的政治生命系于民众的选票，所以亲民是他们的本能；而共产党的领导人是前任帮主指定或在密室中推举出来的，民众无权选举，所以亲民只是他们的表演。
「抬头望戏中，忠奸将相时时出；袖手观台上，真假包公去去来」，温家宝的表演颇受民间的欢迎，他就是要在中共失去统治合法性和民意基础的时刻，给民众注射一剂春药，以点燃他们的「信心」与「希望」。而那些享受温家宝表演的民众，用学者余世存的话来说，就是一群「类人孩」。所谓「类人孩」，就是心智还没有成熟的、缺乏理性的人，如余世存所说，「是站在进化的立场上对某共同体中个体的生存状态的命名，可以说，前现代社会的个体成员都是类人孩。不过，类人孩更属于东方社会，更属于专制国家。」所有的「类人孩」都有浓得化不开的「恋母情结」，除了家庭中的母亲之外，温家宝便成了「党啊，亲爱的母亲」的最佳投射。（待续） 
1.2从蜗居中走出来的总理能让人民免于蜗居吗？
口吐真言，永远竖立；
舌说谎话，只存片时。
——圣经《箴言》十二章十九节
温家宝在接受中国政府网和新华网的联合专访时，有网友问，二零零九年房价涨得有些离谱，二零一零年高房价的问题会缓解吗？
温家宝表示，群众的心情我非常理解。「我也知道所谓『蜗居』的滋味。因为我从小学到离开家的时候，全家五口人只有九平方米的住房。当然，时代不同了，我们应当按现在的条件来改善群众的住房。其实，如果说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城乡居民的住房都有相当的改善，大概是城镇人均住房面积增长了五倍，农村人均住房面积增长了三倍。」
马屁记者不小心泄漏天机
既然总理主动忆苦思甜了，下面的宣传机构立即行动起来。于是，半个月后，《人民日报》发表了记者陈杰撰写的《温家宝，从一条小巷走出的大国总理》一文，考据出温家宝颇为清贫和艰辛的幼时生活，其中第一部分《小巷里的旧居》是这样写的：
温家宝，天津市人。温家世居今天津市北辰区宜兴埠，后迁入城内。
「你找温家宝的家？」记者在天津市旧城南开区寻找温家宝中小学时代居住的房子。狭窄的达摩庵前胡同，拐角杂货铺的一位大婶指给记者，「那就是，他前几年回家时，我见过他」。亲切的口气像讲邻居家的大哥。
达摩庵，「文化大革命」前香火缭绕的尼姑庵。温家宝曾居住的是达摩庵前胡同九号院，推开年代较远的院门，面前是十分拥挤的小院，左侧翻修后房子就是温家宝过去的家。房屋的新主人刘志杰大爷、刘玉英大娘老两口，原住九号院对门，七八年前买下温家的老房。温家宝兄妹三人，他为长子，与父母一家五口居住在不足二十一平方米的两间平房，上大学前就在这里成长度过。邻居们说，温家宝的父母分别是中小学老师，带着三个孩子，家境很不宽裕，居室的「洋灰」地面坑坑洼洼，没有什么象样的家具，非常简朴。老邻居敬重温家书香门第，至今称温家宝的父亲为「温先生」。在他们的印象中，温家宝很聪明，功课很好，做事稳稳当当。人们记得，他与小伙伴一起卸下院门当乒乓球台。母亲上班把房门钥匙留在邻居家，温家宝放学去取，「刘娘，我妈把钥匙放您这了？」言犹在耳。
温家宝到中央工作后曾几次回到这条胡同，看望父母，走访老邻长辈，亲亲热热拉家常，在众人眼中，他还是隔壁的孩子，没有一点官架子。有时，温家宝的母亲炸好面酱，托跑运输的邻居带到北京。
徘徊在这条有些破旧的胡同，站在温家老屋的原址，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大国总理就是从这里走出的，让人感到与历史贴得这么近，「平民情结」一定植根在他的胸中，他时刻惦念像儿时邻居一样中国千千万万普通的百姓，与他们共同创造幸福生活。
先不说这篇文章中的种种吹捧和谄媚之词如何让人肉麻和恶心，这篇文章最大的价值在于不小心之间揭穿了温家宝的弥天大谎，就此而言，这名拍马屁的记者可谓功莫大焉：温家宝在接受采访时说，他们全家五口人挤在只有九平方米的住房之中，但在《人民日报》记者写的这篇文章却透露，温家宝一家拥有的是两间共二十一平方米的住房。九平方米与二十一平方米之间，足足相差了两倍多！即便是总理日理万机造成记忆有一定的误差，但也不至于相差到这样离谱的程度吧？更何况温家宝是学理工科出身的，讲究以「科学发展观」来治国。科学的原则在于尊重事实、在于一丝不苟，科学不是写诗，诗人可以将二十一平方米想象成九平方米，但一个科技工作者不能如此篡改数据，一名大国总理更不能如此瞒天过海。（待续）
从达摩庵到中南海的路有多长？
这名妙笔生花的记者竭力营造温家宝此刻仍然「临在」达摩庵的幻想。但是，我想说的是，达摩庵的老百姓们，温家宝早已不是当年的「邻家少年」了。你们继续蜗居，他已登堂入室。温家宝的上位，靠的不是能力，而是演技，是说谎不脸红的演技。中国政府需要的不是一个大刀阔斧、根植痼疾的良医式的宰相，而是一个精通鲁迅所说的「瞒」和「骗」的技术的首席演员。于是，上行下效，既然一个堂堂的大国总理，连自己少年时代居住过的住房面积都要公开造假，他所领导的政府如何疯狂地造假就可想而知了。所以，国家统计局才敢于拿出房价只涨了一个百分点的报告来；所以，山西省卫生厅才宣布不存在有毒疫苗的问题；所以，外交部发言人才敢于斩钉截铁地说中国只有罪犯而没有异议分子。温家宝政府，算不算是一个谎话大王领导一群贪官污吏的政府呢？
温家宝的话，常常说出了中国现实的反面。或者说，中国的现实很快就给他刚说出口的话一记响亮的耳光。果然，温家宝刚刚表白说他对人民群众蜗居的处境「非常理解」，北京立即就出现了天价地王，房价再度飙升。以北京房价的均价两万而论，如果一名普通大学毕业生年收入为两万，一年的收入只能购买一平方米的住房。换言之，如果他购买六十平方米的住房，需要花掉工作六十年、不吃不喝的全部收入，但一个人实际的工作时间大致为四十年，且还需要诸多日常开支、养家餬口，所以一套小小的住房足以压死一家人。面对此种处境，温家宝除了安慰性地说几句「理解」的话，简直束手无策。这样的人适合出演言情片，而不适合当大国总理。
当然，如果抱着「同情之心」去理解温总理，即便是他们一家当年居住的不是九平方米而是二十一平方米的住宅，也算是蜗居，也足以表明温家宝的平民出身。但是，无论是昔日的蜗居，还是今日的蜗居，始作俑者究竟是谁呢？是怪中国的老百姓自己不争气、自己太懒惰吗？毛泽东时代全民贫困的局面，是因为党垄断一切资源，党控制全民的生活，党是刀俎，百姓是鱼肉，百姓只能任党宰割。在「大公无私」的毛泽东时代，所有的土地和房产都被收归国有，所有的住房都由政府分配。如同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所说，很多时候，大饥荒的蔓延不是因为物资的匮乏，而是因为专制政府对信息的控制和垄断；同样的道理，在中共建政以来的前三十年，中国人，尤其是城市居民（包括温家宝一家）住房条件的恶劣，也是由于毛泽东政权对民间社会的挤压、对民众劳动成果的剥夺造成的。毛泽东可以在全国各地拥有数十座超过昔日帝王的奢华的行宫别墅，老百姓却只能「四代同屋」，看看方方写的《风景》，就知道那样的生活有多么「幸福」了。（待续）
温家宝为何无法遏制房价的上涨？
而「毛后」所谓「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仅仅由于当局少作一点恶，少对民众少作一些束缚，蕴藏在民众之中的、自发的力量与激情，便如火山岩浆般迸发出来。是民众自己的努力，让自己的生活水平（包括住房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而绝对不是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们的造福与恩赐。然而，当权者看不得老百姓过上一天好日子。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当局再度以抬高地价的方式，第二次向民众征收隐形的重税，以此达成掠夺民众手中刚刚捂热的一点血汗钱的目标。所以，正是政府的「卖地」财政和「房地产」GDP，才让新一代的中国人深陷于蜗居的漩涡之中。人性都是卑微的，像《蜗居》中的女主人公海藻那样，不惜出卖爱情、青春和尊严，换取「告别蜗居」的生活，遂成为一种大部分人都可以「理解」的方式。不知一惯都作道貌岸然状的温家宝总理，是否也会「理解」这样的生活选择呢？
温家宝大肆标榜当年的蜗居生活，是为了拉近与百姓的距离吗？可惜，这个距离早已遥不可及：一入中南海，皇宫深如海，中南海里面的人，又怎么会跟蜗居里的人有共同的价值立场与思维方式呢？但我还是想建议温家宝先生，既然你乐于回顾当年的蜗居生涯，就应当反思毛时代的人民的蜗居状态是如何形成的，就应当彻底批判毛泽东时代奴役人民、戕害人民的种种罪恶；既然你乐于回顾当年的蜗居生涯，应当对当下普通民众蜗居的现状对症下药，仅仅让部分央企撤出房地产行业只是杯水车薪，剩下的那批央企仍然占据着房地产行业九成的份额，各地政府仍然在乐此不疲地通过卖地拉动地方经济的繁荣，并加剧经济的泡沫化，你敢于触动这个盘根错节的既得利益集团吗？你当然不敢「壮士断腕」了，因为你的弟弟温家宏便是一个大房地产商，你们的家族也是从猛涨的房价中获得巨大的利益，吃到嘴巴里的糖你们愿意吐出来吗？
一个从蜗居中走出来的总理，就能让人民免于蜗居的处境吗？在我看来，这是一种逆向的血统论。其实，无论是太子党还是平民子弟，一旦进入中共一党垄断的权力体系之中，都不会有太大的区别。如果说存在差别的话，那就是：像温家宝这样平民出身的高官，有一种从底层奋斗出来的「于连式」的人格模式，知道苦日子是什么味道，为了彻底告别苦日子，不惜付出任何代价，包括人格的完整和人性的尊严。正因为目前的饭碗来之不易，这类人比起从小养尊处优的太子党来，更是念兹在兹、战战兢兢。温家宝看到了赵紫阳的「前车之鉴」，遂奋不顾身地投入特权阶层，去瓜分属于自己的份额。所以，寄希望于温家宝出手遏制房价的上涨，无异于与虎谋皮。中国的老百姓只能继续蜗居下去，老百姓在蜗居中所付出的代价，正是温家宝和他的政权存在的前提。
中华民国的国务总理与行政院长有多年轻？
虽然今天的中共政权已经初步解决了「领导干部终身制」的问题，江李与胡温之间的顺利交班和不成文的退休年龄的划线，大致避免了当年苏共让「垂死者」上位掌权、「病夫治国」的危机，但论资排辈的「老人政治」的本质仍然没有改变，「干部年轻化」只在基层和中层部分地实现了。在中枢层面，胡锦涛当年在「六四」之后被「破格」提拔为最年轻的政治局常委，成为邓小平相中的隔代交班的人选，但那时胡已经接近五十岁，等到与温家宝一起「媳妇熬成婆」的时候，则已经六十多岁了；如今下一代接班人习近平和李克强也是如此，在「候补」阶段，就已经不再年轻了，再经过五到十年的打磨，他们必然未老先衰，根本就丧失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心与意志。
回顾历史，在中华民国时代，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务院总理类似的职位，前后有两个：一是北洋政府时期的国务总理，二是国民党政府时期的行政院长。他们与共产党时期的周恩来、温家宝等人一样，虽然不掌握最高权力，却负责处理日常政务，因此地位也十分重要。那么，这些人的年龄大致如何呢？一翻史书，我才大吃一惊：如果将温家宝放在这个序列当中，绝对是一个高龄的「老大哥」。
辛亥革命之后，中华民国的第一任内阁总理，是清末即在外交界崭露头角的唐绍仪。唐出任总理之初，抱有极大的政治抱负，挑选宋教仁、蔡元培、陈其美等同盟会骨干成员入阁，担任农林、教育、工商总长，其内阁被称为「同盟会中心内阁」。唐绍仪勤于公务，注重办事效率，使政府呈现一派新气象。那时，他年仅五十岁。
其他一些在北洋政府中颇有名望和政绩的国务总理，年龄也大都为四十多岁。比如，进步党人熊希龄在四十三岁的时候，出任「第一流人才内阁」的总理兼财政总长；外交家颜惠庆在四十九岁的时候，出任国务总理并摄行总统职务；法学家王宠惠在四十一岁的时候，出任国务总理，网罗一批留学英美的、被认为是无党无派的「好人」，组建「好人政府」；而著名的外交家顾维钧在代理国务总理并兼任外交总长的时候，居然年仅三十八岁——即便在今天的省部级官员中，都找不到如此年轻的人。
一九二七年北伐胜利之后，国民党政府取代北洋政府，依照孙中山「五权宪法」的思路来组建政府部门，行政院是行政分支机构，历届行政院长也都比较年轻。比如，第一届行政院长、作为「革命元老」的谭延闿，一九二八年二月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十月转任行政院院长，此时他年仅四十八岁。孙中山的儿子孙科在一九三一年任南京政府行政院长的时候，也只有四十岁。
民国时代的这些行政首脑，大都具有留学西方的背景，他们在风华正茂的时候便脱颖而出、为国效力。仅仅从这一个指标来看，民国政治并非后来人们想象和描述的那么不堪。（待续）
何时我们才有像奥巴马与卡梅伦一样年轻的领导人？
二零零八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奥巴马大获全胜的重要原因是他比共和党的对手麦凯恩年轻许多。共和党错误地推出年龄过大的麦凯恩参选，麦凯恩已经七十开外，满头银发，虽然他是越战英雄，却让人怀疑他是否具备充沛的精力领导美国冲出金融危机和反恐战争的惊涛骇浪；而作为参议院的新面孔的奥巴马，出人意外地战胜比他年长十多岁的党内竞争对手希拉里，奥巴马只有四十出头，身手敏捷，充满激情。有人说，麦凯恩代表着一个已经逝去的时代，而强调「变革」的奥巴马让人产生无限的联想和希望。有学者统计过美国的历次总统大选，发现有七成左右的结果是比较年轻的一方获胜，而比较年长的一方获胜的时候只有三成左右。可见，在民主社会，大家的选票会天然地倾斜向年轻者一方。
二零一零年的英国大选也是如此。保守党党魁卡梅伦和自由民主党党魁克莱格都只有四十出头，大选获胜之后组建联合政府，卡梅伦成为两百年来英国最年轻的首相。作为保守党领袖，卡梅伦赋予这个被认为比较刻板的党以朝气和活力。他虽然出身贵族，在牛津大学接受精英教育，却经常骑自行车上班，到平价商店购物，极受年轻人的喜爱。此次英国大选首次采用在美国早已流行了半个世纪的电视辩论的形式。英俊潇洒、思维敏捷的卡梅伦和克莱格大出风头，而比他们年长二十岁左右的现任首相布朗则被映衬得暗淡无光，英国《苏格兰人报》幸灾乐祸地描述道：「布朗似乎在一个星期内头发都变白了，他看上去好像已有一百多岁。布朗的言论就像一位老校长令人头疼的长篇演讲，这不是人们想听的。」
美国政坛上为何会出现奥巴马，英国政坛上为何会出现卡梅伦？这是因为英美是民主社会，是多党竞争，是全民选举。一个社会的民主化程度越高，年轻人当选国家领导人的可能性就越大；反之，一个社会的专制化程度越高，老年人把持权力的可能性就越大。民主化前后的台湾，在这一点上对比强烈：两蒋时代的台湾，用孙隆基的话来说，「权力机构已经老化，老蒋的那一代多已八十多岁，却仍然牢牢地抓住权力不放。因此，像张群那样的八十几岁的人才会说出『人生七十才开始』的话，意思就是不肯放手。至于蒋经国那一代，也已经是六十几岁，却被称作是『少壮派』。台湾每年又有选拔『十大青年』之举，而平均年龄则是四十岁。至于四十岁以下，似乎可作『儿童』对待。」台湾民主化之后，即便是「百年老店」国民党也不得不适应时代变化，「少壮派」的马英九才可能摆脱「连战连败」的连战等元老的挤压，出马带领国民党打赢选战。
与之相反，只要中国一天处于共产党的一党独裁之下，中国一天就不可能出现自己的奥巴马和卡梅伦。中国人需要叔叔辈的总理，不需要爷爷辈的总理。可惜，我们手上没有选票，所以没有人在乎我们的意愿。在民主匮乏的中国，温家宝们既然可以「自动当选」，自然要「再接再厉」，非得做到不能动弹才让位。而一切的辛苦与疲惫，反倒成为他们向民众炫耀的资本，和向民众索取崇拜的条件。这就是中国社会最为吊诡的事实。
 
1.3屠童案背后的「深层原因」是什么？
二零一零年五月十三日，凤凰卫视《华闻大直播》节目播出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接受凤凰卫视记者就近期校园被袭事件采访的内容。温家宝说：「政府也高度重视，对于几起凶杀案，造成的儿童的伤亡，心里感到非常难过，对于他们家庭出现的这种不幸，心里也感到非常的难过。我们除了采取强有力的治安措施之外，我们还要注意解决造成这些问题的一些深层次的原因，包括处理一些社会矛盾，化解纠纷，加强基层的调解作用，这些工作我们都在努力去做。我想一个和谐、安全的环境，不仅会给孩子们，而且应该给每一个人，我们一定能够做到这一点。」
这番话听上去似乎有几分诚意，毕竟他是唯一公开表示「心里难过」的中共政治局常委。然而，贵为一国总理，仅仅是对接二连三的惨案表示「重视」、仅仅是对诸多孩子的死难表示「难过」，是不够的。连御用文人余秋雨都知道「含泪劝说」，温家宝不能停留在跟余秋雨同样的水平上。否则的话，温家宝不妨辞去总理的职务，干脆去当一名「文化大师」算了。或者，如果担任总理只需要具备言辞绚烂、演技突出、随时流泪的本领，那么巧言令色、口蜜腹剑的余秋雨才是总理的最佳人选呢。
更为吊诡的是，贵为政治局第二号人物，温家宝却没有安排影响力比凤凰卫视大若干倍的央视前来采访，而是选择大部分国人都无法收看到的凤凰卫视来「表露心声」。国内各大媒体转载这一消息的时候，只是泛泛称之为「接受媒体采访」，故意隐去凤凰卫视之名字。究竟是温家宝无法控制央视、甚至不能通过央视来传递自己的观点，因此不得不将凤凰卫视作为一个临时的「透气孔」；还是温家宝严格遵循中共内部的宣传纪律，只有在面对那些国人基本上接触不到的媒体的时候，才敢说几句真话呢？

「飞地发展」必然导致暴力泛滥
在访谈中，温家宝承认，在若干血腥的屠童案件的背后，还有「深层原因」。然而，温家宝在这段讲话中并未明确指出「深层原因」究竟是什么，而只是抛出虚幻的承诺「我们一定能够做到这一点」来。连医生都知道，必须对症下药，温家宝连病根都没有找到，为什么就有药到病除的把握呢？这些案件充分表明，今天的中国社会远非「和谐社会」，也根本没有「以人为本」。胡温执政以来，当局腰包越来越鼓，财大气粗之后，以为「北京共识」可以取代「华盛顿共识」。殊不知，他们引以为自豪的「中国模式」，不仅不能拯救世界，甚至也不能将中国带入繁荣自由的彼岸。中国当下的境况，不是欣欣向荣，而是病入膏肓。
近期中国的屠童案此起彼伏，其本质与美国时有发生的校园枪击案完全不同：美国的校园枪击案多发生在大学和中学，凶手多为在学校就读的、青春期情绪波动的青少年，因此并不能推导出美国存在严峻的社会问题的结论；而中国的屠杀孩童的案件多发生在幼儿园与小学，凶手多为从外面闯入的成年人，他们大都未患有精神疾病，之所以精心选择最弱小的孩童下手，乃是对温家宝所宣扬的「比太阳还要光辉的公义」绝望之后的疯狂之举，这些残忍的杀戮已然显然出中国的社会冲突和社会矛盾已经到了火山爆发的前夜，靠扩大警力维稳无异于抱薪救火，必须启动政治体制改革才能治本。
近期屠童案件密集发生，表明中国的发展模式是一种非公义的模式。波兰作家卡普钦斯基在剖析苏俄政权崩溃的杰作《帝国》一书中，用了一个概念来描述苏俄社会的特征，即「飞地发展」。他谦虚地说，这是「一个笨拙的术语」，其实这个术语非常形象且极为准确。卡普钦斯基如此描述说：「在高度发达的欧洲国家，比如说像荷兰和瑞士，周遭的物质环境多少都以相似的水平发展：房子漆得工整，窗户上有嵌画玻璃，路上的柏油平滑，交通动线区分得很好，各处商店均有充足的存货，餐厅温暖干净，街灯明亮，草坪修剪得整整齐齐。但在飞地发展的国家里，景象看起来就不同了。一间优雅的银行矗立在破烂的公寓建筑间；一间奢华的旅馆被贫民区包围；一个人从照明光亮的机场走进一个阴森、污秽城市的黑暗之中；在奥迪精品店光辉灿烂的展示橱窗旁，是当地肮脏、空荡、没有开灯的商店；在豪华的私人轿车旁是老旧、发臭、拥挤的城市公交车；首府建构了它芳香和发光的圣堂，发展出这些棒极了的飞地，却没有意愿，也不想要发展国家的其他部分了。」今天的中国的情形不正是如此吗？从北京奥运场馆的中心区步行十分钟，从上海世博会核心区步行十分钟，在恢宏亮丽的现代建筑的阴影下，就可以发现连绵起伏、破旧不堪的贫民窟，以及生活在其中的不计其数的怨愤、绝望的人群——那些丧心病狂的凶手，也许就泯然于这些人群之中。这就是中国的「国际大都市」惨不忍睹的真相。
昔日的苏联因社会不公正而崩溃，今天比之更加不公正的中国如何吸取前车之鉴呢？即便温家宝权力有限，至少可以将财政收入向医疗和社保方面略微倾斜，至少可以约束自己的家人远离腐败、停止化公为私的「资本运作」。他有没有这样做呢？相信我们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待续）
唯有自由才能消解暴力
温家宝的话音刚落，公安部发言人武和平次日在公安部的新闻发布会上立即高调表示：「如果犯罪分子胆敢再采取这种手段，我们将依据刑法的有关规定和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枪支的规定，坚决执法，毫不客气。」言下之意就是，在面对这类特殊情况的时候，警察开枪杀人的权力可以扩张，其口气中充满杀气腾腾的味道。而在相关报道中，橡胶警棍、瓦斯喷射罐、防卫钢叉等器械已经开始配备给校园保安人员。这种思路，仍然是以暴易暴的。然而，以暴力阻止暴力何时成功过呢？
武和平又说：「对有可能造成危险的人员，要通过群众的举报采取必要的救治和管理措施。」实际上，此前多起屠杀孩童惨案的凶手，并非精神疾病患者，而以武和平为代表的警方的观点，则将凶手统统视为精神疾病患者，这样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将惨案都归结为偶发事件，以消除其社会背景和社会根源。另一方面，也以此为借口，展开对精神疾病患者的歧视性管理，甚至是强制救治和关押。这种只要是具有潜在危险的人员，都可以对其实施「必要的救治」的思路，在目前人心惶惶的情形之下，很可能会得到大部分普通民众的支持。所谓「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屠童案件反倒成了警方为所欲为的借口，又一批公民的基本人权将遭到粗暴的侵犯和践踏。
消除暴力的最佳方法，绝对不是让民众生活在更加不自由的境况之中。我想向温家宝和武和平推荐学者唐逸于二零零二年写作的一篇论文。这篇题为《当前中国社会中暴力蔓延的根源》的文章，倘若早被在上掌权者读到并引以为镜鉴，今天就不会有如此多的孩童无辜死难了。然而，「亡羊补牢，未为晚也」，唐逸的谆谆告诫今天依然发人深省：「极权统治下的人性遭到严重扭曲，人的冷漠、猜忌、压抑、仇恨乃是变形暴力的温床。如果没有长期的压制和扭曲，怎么会突发文革的普遍暴力呢？」唐逸认为，总体上，人活得越自在，相互间的仇恨越少，则暴力越少。在此意义上，自由体制化解暴力的可能性较大。弘扬自由的精神，以此构成社会的基础价值和体制，乃是消解暴力和实现内在理性秩序的必由之路。
毫无疑问，只有当民众具备了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的时候，他们才会自觉地抵制犯罪的诱惑。可惜的是，温家宝和武和平们闻「自由」而色变。这些习惯上占有权力的人，很难理解自由精神，也很难承认和顺应历史的主流。他们总是以为人可以驯服于自己的意志或理念，可以压倒，可以臣服，可以由外来的强力（包括心理暴力如意识形态的复制）来改变。于是，中国的屠童案件愈演愈烈。（待续）
我们怎样才能活得有尊严？
一个人如果感到自己活得没有尊严，比起在他经济上处于劣势来，挫败感会更为强烈，而采取极端手段改变现状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在一个经济学家茅于轼所说的「不讲理」的社会，或者说「理」都被权利者所垄断的社会，必然造成许多人愤懑、焦虑乃至绝望，并将情绪发泄到比他更弱小的人身上。这就是校园血案「群发」的「深层原因」。温家宝此前提出「尊严」一词，确实抓住了中国问题的一个关键所在。但是，如何才能让老百姓活得有尊严呢？除了立即和全面启动政治体制改革之外，别无他法。温家宝明明知道专制制度无法给予民众尊严，却紧紧抱着专制制度不放，这就是知行的脱节乃至对立。
普通民众有没有尊严感，这是十七、十八世纪英国社会和法国社会的根本差异，也是英国为何相对平稳地实现了宪政改革，而法国者深陷于大革命的血雨腥风之中的根本原因所在。十五世纪的英国大法官、亨利王子的老师福蒂斯丘在《英格兰政治法通博评传》一书中指出，法国属于绝对君主政体，国王是一切法律的滥觞，人民是国王的臣民；英格兰却属于有限君主政体，建立在人民自愿默许的基础上，国王本人和他的本国同胞一样，受制于同一批法律。英格兰是自由人的联盟，他们是自愿决定组成王国的，且最终的目的乃是「获得前所未有之安全保障，然后得以生息并享受其财产，得免受各种祸患及损失，从而解除内心之忧惧」。所以，英国虽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阶级的分野，却没有法国那么严重的阶级对立。英国社会史家垂威利安在描述十八世纪英国社会生活时，列出某郡体育代表队的名单，队长是下层的皮匠，而队员中有当地首富的大贵族，在训练和比赛中融洽相处并一律服从队长。他评论道，假使十八世纪的法国有类似的社会生活，便不会发生法国大革命。贫富是一回事，而富人对穷人的态度，是否以礼相待与之融洽，是另一回事。真正激怒底层使之暴躁动荡的，与其是前者，勿宁是后者。
今天的中国更像当年的法国而非英国。人民普遍活得没有尊严，不仅没有尊严，连中共长期标榜的生存权也成了问题。那些死于豆腐渣校舍的孩子，那些死于有毒奶粉的孩子，那些死于问题疫苗的孩子，那些被凶手残杀的孩子，他们的生存权在哪里呢？温家宝不能继续用无法落实的承诺来欺骗人民了，温家宝余下的任期已经屈指可数，如果他还不在实现民众的人权和尊严上真正有所作为，他就是这个国家的千古罪人。
 
1.4一切祸患的根源都在中央政府
——如何破解温家宝所说的宏观调控的「两难」局面？
二零一零年七月三日上午，温家宝在长沙主持召开湖北（我发现那个创造了当代成语「鸿忠抢笔」的湖北省省长李鸿忠亦赫然在座）、湖南、广东三省经济形势座谈会。温家宝说，经济复苏的曲折性超过了预期，宏观调控面临的「两难」问题增多。「我们不仅要大力解决那些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又要有针对性地解决当前存在的突出的紧迫性问题，这些都必须在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前提下进行。」温家宝在这里不得不承认，中央的政策已经是顾此失彼：要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地发展，就不能大刀阔斧地处理那些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如权力垄断造成的腐败、「低人权优势」下农民工国民待遇的缺失等）；而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问题不加以处理，当前存在的突出的紧迫性问题（如「天价维稳」、工潮汹涌等）也就无法彻底根治。此也不是，彼也不是，温家宝简直要抓狂了。
胡温上台以来，在政治和经济上继续推行「强中央、弱地方」的政策。在经济上，继朱镕基以「两税制」改革，将「肥水」全都收归中央，造成中央财政的空前充裕之后，「国进民退」则成为胡温时代经济发展之大趋势。国有经济尤其是央企越强，中央政府的权力便越大。而中央政府的权力增强，政治上便越发刚性与僵化。有御用学者将一党垄断政治权力和经济命脉视之为有望取代西方民主政治和自由经济的「中国模式」。而中央对地方的指挥棒，一手是GDP，一手是维稳。中央政府一边躲在幕后闷声数钱，一边以「维稳」对地方官员实行「一票否决」。这两个指挥棒比学生们顶礼膜拜的高考的指挥棒还灵。于是，地方政府为了提高GDP数字，大兴土木，违背经济自身的发展规律大肆兴建基础设施和楼堂馆所，掠夺性和毁灭性地开发各种资源，强行从市民和农民手中低价征收土地，造成地方政府与民众之间矛盾激化；而面对愈演愈烈的官民冲突，地方政府从「截访」到「暴力维稳」，使得政府管制变得愈加暴虐与不义。
国进民退，灾祸不止
以山西的「省治」为例便可以清楚地看出：山西民众的困苦、环境的恶化、生命的卑微、吏治的败坏，堪称整个中国的缩影，而这一切都是中央政府一手造成的。
二零一零年三月，作为国家和山西省「十一五」规划重点建设项目的王家岭煤矿，突如其来发生透水事故，一百五十三名工人被困井下。后来，经过紧张的抢救，一半多被困工人获救，此一矿难的营救过程被官场大加宣扬，悲剧变成了喜剧。而死难矿工的名字，至今却仍有相当一部分未被公布。
此前，山西矿难频发，中央政府及当局制造的舆论均认为，这都是小煤窑惹的祸。因为私人业主急于赚钱，缺乏长远眼光和安全责任，视人命如草芥。所以，当局决定进行产权改革，将全省大部分私人拥有的小煤窑收归国有，经过「资源整合」之后，打造一批超级大煤矿。在此「化私为公」的过程当中，大量私人财产被以极低的价格强行并购。然而，大型国有煤矿真的就可以避免或降低矿难吗？
王家岭煤矿项目投资概算总额近五十二亿元。据了解，该公司二零一零年「奋斗目标」是产值六亿元，利润三千万。事后，安监总局的通报称，矿井存在「劳动组织管理混乱，为了赶工期、赶进度，当班安排十四个掘进队同时作业，作业人员过度集中，且领导干部带班制度不落实」等突出问题。事故发生前，井下工作面有多次有关渗水情况的报告，但是未引起重视。工作面出现透水征兆后，也没有按照规定及时撤人和采取有效应对措施，最终造成重大透水事故发生。一名工人说，项目部整天催要进度，以前一个月他们最多能干两千米，现在提出干三千米。二十七队一名工人说：「我们每天开班前会的时候都是要进度，要速度，经理说要上六部钻，五个人上六部钻。」在此目标下，公司对于各个施工单位实行「进尺考核制」，掘进多了受奖，少了则会受罚。
由此可见，国进民退，灾祸不止。那么，地方政府为何不顾民众生命财产之安全，疯狂地进行能源开发呢？这是因为中央政府对地方官员的考核与提拔标准，是「惟GDP是举」，也就是说，谁将GDP搞上去了，谁就可以获得升迁。地方官员为了打造政绩、发展经济、提升GDP，便挖煤矿、修电站、建高速、盖大楼，甚至不惜用暴力手段圈走农民和市民的土地。地方政府的黑帮化愈演愈烈。所以，经济问题的核心，还是政治体制问题。
而地方官员的坏和黑，是中央政府造成的。「上梁不正下梁歪」，地方政府的败坏，的根源并不在地方政府自身，而在中央政府。中央政府之所以如此重视GDP，是因为GDP的增长，是中共政权合法性和稳定性的最后的支柱。如果GDP出现大幅滑坡，中共的统治也就危在旦夕了。为了继续垄断权力，就必须保持GDP的持续增长，所谓「保八就是命根子」。而要「保八」，就得默许地方政府的为所欲为、残民以逞。于是，经济问题又回到了政治问题上。
其实，民国时代的山西，阎锡山治理下的山西，曾经是一个井井有条、生机勃勃的模范省。经过中共六十年的胡作非为，山西却不幸沦为中国最「黑」（不是煤之黑，乃是人心之黑）的省份之一。如果阎锡山复生，看到此种情形，不知该作何感想？近期，《南方人物周刊》作了一个《「山西王」阎锡山》的专题报道，还原了民国时期阎锡山治理山西的部分真相，有网友评论说：「老阎是山西人，他的祖宗都在山西，他会把环境污染了、把良田都变成工厂的厂房，让几十年后倒闭的工厂的地皮上无法种地？他会把煤矿都挖完让地下成为一个个大洞？他会以发展经济的名义把干净的水源变成排污口？他会让山西人赚一块钱、老外赚一千块钱？他是地方军阀，但是有些地方做得比现在的官员们都好……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官啊！这地儿给弄糟了，换个地方做官去。」不知温家宝是否看到了这篇报道，是否愿意向阎锡山取经呢？


不能将地方政府当作替罪羊
同样是山西，还曾经曝光了黑窑的奴隶童工事件。这一事件同样折射出温家宝在宏观调控上、在经济与政治之间的「两难」处境。当时，对于这一个二十一世纪的童奴事件，全球媒体聚焦，全国民众声讨。我特别注意到，大多数评论者愤怒谴责黑砖窑的老板和地方的基层官员，许多人对中央政府的干预和最高领导人的批示表态「坚决支持」。比如，《南方周末》的一位著名时事评论员认为，奴隶童工事件「是对于国家统一法制的彻底颠覆」，他甚至用「一场叛乱」来定义之。他写道：「因为中央政府的强力干预，国家机器终于开始履行自己的职责，解救开始了，调查开始了。既然是叛乱，就需要平叛，就需要动用国家暴力，对所有黑窑如秋风扫落叶予以彻底摧毁！对所有监工、对所有黑窑股东和老板，予以坚决镇压！」
类似的论点在网络上也层出不穷。有学者甚至认为此类丑闻的发生，是因为地方政府权力过大，地方政府为所欲为且欺骗中央。他们指出，中央是好的，地方是坏的，中央只是暂时被蒙蔽了，一旦清醒过来，必然扭转乾坤，为老百姓报仇雪耻。这是中国自古以来形成的「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思路。在这一思路之下，甚至有人建议加强中央的集权能力，中央越强大，政令便越畅通，正义便越彰显。
我不同意此种缘木求鱼的观点，也不同意此种察言观色的批评策略。我认为，黑砖窑事件并不是一场地方政府的叛乱，而是在中央政府的默许甚至鼓励之下，中央与地方官僚连手对民众实施抢劫之后的分赃行为，在此事件中，中央并不是干净的。胡温难道真不知道地方上的种种乱相吗？我们不能低估中央极权体制的动员能力。比如，以搜集信息的能力而论，一方面，中共的宣传系统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制造谎言，使得老百姓对中国的实际情况茫然无知；另一方面，中共的各个情治系统，包括新华社的「内参」体系，每天都在将各地的社会、政治、经济信息反馈到中枢。胡温对各地的情况了如指掌，他们不可能被地方官员蒙在鼓里，除非他们故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那么，胡温为什么很少主动去惩罚那些贪赃枉法的地方官吏呢？为什么往往是在民愤极大的压力之下，才不得不抛出几个替罪羊来？许多落马高官很快便复职了，比如在三鹿毒奶粉事件中因「负有领导责任」而引咎辞职的国家质检总局原局长李长江，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底高调出任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专职副组长。在二零一零年三月，团派出身的李长江更是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并成了十一届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BBC中文网记者乐安在评论中讽刺说：「李长江担任质检总局局长期间，中国食品安全问题频出，『扫黄打非』至少不直接关乎人命，中央高层的任命决定也算英明。」
无疑，我们不能寄希望于中央政府来监督和惩罚地方政府，因为他们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而他们的利益与老百姓的利益是对立的。中共的国家机器从来只会驱使坦克和全副武装的军队镇压民众的爱国民主运动，而不会开去捣毁成千上万的黑砖窑及黑煤窑。那种希望国家机器以暴力来「镇压」黑窑监工、股东和老板的呼吁，激情有余、理性不足，反倒显示出某些纸上谈兵的知识分子法治观念的薄弱与淡漠。公共知识分子在进行社会批评的时候，一定要避免使用被「党文化」污染的「党语言」——再坏的坏人也不能不经法庭的审判而遭到「镇压」。那些黑窑监工、股东和老板们，理应接受法律的制裁，理应得到公正的审判，而非国家机器的暴力「镇压」。一旦国家暴力机器脱离法律的约束，今天可以「镇压」坏人，明天就有可能「镇压」好人。
所以，中央政府根本就不是山西奴隶童工的解放者，受害者及其家属不必对胡锦涛和温家宝感恩戴德。同样的道理，四川汶川地震和青海玉树地震中的灾民，西南诸省旱灾和南方各省水灾的灾民，也不必对前来体察民情的温家宝「感恩戴德」。我们应当清楚地意识到：一党独裁的政治体制和中央集权的权力格局，才是中国各种人权灾难和环境灾难的根源所在。若要切实保障中国公民的基本人权、遏制奴隶童工现象的蔓延，不能靠加强中央集权的政体、不能靠最高统治者的良心发现、更不能相信温家宝的眼泪。
在今天的中国，任何一个经济问题的背后都是政治问题，任何一个地方政府的问题的背后都是中央政府的问题。这就是温家宝所谓的宏观调控「两难」的处境。如何才能一劳永逸地摆脱此「两难」困局，不是没有办法，而是温家宝有没有勇气和魄力采纳之、实践之。答案就是：结束一党专政、启动政治民主化进程。更加具体地说，可行的步骤就是：在经济上实行「国退民进」，打破行业垄断，实现充分的自由竞争；在政治上切实保障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劳动者的国民权利，加强地方自治和普及地方选举，弱化中央政府的遥控之权，让政府由「大政府」变成「小政府」。温家宝和他的同僚们愿不愿意「自废武功」呢？
 
1.5谎言说了第二遍就能成为真理吗？
——冷看温家宝与网民在线交流
我们既不像婴儿那样毫无遮掩，也不是随心所欲的百变神通；我们既能说谎，也能诚实；既会辨识谎言，也会懵然无知；既会被骗，也会探知真相。我们可以选择，这才是我们的本性。——保罗•埃克曼《说谎》
二零一零年二月二十七日，温家宝在中国政府网和新华网与网民在线交流。网页最后显示的提问近二十四万条，有评论说，「这完全成了一次全国性的网民集体上访」。但是，温家宝所回答的问题，都是经过工作人员整理并提交的，温家宝并不能看到全部的问题和真相。「谁为袖手旁观客，我亦逢场作戏人」，温家宝早已习惯了这种「被蒙骗」的处境，他与欺骗他的下属之间达成了一种完美的默契。
温家宝是毛主席的好学生
温家宝回答的一个最尖锐的问题，是一位名叫「二三四」的网友提出来的：「温总理您好！一、什么时候给我们真正的民主权利？二、政府官员的财产何时公布？三、政府什么时候才真正接受人民的监督？四、社会的种种不公平政府打算怎么解决？」
在推特中文圈上，温家宝的昵称是「影帝」。没有出色的演技，哪能实现从大内总管到太平宰相的飞跃？温家宝在「运筹帷幄，决策千里」方面的能力有所欠缺，但演戏的功夫还是一流的，退休之后，虽然不能像自以为懂经济的朱镕基那样去清华大学当经济管理学院院长，但到电影学院的表演系当个系主任倒还是绰绰有余的。温家宝胸有成竹地回答这个似乎很尖锐的问题，将这场民主秀推向了高潮：「我曾经引用建国前毛泽东主席和黄炎培先生说过的一段话来解决『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周期律问题，最重要的是民主，只有民主才不会出现人亡政息。」
有评论者赞扬说：「作为中国的总理，直接面对以网民的模糊身份出现的民众而不是在党内讲话，做出这样明确的关于民主政治表述，不能不引起世人的注意。」但在我看来，这是一场根本没有关注价值的廉价的民主秀。与其上网跟网民作象征性的交流，不如立即拆除中国的网络长城，让墙内的生活和墙外的生活融为一体。温家宝自上台以来，已经做过了无数次「中看不中用」的秀，从仰望星空到肯定普世价值，从哀叹民生疾苦到支持大学学术自由，但从来没有一句话落到实处。温家宝，人如其姓，性格如温吞水，正是现有体制下绝好的总理入选。
然而，谎言说了第二遍就能成为真理吗？喜欢旁征博引以显示有学问的温家宝，当然不会不知道，毛太祖当年说的这句话，根本就是一个弥天大谎。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黄炎培、傅斯年、章伯钧等六名国民参议会成员应邀访问延安，希望促成国共合作，避免内战爆发。正是在这次访问中，有了黄炎培与毛泽东的这场著名的对话。
黄炎培说：「余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
毛泽东的回答是：「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其实，就在与黄炎培进行这席所谓「周期率和民主」的谈话之前不久，毛泽东在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就已口头传达，在打倒了国民党以后，中共的斗争对象就是民主党派。民主只是暂时的遮羞布和斗争策略，一旦取得政权，中共实行的将是远远胜过国民党和历代帝王的「一党独裁」。当与黄炎培同为民主党派领袖的储安平发现「党天下」的真相的时候，为时已晚，只落得个「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的悲惨结局。（待续）
黄炎培的卑躬屈膝与傅斯年的火眼金睛
在访问延安的这一行人中，唯一的清醒者是傅斯年。毛泽东陪同傅斯年参观延安，傅斯年看到礼堂里密密麻麻地挂满各地送来的锦旗，便语带讥讽地说：「堂哉，皇哉。」毛泽东听出了其中的嘲讽意味，碍于情面没有出声。一天晚上，傅斯年与毛泽东两人上天下地地谈开了，谈到中国的小说的时候，傅斯年发现毛泽东对坊间的各种小说都了如指掌。傅斯年认为毛泽东是从这些材料里研究民众心理，心底认为毛不过宋江一流，便口无遮拦地挖苦毛道：「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毛泽东在赠傅斯年的间距中，遂题了首诗回敬道：「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烬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这首是唐人章碣的《焚书坑》，诗中毛泽东以「刘项原来不读书」自比，言下之意就是，虽然我读书没有你多，在北大的时候也被你们瞧不起，但现在我手上有枪杆子，天下便是我的了。毛泽东从来不知道什么是民主，他只迷信实力。
在那趟行程中，傅斯年不仅对毛不留情面，还痛斥同行的诸人没有出息：「章伯钧是由第三党归宗，最无耻的是黄炎培等，把毛泽东送他们的土织毛毯，珍如拱璧，视同皇帝钦赐饰终大典的陀罗经被一样。」傅斯年当面对他们说：「你们把他看作护身符，想藉此得保首领以殁吗？」傅斯年的估计相当准确，讨好毛泽东的章伯钧、黄炎培等人，都没有逃过中共建政之后的若干次政治运动，最后的结局都是不得好死。
黄炎培身为民主党派的首领，对民主之精义并不了解。一九四九年三月，黄炎培在中共地下党的帮助下，辗转到达北平。当天晚上，刚进北平西郊的毛泽东设宴款待黄等二十多位知名民主人士。第二天，毛泽东又单独设晚宴招待黄炎培，两人畅谈时局直到深夜。这是其他人士没有得到的殊荣，使黄心潮澎湃。到第三天，北平市市长叶剑英在国民大戏院开欢迎会时，黄情不自禁地振臂高呼口号：「人民革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据说，在民主人士中，黄是首先喊出这个肉麻的口号的。一个真正热爱民主自由的人，怎么会谄媚地去喊另一个必死的人万岁呢？
国民党时代以不当官自诩的黄炎培，不久即以七十四岁高龄当上了国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一九五四年又当上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副委员长。原来，他不是不想当官，而是嫌国民党给他的官不够大。如果在共产党的治下当上更大的官，哪还管他民主不民主，哪还心思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呢？中国文人之卑贱，由此可见一斑。
自此，黄炎培目睹了「土改」、「镇反」、「三反五反」、「反右」、「彭德怀庐山反党」、「三年大饥荒」、「社会主义教育」等运动。一九五七年，黄炎培的三儿子，水利专家黄万里因反对在黄河三门峡修坝建水库，被打成「右派」。黄炎培为了自保，竟与儿子断绝来往，还写诗表示要学习做「新人」，其无耻程度堪比郭沫若。黄炎培去世于一九六五年，即「文革」前夕，这也许是他的幸运，死得其时；否则，在这场运动中，他这个「前朝余孽」命运难料。（待续）
谁是中国脸皮最厚的人？
纵观中共毛泽东与黄炎培的后半生，堪称他们的那场著名对话的绝大讽刺。毛太祖成为让历代帝王甘拜下风的大独裁者，黄炎培不仅没有当上南书房行走，反倒连家庭的完整的都不能维持。这场对话本该被中共深深地掩埋起来，因为稍微有点羞耻感的人，都会认为这场对话对于中共而言，乃是「猴子的屁股」，最好不要去提及。然而，温家宝偏偏要去提及这场对话，并以之为自己施政的脚注。真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真是人若无耻，不可救药。如果评选「谁是中国脸皮最厚的人」，我想温影帝一定高票当选。
温家宝先生喜欢谈民主，谈正义，谈尊严。我想反问温家宝先生的是：既然你那么热爱民主，你为什么要将昔日的上司赵紫阳先生囚禁至死呢，他唯一的「不合作」就是不同意邓小平集团在「六四」时候开枪杀人，他何错之有呢；既然你那么热爱民主，你为什么将刘晓波和谭作人抓进监狱呢，他们比你更加热爱民主并践行民主，你应该将他们请到中南海来当你的老师才对；既然你那么热爱民主，你为什么那么害怕剑桥的学生向你扔鞋子呢，你为什么不干脆将那双扔上来的鞋子穿在脚上，显示你「有容乃大」胸襟呢；既然你那么热爱民主，你为什么要派遣国保以及国保雇佣的一群少年，来到我家楼下日夜监视呢，我对你们的「两会」等活动毫无兴趣，如果你们不来骚扰我，我甚至连批评的兴趣都没有。
温家宝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有可能是：民主，吾心向往之，但力不能及耳。但是，搬出毛太祖的名言还能继续骗人吗？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长戈培尔说过：「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了真理。」看来，温家宝比戈培尔还要自以为是，他认为，谎言只需要重复两遍就可以成为真理。当年，毛太祖说过一遍；今天，我温憨公再说一遍，就能像大魔咒一样，让全国百姓安安稳稳地充当案板上任人宰割的鱼肉。但是，温家宝忘记了美国总统林肯说过的另一段话：「你可以在某些时间里欺骗所有的人，也可以在所有的时间里欺骗某些人，但你决不能在所有的时间里欺骗所有的人。」
温家宝的座右铭是：「天下事无非是戏，世间人何必认真？」但是，一场民主秀，真可以将衰世装扮成盛世吗？温家宝喜欢引经据典，不知是否读过晚清诗人、思想家龚自珍的《乙丙之际箸议第九》一文？龚自珍是最早对辫子王朝发出盛世危言的先知，他说：「履霜之屩，寒于坚冰；未雨之鸟，戚于飘摇；痹痨之疾，殆于痈疽；将萎之华，惨于槁木。」我担心温家宝先生读不懂这段话，还是将其翻译成白话文吧，这段话的意思是说：「踩着秋霜的人比那正经受着严冬坚冰之寒的人更为恐惧，暴风雨来临前的鸟儿比正在风雨中飘摇的鸟儿心中更加悲戚，麻痹无知的肢体比身体上的痈疮更为可怕，将要凋零的花朵比已经枯槁的枝条更引人伤感。」温家宝先生有没有此种如履薄冰的感受呢？愿不愿意用实际行动来避免即将降临的灾难呢？

 
1.6温家宝为何学不到胡耀邦的真精神？
当年因胡耀邦逝世引发「六四」事件，导致胡耀邦在此后二十多年里成为一个「敏感词」，虽然胡耀邦的敏感程度不及赵紫阳，但他还是基本上从公共空间和历史叙述中消失了。尽管如此，与江泽民和胡锦涛的意愿相反，胡耀邦在民间的声望却越来越高。胡耀邦逝世二十一周年之际，身为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撰写题为《再回兴义忆耀邦》的纪念文章，全文三千多字，刊登在人民日报二版头条的显着位置。这是中国领导人首次在胡耀邦的忌日发表纪念文章，被外界解读为具有特殊的政治意义。这篇四平八稳、空洞无物的文章，被某些海外学者「过度阐释」为胡温连手战胜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保守派、即将启动政治改革的信号。在我看来，此看法谬之千里。在今日的中共党内，究竟谁是保守派呢？我认为，保守派并不是已经衰落的江系，而是掌权的胡温。比如意识形态上的严密控制，比如经济上的国进民退，比起江泽民时代来都是巨大的倒退。此次温家宝撰文纪念胡耀邦，无非是想利用胡耀邦的威望挽回日渐衰微的个人形象罢了。温家宝幻想从胡耀邦身上捞取最后的一点政治资源和民意皈依，跟人们望眼欲穿的政治体制改革毫无关系。
胡耀邦晚年曾经对妻子说，他绝对不入八宝山，这句话表明他对中共体制完全绝望，这其中也包括对温家宝的绝望。一九八七年一月，胡耀邦被免职后，其政治待遇、生活待遇和保卫待遇都要降低规格。香港《明报》后来报道说：「正是温家宝代表中共中央向胡耀邦一家宣布中共高层的有关决定。温家宝的表情相当冷漠，令胡家人十分反感。」胡耀邦在去世之后，鉴于当时的政治形势，邓小平决定低调处理。时任中办主任的温家宝，既是胡耀邦治丧办公室七人小组成员，亦受命起草讣告。温家宝还到胡家宣布中央的有关决定，其表情也一如八七年时的冷漠，全无任何同情的表示，胡家人因此觉得他不近人情。由此可见，温家宝只是一个因循守旧、得过且过的政客。
温家宝缺乏胡耀邦的求真之心
这些年来，关于胡耀邦的出版物中，比较有价值的有两本，一是在中国大陆出版的胡耀邦的女儿满妹所著之《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另一本是在香港出版的李锐、胡绩伟、谢韬等中共改革派元老所著之《胡耀邦与中国政治改革》。前者描述了日常生活和家庭生活中的胡耀邦，一改中国的宣传机构将领导人塑造得「高大全」的传统，将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胡耀邦呈现在读者面前。温家宝离胡耀邦的真精神有多远呢？
身居高位的胡耀邦，最让人敬佩之处就是其求真之心。在如同鲁迅所说的中国源远流长的「瞒和骗」的传统之中，在中共「报喜不报忧」的情报反馈体制之下，「处宫禁之深」的高层领导人，一般无从了解「江湖之远」。领导者要想获得真实的、第一手的信息非常不容易，除非他肯用自己的双脚去丈量那些「老（老区）、少（少数民主地区）、边（边境地区）、贫（贫困地区）」的土地。
胡耀邦是历届中共领导人中下基层最多的人。而且，他从来都是轻车简从，他对身边的人说：「像我们领导干部，包括中央领导干部到下边去，不要那些前呼后拥、戒备森严的做法，也不要组织什么群众迎送。」他外出视察总是尽量避免惊动地方官员，常常一两辆面包车，几个工作人员，就悄无声息地跑上了千里地。
满妹在书中写到一个「首长失踪」的小插曲：一九八五年秋天，胡耀邦在西北视察时，晚上住进一个兵站。大家休息后，秘书来到胡耀邦的房间，发现里面没人了。大家四处寻找，仍然不见踪影。于是，跑到门口问哨兵：「看见总书记出去没有？」哨兵摇摇头说：「没有。」大家继续再找，还是没有人，便又去问哨兵：「看见个小老头出去没有？」哨兵说：「看见了，一个人往那边去了。」大家沿着外边的小路追出去一里多地，在一个只有几户人家的小村子里，看见总书记正盘腿坐在一户人家的炕上，跟一群老汉们正聊得兴高采烈呢。
这样的小插曲是不会发生在温家宝身上的。温家宝也自诩为跑过两千个县，并多次引用郑板桥的「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和白居易的「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冻饥声」来展示自己爱民如子。然而，温家宝到过的地方虽然有可能超过胡耀邦，但他看到的大都是类似于「横店影视基地」那样的布景。有网友透露说，温家宝二次去玉树时，某灾情严重的学校，其废墟本来已经清理，夷为平地，但为了让温站在废墟上讲话，有震灾效果，救援队又连夜将瓦砾石块等运回原址。次日，温家宝做艰难状爬上废墟发表讲话。由此可见，温家宝一边卖力地作这样的表演，一边撰文纪念似乎很真诚地胡耀邦，用圣经的话来说，就是「你口任说恶言，你舌编造诡诈」。（待续）
将自由还给人民，人民才能活得有尊严
在一批党内开明派老人眼中，张显扬认为将胡耀邦下台的根本原因在于「人本思想与党文化的分歧」，杜光则认为胡耀邦是「一位伟大的民主主义者」。满妹在《思念依然无尽》一书中提供了这样一个细节，可以支持上面的结论：八十年代初，「父亲视察内蒙古锡林郭勒时，有人谈到多年来有大量外地人口流入当地，认为是『盲流』，主张『清走』。而父亲认为，人口流动是正常现象；随着农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农业人口流入城市是其必然，政府要做出相应安排，而人为地堵是不对的，也是堵不住的；流动有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发展和城市经济的发展，同时也有利于中小城镇的建设和发展。」
那个时候，当局还在使用「盲流」这个带有强烈的贬义色彩的词语来形容「流动人口」，这是毛泽东时代将农民牢牢固定在土地上的统治思路的延续，即便在大饥荒的年代里，毛泽东亦不惜派出军队和民兵把守各地村庄，不允许农民外出逃荒，其统治手段之暴虐超过了过去任何一个朝代。遗风所及，即便到了八十年代初期，因为中国的宪法中缺乏对公民的迁移自由的保障，官员们仍然将那些背井离乡寻求活路的农民视为「不安定因素」。在此背景下，胡耀邦说的虽然是卑之无甚高论的常识，但这种「将自由还给人民」的想法却相当可贵。不是将自由赐予人民，而是将自由还给人民，因为自由本身就是人民自己的。
与之相比，常常将「去民之患，如除腹心之疾」的名言挂在嘴边的温家宝，倡言「让人民活得尊严」的温家宝，却始终不明白自由与尊严的关系。为什么富士康公司连续出现「十三跳」，为什么这些背井离乡寻找更好的生活的农民工会「自愿」放弃生存权？这究竟是一家血汗工厂，还是一家设置在血汗国家的工厂？深圳市政府秘书长、政府新闻发言人李平居然举重若轻地说：「这是转型期出现的特殊问题。」那么，为什么同样是在转型期，太子党可以一夜暴富，农民工只能跳楼惨死？据李平说，多位中央领导对富士康事件作出了批示。那么，包括温家宝在内的中央领导人的批示究竟是什么内容呢？为什么不敢将这些批示公诸于众呢？这些批示又不关乎所谓的「国家安全」。环顾全球，富士康公司「集中营」式的管理模式以及保安所行使的警察权，只有在中国大陆才能畅通无阻。因为视GDP为统治合法性来源的温家宝，在本质上与郭台铭是一样的：郭台铭控制的不过是服务于富士康等各大工厂的近百万员工，而胡锦涛和温家宝控制的则是十三亿中国人。中国人即便出得了富士康这个小监狱，却出不了中国这个大监狱。
中国人有争取生存权的权利和自由吗？高耀洁、万延海、胡佳三人，并非政治异议人士，只是艾滋病救助人士，却因为揭露中国艾滋病泛滥的真相以及地方政府的玩忽职守，而遭到各种形式的打压与迫害。高耀洁和万延海先后被迫流亡海外，方能畅所欲言；胡佳被关押在狱中，身患重病而不得保外就医。盲人维权者陈光诚，因揭露农村妇女被强迫堕胎的血淋淋的个案，亦被投进监狱并遭致虐待，其妻子和家人长期被监视、骚扰和限制自由。这些个案温家宝不可能不知道，在一次记者会上，有外国记者还向他问及胡佳一案，他虚伪而冷酷地回答说，「此案是依法处理的」。这不是一个愚人国的玩笑吗？中国人连争取生存权的权利和自由都被剥夺了，又如何可以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待续）
改革之难是不改革的理由吗？
温家宝的雄文发表之后，新加坡《联合早报》在一篇题为《改革路漫长，重温胡耀邦》的社论中说：「无论世人如何评判，胡耀邦早已走入历史。包括温家宝在内的人们至今对他尊崇有加，应该与当前改革在一些领域、尤其是政治领域停滞不前有一定的关系。人们希望通过胡耀邦唤起中国曾经具有的改革勇气，但在特殊利益集团无法撼动、改革缺乏共识、举步维艰的当下，重温胡耀邦或许能为改革造些声势，要翻起当年胡耀邦推动真理标准讨论和平反冤假错案那样的改革大浪，恐怕就是一个字：难！」这篇社论的着眼点在于一个「难」字上，但是对于一个具有历史感的政治家来说，政治体制改革即便是「蜀道之难难于上前天」，也要知难而上。因为越早改革，难度越小；越迟改革，难度越大。
胡耀邦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改革者。对于一九七八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他立下了两大功劳：一是发起真理标准大讨论，冲破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二是平反大量冤假错案，开始彻底否定毛泽东发动的「文革」等政治运动。那时，毛的神话尚未破灭，挑战毛和「文革」需要极大的勇气。此后，胡耀邦在一线工作的六年间，大力倡导改革，虽然受到八大元老的干扰而最终功败垂成，但正如他自己所说：「生气勃勃地在前进中犯了错误的人，比那些实际上躺着不动的人要高出一百倍。」更何况所谓的「错误」，乃是八大元老对他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呢？
毫无疑问，改革会遇到各种阻力和困难，但只有改革才能让共产党和中国社会获得「双赢」的结果，而不改革共产党只有死路一条、中国社会亦将陷入长期的动荡之中。如今，中国的经济实力有了较大的增长，国际环境也堪称一个世纪以来最好的时期，改革的条件优于胡耀邦担任总书记的、百废待兴的那些年月。然而，胡锦涛和温家宝根本无意于重启八十年代夭折的政治体制改革。所以，无论是几年前胡锦涛允许中央召开纪念胡耀邦大会，还是如今温家宝发表追忆胡耀邦的文章，都只是「一个苍凉的手势」罢了。记者、作家高瑜在一篇纪念朱厚泽的文章中说：「胡温接班之后，胡耀邦几次被高层纪念、被回忆，胡耀邦简直成为了资源，多方抢夺，都要争当胡耀邦的传人。但是真李逵、假李逵一比武就分出真假来了。」一味作秀、拒绝政治体制改革的温家宝，不就是所谓的「假李逵」之一吗？（待续）
 
1.7温家宝真的「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年轻农民工」吗？
据新华社电，二零一零年六月十四日，在中华民族传统佳节端午节来临之际，温家宝先后来到北京市儿童福利院、西城区富国里小区、地铁六号线平安里站施工工地，看望孤残儿童和城市低保户，了解农贸市场蔬菜供应和价格情况，召开新一代农民工座谈会。在工地的会议室，温家宝与在北京建筑、制造、安保、餐饮服务等行业工作的五十多名年轻农民工代表进行了「交流」。
农民工的「尊严」和「体面」
在这些有幸见到温大青天的农民工「代表」当中，定然不会有上海「钓鱼执法」的受害者、不得不断指明志的孙中界，也不会有河南的「硅肺病」患者、不得不开胸验肺的张海超。这些人的存在本身就「有碍观瞻」，不能入总理大人的法眼。
在座谈中，温家宝说，农民工是当代中国产业工人的主力军，我们的社会财富、高楼大厦都凝聚着你们的辛勤劳动和汗水，你们的劳动是光荣的，应该得到全社会的尊重。要关心农民工、爱护农民工、尊重农民工，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农民工。温家宝还充满感情地说了一句：「政府以及社会各界都应该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年轻农民工。」这是一出多么精彩的大戏啊，导演是温家宝，主演是温家宝，观众也是温家宝。
温家宝的这句话乍一听温暖人心，那些基本权利被剥夺和践踏的农民工们，大概又要山呼万岁了。但仔细一想，这句话却暴露出温家宝潜意识中的「父母官」心态。由于长期浸淫于中国的专制文化传统之中，温家宝并未意识到：政府只是一个公民选择和供养的、为公民提供服务的机构。所有的政府工作人员，包括作为「首席公务员」的国务院总理在内，都是「人民的公仆」。人民才是政府和政府官员的父母，政府和政府官员不能自作主张的充当人民的父母。将作为人民的一部分的「年轻农民工」当作「孩子」看待，这是一种本末倒置的狂妄与傲慢。
就在同一天，中国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王晓初，在日内瓦国际劳工大会上呼吁，国际社会携手促进体面就业，共同应对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王副部长响应温总理之号召，在温总理的「尊严说」传遍大江南北之后，又东施效颦地提出「体面说」，并且将此种「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向外国与会代表作了广泛介绍。他说，中国政府结合国情落实国际劳工组织《全球就业契约》方面有诸多经验，比如为广大劳动者提供基本保障、关注对弱势群体的保护、推动建立和谐的劳动关系、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等等。
既然总理都可以无耻，那么部长的无耻就算不得什么了。王部长侃侃而谈，好像中国是当今劳工权益保障最佳的国度，中国有资格向全世界介绍先进经验。我只是担心王部长的话说得太满，晚上睡觉的时候，富士康公司那些跳楼的农民工们的冤魂上门来找他论理，他还会如此理直气壮吗？这些农民工连命都没有了，哪还有什么「体面」？「体面」是温总理和王部长们的特权。（待续）
查天赐与温云松：一个在地狱，一个在天堂
我又想给温家宝先生提建议了，可惜我提的建议都是温家宝先生不愿听的，所以我当不了南书房行走。我建议温家宝先生见一见那个名叫查天赐的农民工，查天赐比你的儿子温云松更加年轻，你若知道了他那惨绝人寰的遭遇，你会将他当作儿子一样来爱护吗？
查天赐是陕西的一名矿工，在一次煤矿爆炸事故中被炸伤双腿。开始两天，他被安置在矿工宿舍里。到了第三天凌晨，他被一辆人力三轮车拉到公路边扔掉。他一连好几天都在公路旁趴着，幸好有附近好心村民帮助，才不至于饿死。一月的渭南是最冷的时候，平均气温在零下三度左右，靠着一卷破棉被才没有被冻死。几天后，矿主派人来观看，发现他居然还活着，又让人将他弄到十公里外的蒲城县高阳镇的公路旁边。
当查天赐获救之后，记者来到蒲城县医院内三科病房，看到了他那「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由于几个月没有洗澡、刮胡子，加之伤口散发着恶臭，躺在病床上的查天赐已经失去了人形。他的双脚外面裹着两块破烂的塑料布，里面不断地向外溢出血水和脓水。据医生介绍，病人被人送来时病情非常严重，体内严重脱水，两只脚也因为腐烂完全脱落，伤口大面积感染。目前，查天赐双脚从脚腕部向上十五公分的肢体均已坏死，需要作截肢手术。
如果温家宝与查天赐会面，他会想起《金融时报》上那篇题为《中国私募业的「红色贵族」》的报道来吗？那篇报道指出，在中国新兴的私募股权行业，「新天域资本」是最具影响力和最为成功的一家公司。该公司管理数十亿美元的资金，拥有德意志银行、摩根大通、瑞银以及新加坡主权财富基金淡马锡等诸多投资方。它位于北京金融街的金宝大厦的办公室极为低调，在大堂甚至找不到公司的标识牌，只有到了十二层，才会看到门内有一块小小的牌子。这家公司并不需要奢华的办公室，因为它拥有中国最有价值的资产之一：温云松。
《金融时报》指出，温云松和新天域是新一代更为强势的「太子党」的领军人物。这些太子党在中国迅猛发展的私募股权行业占据着主导地位，「通过重组国有资产和为私企提供融资赚取巨额利润」，将削弱中国金融市场的专业化，「给公众更为恶化的中国高层裙带关系、权力无序的形象」。一位因话题敏感而要求匿名的业内人士表示：「以前，这些有『背景』的人的最佳选择是去高薪的西方投行，但现在经济实力已发生了转变。他们跟那些外国人说：『嘿，现在我说了算，手头什么单子都有——所以你们把钱给我，我自己来投资，还要分到大头。』」美国西北大学教授史宗翰指出：「这是一种轻而易举的赚钱之道，人人都愿意因为他们的关系网而支持他们。人人都心甘情愿这样做，以期博得高层领导人的好感。」
温家宝似乎有心对查天赐和温云松一视同仁。按照他的说法，无论是否有血缘关系，每一个农民工都是他的儿子。然而，为什么生活在同样一个新中国，查天赐如同在地狱之中，而温云松如同在天堂之中呢？查天赐是中国公民，温云松也是中国公民，为什么他们的感受会有如天壤之别呢？原因很简单：温云松是丞相的儿子，查天赐是农民的儿子。（待续）
这是一个杀人如草不闻声的时代
日理万机的温家宝当然不会知晓查天赐九死一生的遭遇。查天赐只不过是千千万万像奴隶一样的农民工中微不足道的一个，他毕竟从死亡在线挣扎回来，比他遭遇的一切更可怕的农民工还有很多很多。比如，北京西单建筑工地上的几个农民工，就被搅拌机扫入混凝土之中。数天之后，当他们被发现时，尸体已经成为凝固的混凝土中的「木乃伊」了。温家宝手下的各级官僚没有一个因此「引咎辞职」。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远赴非洲为黑人服务的史怀哲博士说过：「我们必须像敬畏自己的生命意志一样敬畏所有的生命意志。」在中国，却始终未能建立起这种「敬畏生命的伦理学」来。那个黑心矿主下令将被炸断双腿的查天赐像垃圾一样扔掉，他为何毫无怜悯之心地做这种伤天害理之事？仅仅谴责「这一个」黑心矿主是不够的，他只是「血煤」利益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在黑心矿主的背后，还有更加黑心的政府。这个政府从来就不尊重人的生命，当然更不尊重人的自由、尊严和体面。除了官僚之外，谁能在中国「体面」地「活着」呢？中共在二十多年前在首都动用军队屠杀民众和学生，黑心矿主残害几个卑贱的农民工岂不是小巫见大巫？认命吧，查天赐们是不能抱怨一句的，若用名声卓著的中国科学院何祚庥院士的话来说，原因只有一个——「谁让你生在中国呢？」
正如圣经所说：「隐瞒的事，没有不出来被人知道的。」很多人仍然对温家宝抱有一线之希望。其实，很容易找到一个验证温家宝是否诚实的方法：既然温家宝如此深情款款地对农民工们说，我和我的政府要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你们，那么，是不是可以让农民工们也像温云松那样舒舒服服地「活着」？如果说温家宝在惩罚渎职的官员上无能为力，对打破从中央到地方牢牢纠缠的利益集团无从下手，但至少在家里是说一不二的父亲和家长吧？他管理国家力不从心，难道管不好一个家庭吗？既然他如此亲民、如此廉洁、如此真诚，是否可以给温云松下一道命令，让温云松将巧取豪夺的国有资产和民脂民膏拿出来，救济像查天赐、孙中界、张海超这样的农民工？如果可以做到这一点，温家宝就启动了从他一个人开始的「自改革」，即便不能取得全面改革的成功，至少可以证明自己是名副其实的「温青天」。那么，温家宝有没有这样做呢？
温家宝没有这样做。他与其他的掌权者没有根本性的区别。这是一个杀人如草不闻声的时代，这是一个谁的心肠最黑谁就能爬得最高的时代。当媒体上热衷于报道中国民众的幸福指数的时候，我不禁要问：这是温云松的幸福，还是查天赐的幸福？查天赐的苦难与温云松的幸福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当温家宝和他的下属们不停地将「尊严」和「体面」这些美妙的词语挂在嘴边的时候，我不禁要问：这是温云松的「尊严」和「体面」，还是查天赐的「尊严」和「体面」？查天赐的「没有尊严」和「不体面」，甚至失去了「生命权」，与温家宝、温云松们的「尊严」和「体面」之间，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温家宝先生，你愿意回答我的疑问吗？
 
1.8陶兴瑶与阿米尔，谁更有尊严？
洪水退去，我们探头
这苟活的墓园竟成为方舟
从碎裂的镜中，我重认自己的脸孔
——鸿鸿《加萨走廊》
阿米尔，一个在暗无天日的夹层中躲藏二十一年侥幸活下来的四十九岁的伊拉克人；陶兴尧，一个以自焚来抵抗强制拆迁而被烧至重伤的九十二岁的中国老人。这两个人，谁活得更幸福、更有尊严？
阿米尔长达二十一年的穴居生活
据英国媒体报道，萨达姆政权垮台之后，四十九岁的伊拉克男子贾瓦德•阿米尔终于从躲藏二十一年的一道狭窄黑暗的墙壁夹层中走出来。他的第一句话是：「萨达姆真的下台了吗？」萨达姆似乎永远不会下台一样。阿米尔是巴格达的一位居民，二十一年之前，有一次在言语中支持了一名得罪过萨达姆的什叶派牧师，此言行被秘密警察汇报上去后，阿米尔当即被萨达姆下达死刑令。得知风声的阿米尔迅速逃往父母居住的偏远的约巴村。
萨达姆要谁死，谁能活下来呢？一到父母家，阿米尔马上没日没夜地准备避难所，他在父母家两堵很窄的墙中间建造了一个完全封闭的夹层，仅在墙上留下小小的窥视孔，并在墙顶留仅能容一人出入的活板门。当这道活板门关闭之后，这个不到三四平方米的小空间就立即变得伸手不见五指，只有小窥视孔泄漏进一点微弱的光亮。阿米尔还在其中挖了一口小井，建了一条通往屋外的下水道，在这个小室中储藏足够吃上两个月的干粮。随后，他带上一只小收音机从墙顶的活板门爬进去，藏在这个狭小的墙壁夹层中。让他没想到的是，这一藏就是二十一年。当美英联军攻下巴格达时，阿米尔通过收音机得知萨达姆垮台的消息，但他不敢立即出去。又过了几个星期，在确知已经安全之后，他决定告别黑暗岁月，回到阳光下。
骨瘦如柴、脸色苍白的阿米尔告诉记者，在这个夹层中，他天天靠听收音机度日。渴了，就喝从井中吊上来的水；饿了，就啃父母为他准备的干粮。每隔一段时间，父母就从墙顶的活板门上给他吊下食品。据阿米尔回忆，刚开始躲进墙壁夹层中的那几个月，是他最提心吊胆的日子。三天两头有秘密警察光顾父母的家，藏在夹层中的他连大气儿都不敢出。有一次，当他从窥视孔中往外看时，突然看到近在咫尺的墙外，一个陌生人的眼睛也正在瞪着他看。他还以为墙壁的秘密被人发现了，双腿一软，差点跌坐在地上。然而那名显然是秘密警察的陌生访客，只是严厉地盘问了阿米尔的父母几个问题，随后就离开了。
阿米尔突然露面，让约巴村的邻居们大为惊讶。他们怎么也不敢相信，阿米尔原来竟在父母家墙壁的夹层中度过二十一年，直到亲临现场看到那个窄小的黑暗洞天时，他们才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一名邻居说：「这简直就是一个阿拉伯神话！我们一直以为他失踪了，或已经死了，没想到他居然还活着，而且就一直住在我们附近！这实在令人难以相信！」阿米尔的母亲拉姆斯娅•哈迪已经年过七十，在面对记者的采访时十分健谈。她高兴地对记者说：「我的儿子重见天日，对我来说这是最大的喜事，因为这给我的感觉，好像我又重新生了他一次似的。」他们一家感谢美英联军的正义行动，如果没有美英联军摧毁萨达姆政权，就没有阿米尔的重生。尽管大部分伊拉克人都很痛恨萨达姆，但赤手空拳的平民百姓不可能战胜武装到牙齿的军队、共和国卫队以及秘密警察，萨达姆永远都会以「全票」当选。
没有伊拉克战争，就没有阿米尔的新生
我真是难以想象一个人可以在黑暗的夹层中生活二十一年。在这个狭小的夹层里，除了一张小床、一个连着下水道的便桶、一个手电筒、一台老得掉牙的收音机外，就只剩几张阿米尔年轻时的自画像了。从这几张自画像中可以看出，他曾经是个相貌英俊的小伙子；而当他从墙壁夹层中走出来时，则是一副脸色苍白、胡子和头发花白的老头的模样。
阿米尔是不幸的，他在夹层中战战兢兢地虚度了二十一年生命中最宝贵的青春岁月，没有爱情，没有婚姻，没有正常人理所当然享有的阳光和雨露。他比任何一名在监牢中的囚犯都要过得艰难。然而，阿米尔又是幸运的，他的很多同胞被萨达姆的长子乌代扔进狮子笼，或者被萨达姆的次子库塞拿枪对准后脑勺击毙。他毕竟历尽艰辛活了下来，看到了乌代和库赛被美军击毙的下场，也看到了萨达姆被押上绞刑架的那一幕。如今，一说起萨达姆来，阿米尔就恨得咬牙切齿：「这个独裁者毁了我的一生！」
我在电视上看到了阿米尔的笑脸。那笑脸灿烂如阳光。是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喜欢生活在夹层之中、喜欢生活在秘密警察的监视之下、喜欢每天晚上都等待秘密警察来敲门。如果说这也是一种应当「宽容」的「生活方式」，那么我只能请持这样观点的人士亲自去体验。并不是阿米尔自愿的选择，而是一种邪恶的力量，逼迫他不得不生活在如同胶囊一样的夹层之中。所以，对这种邪恶力量的姑息，就是犯罪。一个阿米尔的受苦，就是所有人的受苦；而一个萨达姆式的暴君的灭亡，就是无数阿米尔式的民众的解放。
在伊战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当时的英国首相布莱尔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说：「有一种荒诞的说法：虽然我们爱自由，但别人不爱。认为我们对自由的依恋是我们文化的产物。自由、民主、人权、法治是美国价值或西方价值；而阿富汗妇女满足于塔利班的鞭笞；萨达姆好歹为他的人民所爱戴；米洛舍维奇是塞尔维亚的救主。」布莱尔所嘲讽的那些看法，正是独裁者制造出来的精神麻醉剂，千百年来独裁者用它麻醉了亿万民众的心灵和肉体。独裁者们打着「捍卫传统文化和民族特色」的幌子，用民族主义对抗自由价值。然而，布莱尔掷地有声地驳斥说：「我们所拥有的不是西方价值，它都是人类精神的普遍价值。无论在哪里、在什么时候老百姓拥有机会选择，选择都是相同的：自由，而不是暴政；民主，而不是专政；法治，而不是秘密警察控制。」（待续）
谁逼一辈子拥护共产党的陶兴瑶老人自焚？
当我看到阿米尔饱经风霜的脸上又绽放出孩子般的笑容的时候，在中国的报纸上突然看到另一张可怕的脸庞：这是一张如同被风化的泥塑一样的脸，这张脸上千沟万壑的皱纹比罗中立的油画《父亲》更让人心痛。这张脸庞的主人，是九十二岁的连云港市东海县黄川镇村民陶兴瑶。为抵制强拆，老人与儿子陶惠西共同自焚。拆迁人员见死不救，导致儿子死亡、父亲重伤。这张老人昏迷中的照片是在雪白的病床上拍摄的，高龄加上重伤，老人醒过来的可能性不容乐观。无疑，中国的现实总是比任何艺术作品都要震撼人心，中国的现实总是比我们想象得到的丑恶还要丑恶百倍。
《新京报》记者崔木杨在题为《九十二岁老人自焚背后护子情》的报道中写道，自焚事件发生后，官方发布的消息里，陶氏父子都是脾气暴躁的人。邻居们却说，老人性情温和，是那种逢人就能聊上几句，每天都笑嘻嘻地过日子的人。陶兴瑶老人曾参加过淮海、渡江和金门战役等。老人的小腹上有一巴掌宽的伤疤，是金门战役时留下来。老人最常讲的故事，是肚子上的伤疤由来。他给家人讲，攻打金门的战斗中，他负伤，肠子被炮弹炸了出来，捂着肚子爬到红薯地，捡了一条命。后来他成了战俘，再后来他被交换了回来，可没过几年又被打成右派批斗。
这个细节让我不禁感叹历史的吊诡。陶兴瑶这位一辈子追随共产党的老兵，回顾自己被共产党欺骗、利用然后又抛弃的一生，不知当作何感想？共军攻打金门的战役失败了，如果那一场战役共军胜了又当如何呢？如果金门乃至台湾都被中共占领了，今天的台湾人，还能享有私有产权、选举权等基本人权吗？在中共比国民党还要暴的暴政之下，台湾会涌现出无数像陶兴瑶、唐福珍那样为捍卫私有住宅而不惜以死相拼的民众吗？而陶兴瑶老人当年如果不接受战俘交换而选择留在台湾，又会如何呢？也许二十多年都不能回到故乡，但至少不会在九十二岁高龄的时候再承受烈火焚身及痛失爱子的痛苦。而在今天的中国大陆，有谁能比陶兴瑶更加安全呢？就连陶兴瑶这样一个青年时代受中共的宣传蛊惑而为中共卖命的军人，到了九十二岁高龄的时候，都还要怒发冲冠、赤膊上阵，打这人生中最后的一场、也是最悲壮的一场战争，其他人又焉能幸免于难呢？
昨天是坦克，今天是铲车，何处是尊严？
温家宝的「尊严论」赢得了不少掌声，但在实际生活中，多少中国人连性命都不保，遑论尊严？在成都居民唐福珍自焚之后，温文尔雅的诗人苏小和出离地愤怒了，他以《看哪，大火烧毁女人，铲车碾碎了房子》为题写了一篇评论。他写道：「这一时刻，公民的合法财产变得毫无意义，铲车才是最高裁判，这些巨大的机器像一些怪兽，凶猛碾过我们的家园，像一辆辆野蛮的坦克，如同杀进战场一样，摧毁了我们幸福的客厅和厨房，以及墙上的玻璃、卫生间里洁白的抽水马桶。」是的，铲车和坦克是一路货色。一九八九年的时候，他们就将坦克开上街道，他们就用坦克碾压活人，今天动用铲车又算得了什么呢？这不是他们第一次作恶，也绝对不是最后一次。
那些铲车，那些坦克，是奉谁的命令开出营地的？在前线开动铲车，跟在中南海的办公室里签字，后者的邪恶程度难道低于前者吗？苏小和说：「这个国家养了那么多口口声声为人民服务的高官，事实上他们只要主动纠错，是可以避免很多悲剧的，为什么不去做，难道真的老了么，难道真的是担心自己官位稀薄，不得不明哲保身么。都已经是年近古稀的人了，难道做官比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受到伤害更重要么？不是说要仰望星空么？首先看看你的人民吧！一个仰望星空的人，也要记得低头怜悯你身边的每一个人，要像爱自己一样爱你身边的每一个人。」谁都知道，苏小和说的「那个人」是谁，那个逼得温顺如羔羊的公民们一个接一个地自焚的人是谁。温家宝先生，请不要继续恬不知耻地使用「尊严」这个词，汉语已经被你糟蹋得不成样子了。
这是一个「王八」的天朝（推特上将天朝之「天」字改为「王八」两个字上下拼在一起）。天津宁河县教育局党委书记刘广宝在做拆迁户的「工作」时扬言道：「在英国，你说不拆，任何人不敢拆你的。在中国，你说不拆，肯定把你拆了。我就这一句话，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在全世界牛逼！」是的，你们很牛逼，但你们的牛逼就是百姓的苦难。必须承认，今天中国人的处境比当年萨达姆政权之下的伊拉克人还要糟糕，如果说中国人「站起来了」，那么就是站起来去自焚的那一刻。倘若伊拉克到处都是像中国这样的野蛮拆迁的铲车，假如阿米尔父母的农舍被官府和开发商看中了，那么阿米尔再心灵手巧、再坚韧顽强，他还能继续躲藏在墙壁的夹层之中幸免于难吗？可见，阿米尔已经够不幸的了，但陶兴瑶比他还要不幸。这位年轻时候身经百战的老人，在病床上忍受着大面积烧伤的钻心的疼痛，而且还不知道二儿子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只剩下一具烧焦的尸体，这才是「情何以堪」！
我们的尊严，我们的幸福，绝对不是温家宝先生赐予的。自由、权利、尊严和幸福，需要我们自己去争取和捍卫，从来不会像馅饼一样从天上掉下来，正如布莱尔所言：「我们是为人类不可剥夺的权利而战，为黑人或白人、基督徒或非基督徒、左派或右派，乃至百万不同的人的自由权利而战。自由：在爱和希望中养育家庭的自由、生存并由自己努力获得酬劳的自由、不在恐惧中向任何人下跪的自由、做你自己——在不侵犯别人自由的情况下做你自己的自由。」一个漠视阿米尔和陶兴瑶的悲惨境遇的人，不可能是一个真正热爱自由的人；一个任由萨达姆戕害伊拉克人民、任由中共戕害中国人民的世界，不可能是一个充满公义和慈爱的世界。

 
1.9拂天变而不畏，恤大乱而不知——看温家宝在西南旱灾灾区的言行
云南、贵州、重庆、四川、广西等西南省份大旱，四五千万民众无水可喝。就连云南这样水资源极为丰富的省份，就连四川这样名字中带有河（川）字的省份，都陷入了滴水贵如油的困境之中。这不是天灾，这是人祸，是当局片面追求GDP的增长而造成的自然环境的急剧恶化，中国越来越像非洲了。
在中国历史上，每当遇到水旱、地震等灾害，皇帝们会到天坛举行盛大的祭祀活动，祈求上帝赐予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甚至下罪己诏自责。而中共领袖们的分工是井然有序的：作为党魁的毛泽东和胡锦涛，一般都躲在中南海里大笔批示；而作为在第一线工作的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和温家宝，则赶赴灾区视察，深入民间，了解民情。这并不能说明周恩来、温家宝比毛泽东、胡锦涛好心或亲民，而是各司其职：皇帝做皇帝的事情，首辅做首辅的事情。
一个村庄的命运被改变了，整个灾区的命运呢？
此次西南地区旱灾，温家宝三赴灾区，灾区人民比盼望下雨还要盼这位「人民的好总理」的莅临。《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王婧从广西东兰发回了题为《广西：温总理治旱》的专稿。这篇报道特别描述了温家宝视察前后东兰县巴造村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离温家宝来东兰还有十天的时候，当地官员便开始精心准备，所谓的「准备」，也就是营造旱情并不严重、官民一体斗志高之类的假象。三石镇副镇长黄遥说：「各级干部都特别紧张，几天几夜没合眼……你知道领导重视到什么程度吗？我们准备了一个向总理汇报用的东兰县全县抗旱示意图，需要摆放在巴造村村委会门口。在一天之内，就有不同级别的四个领导先后对摆放方式和位置提出了四种不同的意见。」经过如此周密的布置，温家宝还能看到什么真相呢？他当然知道自己看到只是舞台布景，但他不会戳破这层窗户纸，他与基层官员之间早已达成了最大的默契。一旦说破，整个谎言帝国也就崩溃了。
温家宝走的是一条金子之路。温家宝离开之后，巴造村的村民们确实有福了：共三千多米崭新的输水管网架在了巴造村，将一里外的水引到每家每户。三石镇办公室主任陆锋说：「现在各地都被要求上报项目。我们这个作为样板工程，应该是最快批下来的。」根据《东兰县抗旱减灾工作情况汇报》显示，总理带来的实惠还包括，上马水利项目四批一百五十六个，做到开工竣工率百分之一百、配套资金到位率百分之一百，组织实施总投资达两千多万元的库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让其他地方望眼欲穿的一系列好处，可以说是瞬间降临，难怪人们盼星星盼月亮地巴望总理大人亲临现场——当地村民黄妈秋感激涕零地说：「温总理是巴造村的贵人，给我们送来了及时雨。」
看来，总理毕竟不是常人，即便天公仍不下雨，只要总理来了，一切都会改变的。看来，温家宝并非人们嘲讽的「温秀秀」，他还是可以做点实事的。当年，毛泽东谦虚地对来访的美国总统尼克松说，我并没有改变世界，我所能改变的也就是北京的几条街道而已；今天，温家宝也可以谦虚地对全世界说，我虽然不能让中国人民全都站起来，但我至少可以让一个村子里的居民有水喝。总理屈尊来做村长的工作，这也是一种事必躬亲、无微不至的「爱心」，对于一个「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青天大老爷，谁还能忍心批评呢？
然而，就连《中国新闻周刊》的记者也忍不住在标题下面写了一句绵里藏针的评论：「在广西，一个被温总理改变了旱情的乡村颇为幸运。而它背后是整个自治区的旱情仍在不断持续、加重。」不仅是广西，整个西南五省的灾民已经接近一亿人，其中饮水困难的差不多有三分之一。温家宝改变了一个巴造村的状况，如何改变整个西南五省的灾情呢？皱几下眉头，捡几块泥土，训几个官僚，少喝一杯茶，多说几句贴心话，就能拯救日益弥漫的旱情吗？（待续）

中国百姓的青天情结与奴隶人格
温家宝在东兰县旱区走访了一天之后，拟了一副对联：「山清水秀生态美，人杰地灵气象新」，横批是「日新月异」。下级官员们领悟，原来总理是让我们打造「环保县」啊，真是高瞻远瞩。在灾区百姓嗓子干燥如火的时刻，总理大人居然有心思吟诗作赋，可见其才高八斗。这副对联让我想起温家宝在四川地震灾区的小学课堂上亲笔写下的「多难兴邦」四个字。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百姓的灾难怎么就成了大人物们勃然兴起的代价？我还想起一个深情歌颂「中国站起来」的无耻文人说过，四十万在奴隶工厂中因工伤而残疾的农民工，将他们的身体「奉献」给了中国的崛起。人家又不是自愿，凭什么不由分说地「代表」人家「奉献」呢？这个自称「站在底层」的家伙，为什么不将自己的双腿和双脚统统奉献出来呢？温家宝的这副对联不知又要感动多少余秋雨式的帮闲了。但我要反问的是：既然此地山清水秀、人杰地灵，总理大人为何不将自己的家从中南海般到这里来呢？面对如此秀美之风景，必定能够日吟唐诗三百首。
温家宝的对联充其量也就是乡间秀才的水平，文从字顺而已。没有毛太祖「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霸气，也没有周忠肃公「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纯真。在老百姓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作为总理，温家宝最需要做的，并不是写对联、留墨宝，而是思考这不是天灾而是人祸的大旱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又如何才能预防之。正是这些年来地方政府为了显示政绩，为了提升GDP，不顾生态平衡与环境保护，大肆修建电站和水库，才造成了集中中国水资源百分之七十的西南五省居然发生亘古未有之旱灾。连湄公河流域的几个下游国家也纷纷抗议中国以邻为壑的做法。所以，此时此刻，温家宝最需要做的，不是诗兴大发，不是滴几串眼泪（除非他的眼泪流成长江黄河，彻底解决西南五省的旱情），而是深刻检讨当局大建大坝政策的失误，向民众道歉，向自然低头。
话又说回来，并不是民众选举出来的温家宝，哪里有向民众道歉的素质呢？任何一场灾难，都会成为他搔首弄姿、展示演技的好机会。《中国新闻周刊》记录了当地一名七十六岁的居民黄妈秋的一句感叹——「我有福气啊，这么大的年龄还能够见到总理。」黄妈秋一脸幸福，「总理来了以后，好多困难都解决了。」彷佛为了见到总理一面，不惜自己受灾一般，这就是中国人的优良素质吗？难怪山东作协副主席王兆山要代那些死于地震的孩子立言说「纵做鬼，也幸福」了。
在我看来，黄氏的这句话是当下中国人精神状态最真实的写照。那些有可能当面质问和批评总理大人的危险人物，早被地方官员「和谐」掉了。当地的官员们在十天前就反复梳理和甄别，凡是忤逆不孝者都赶到戒严线之外去，剩下来的那些可能与总理打照面的居民，无不是真心爱戴总理的顺民。顺民们最大的福气，不是过上有尊严的生活，乃是见到从北京来的大人物，就好像见到观音菩萨和财神爷一样。在此意义上，温家宝之所以成为温家宝，就是有这么多痴迷于青天大老爷的民众；共产党之所以作威作福至今，就是有这么多「奴在心者」的国人安于被奴役的命运。（待续）
总理不喝茶，我们被喝茶
以表演艺术而论，在中共的历届总理中，直追周恩来的，大概就算温家宝了。自己也没有想到突然黄袍加身的江泽民，也很喜欢演戏，不过他像是话剧演员，举手投足都过于矫情，不如温家宝那种自然朴实的演出风格更受欢迎。新华社在一篇报道中说，温家宝来到重灾区云南省陆良县芳华镇狮子口村的时候，拔起一棵大麦，看到麦穗干瘪，顿时「眉头紧锁，神情凝重」。在干涸见地的水库，他「弯腰捡起一个蚌壳，沉默良久」。
更加「催人泪下」的一幕，发生在师宗县葵山镇大麦地村：七十四岁的村民王顺生在水窖打水，温家宝亲自拎起绳子打上一桶。温家宝比王顺生年轻好几岁，长期养尊处优，自然比披星戴月的老农民更可老当益壮。在院子里，王顺生的老伴起身给总理倒茶，温家宝微笑着婉拒：「我们不能喝你们的水，运来一点水不容易。」
连茶水都不喝一口，自律之严，宛如圣人。如此贴心的话儿，亿万「屁民」岂不泪如雨下、永生铭记？我想，这篇报道今后一定会被选入小学语文课本，与周恩来的衬衣、朱德的扁担和毛泽东在大饥荒年代里不吃红烧肉的规定等故事相映生辉，且代代相传，甚至比钻石还要恒久远。但是，温家宝不喝茶，灾区的数千万民众难道就有茶喝了吗？正如毛泽东假惺惺地宣布不吃红烧肉，那些被他的暴政饿死的数千万民众就能起死回生吗？
温家宝另一番更有意思的话，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他说：「面对旱灾，政府的支持固然重要，但群众的努力更重要。」换言之，当你们交税的时候，不能忘了对政府的义务；当你们遇到灾难的时候，不要寄希望于政府，而要自力更生。那么，老百姓凭什么要缴税给一个不愿承担任何责任、不愿提供最基本的公共服务政府呢？那么，你这个自称日理万机的总理，除了演戏之外，还在做些什么呢？清末大厦将倾，康有为在给光绪皇帝的上书中发出「拂天变而不畏，恤大乱而不知」的警告，这样的警告同样适用于今天的温家宝。
温家宝在「不喝茶」这一中的演技，让奥斯卡奖和金马奖的影帝们都甘拜下风，他才是实至名归的世界第一影帝啊。关于喝茶，另一些中国人有迥然不同的体验：据独立作家冉云飞的不完全统计，「两会」期间「被喝茶」的异议人士、维权人士、宗教人士等超过两百人。美联社专门作了一篇关于中国的「被喝茶党」的报道，美国有反对奥巴马的社会主义政策、捍卫立国之初的基本价值的「茶党」，中国却有为了捍卫公民的基本人权而遭到国宝警察骚扰的「被喝茶党」。是的，温家宝可以拒绝老百姓献给他的那杯粗茶，民间维权人士却不能拒绝「中国的盖世太保」邀请共饮的那杯苦茶。
如果说影帝的尊严在于不喝百姓的茶，如同共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的「不拿老百姓一针一线」；那么，中国的人权捍卫者的尊严在哪里呢？在于被迫喝国保警察的茶，如同圣经中所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待续）
 
1.10当总理，还是当地质专家？
——评温家宝在江西、湖南水灾灾区的言行
哪里有了灾情，哪里就会出现总理温家宝奔波的脚踪。比起李鹏和朱镕基两届前任来，温家宝跑基层最勤，在发生自然灾害时反应最迅速，看到底层民众的苦难时表现得最有情感。中国老百姓的性情是最驯良的，他们最能体谅政府的「难处」，官员们尤其是总理大人只要稍稍表现得有几许人性，吞没便不吝给予最高的赞美，视为青天转世、救星降临。于是，温家宝便成为自周恩来以后名望最高的总理，甚至有人将周温并列。二零一零年入夏以来，中国各地自然灾害频发，温家宝风雨兼程的身影又出现在各大媒体的显要位置。记者们撰写的新闻特写一篇比一篇煽情，不仅凸显政府首脑亲自出现在抗灾第一线，而且反复渲染温家宝的「科学家」身份，似乎总理一到，便可雨过天晴、药到病除，灾民顿时获得新生、从此过上幸福生活。
在今天的中国，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都不单单是「自然」原因。中共建政以来的许多「天灾」，多半有「人祸」的因素。靠「工程师治国」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式，靠地质学家的「单向度」思维，最终是抱薪救火、弄巧成拙。此时此刻，温家宝需要做的，不是「变脸」当地质学家，而是以大国总理的胸襟与智慧，开启政治体制改革之「窄门」，推进人权、民主与法治的进程。
如今的「自然灾害」非地质学家所能解决
温家宝在湖南宁乡县峨山大坝考察防汛抗洪工作的途中，随机在一个村子旁边停下车来，巧遇了当地官员没有安排会见的一名村民。这个名叫陈凯旋的中年汉子对温家宝说，前几天下大雨，他们福泉村附近塌陷出一个大坑。大家都提心吊胆。
温家宝说：「你反映的是一个大事情，涉及到群众的生命安全。」
其他受灾群众都围上来反映说：「我们那的学校都塌掉了。」
温家宝让陈凯旋带他去现场看看。当地官员试图劝说温家宝不要去现场，汇报说「已经制定了安置方案，群众也安全转移，请总理放心」。然而，当陈凯旋带温家宝来到一个直径近五十米、深三十多米的大陷坑面前的时候，现场却触目惊心：大坑边缘的民房由于塌陷只剩下一半，大坑周围只是草草地用竹竿围着。可见当地官员对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漠然处之。温家宝不顾工作人员的劝阻，跨过竹竿走到坑边低头察看。脚下松软的土地随时都有再次塌陷的可能，大家都十分担心，但温家宝并不在意。
温家宝不畏危险、身临其境，本是首席公务员应尽之职责。但与玩忽职守、素餐尸位的下属官僚一比，「应该做的本分」却成了一种「可望不可及的崇高」。记者还写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
就要离开时，突然一位妇女在不远处哭了起来。
温家宝：别叫她哭，叫她找我来，没关系。
她是一个塌陷重灾户，希望政府能重视理赔问题。她递给总理一张纸条。温总理认真地看了起来。
温家宝：你这上写着了：「我们每天日思夜想的，要是中央领导同志亲自来看看，那该多好啊！」我不是来了吗？意思我懂了，你的心情我很理解。我又给他们加上一项任务，我们一定不让受灾的群众在经济上再遭受更大的损失。
看来，温家宝在民众心目中就像是一个悬壶济世的活神仙，当人民对党和政府绝望的时候，却对温家宝抱有一线之希望。但是这种对人的希望，是典型的人治社会的特征。且不说温家宝是否真的当得起这番希望，即便他真有青天的质量与能力，法治社会和民主社会的远景就能由此呼之欲出吗？对此，就连《新京报》亦发表题为《不做总理「向导」的陈凯旋能否「凯旋」？》的文章，质疑说：「假如总理不是随机停车，陈凯旋能有幸面向总理反映情况吗？假如总理不是平易近人，陈凯旋能有幸当向导直达问题现场吗？」
而这个名叫陈凯旋的农民在给温家宝带路之后，深夜十二点镇上的干部前来敲门，将他的门都砸烂了，他一溜烟从后门跑掉了。在各方面的压力之下，他「以前说话大嗓门，现在说话低三下四，还四下张望」。陈凯旋回忆说，就在他将温家宝带往大坑的路上，曾先后两次有人在背后拽他的衣服。在总理视察坍塌现场时，有一个穿衬衣的中年人低声对他说，你把总理带到这里，今后你没好日子过。还有一名穿警服的人也凑过来，说了同样的话。他们是什么人呢，居然当场威胁恐吓这个纯朴的农民？
那么，温家宝拿出了什么解决方案来呢？听了村民们的介绍后，他沉思片刻说：「因为我多少也是一个内行。几级领导都在这里，我们定下几件事，好吗？要组成专家组，圈定塌陷区范围。要迅速转移塌陷区内群众，决不能发生人员伤亡，要妥善安排群众生产生活。这几件事情必须马上做。」对于温家宝的决策，《新京报》上的这篇评论称赞说：「温总理的现场办公决策，既体现了对民众生命财产的关爱，又体现出科学专业的水平，理所当然赢得了村民的热烈欢迎。」
我却无论如何都看不出这几句话体现出何种「科学专业的水平」。当地地表坍陷的情况，连没有受过专业的地质教育的普通百姓都知道，与当地官商勾结、疯狂采煤的行径有必然的关联。温家宝是学地质出身的，常常以「内行」自诩，却对村民反映的「附近煤矿采煤导致沉陷」的控诉不作响应，反倒是默认当地官员强调的「当地处于地质沉沦区」的解释，这是科学的态度吗？以高能耗维持经济增长，煤矿遂成为「血煤」；「血煤」吞噬人的生命，却又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动力。如此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乃纠结成一个制度性的死结，若无大的政治智慧，根本无法解决之。（待续）

 
1.11欲练神功，挥刀自宫
——温家宝及历届中办主任的荣辱升黜
中共中央办公厅，简称中办，是直属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办事机构。中央办公厅的职能范围，往往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政治局的情况而变化，主要负责中央主要领导人的秘书、后勤等工作，理论上没有直接参与党和政府高层事务的职权。但由于办公厅历来直接负责包括领导人医疗、保安、通信、档案等日常事务的组织，其实际影响力往往远远超过其名义上的范围。
中央办公厅的负责人称中央办公厅主任，虽然名义上只掌管秘书后勤等非政治性工作，实际上政治人物在出任此要职之后，由于近距离接触最高领导人并掌握一系列政党国家机要，不但是最高领导人的亲信，而且往往之后被提升到政治局常委或政治局委员，步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行列。但是，「伴君如伴虎」，这一职位堪称「高处不胜寒」，非有超凡的政治权谋及平衡能力，不足以应付此职位面临的种种挑战。一般而言，担任过此职务，锋芒会被磨平，人性会受戕害，此职位上很难诞生有魄力和远见的改革家。
表面上看，由中办主任升迁到最高职务——国家主席的，是杨尚昆。文革前长期担任中办主任的杨尚昆，是中共政坛的「常青树」，文革结束后复出，继续掌握实权。一九八八年，升任国家主席，成为名义上的国家元首。但杨尚昆并非政治局常委，在元老中的影响力亦次于邓小平、陈云。所以，真正由中办主任跃升最高职位的，是现任国务院总理、中国第二号人物温家宝。温家宝在一九八六年年四月至一九九三年三月间任中办主任七年之久，虽然不是任期最长的（从中共建政之后算起，杨尚昆任此职长达十六年，汪东兴任此职长达十三年，王刚任此职长达八年，都比温家宝的任期长），但温家宝是唯一一位经历了三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的办公厅主任。所以，要了解温家宝为何能够成为当代政坛上的「不倒翁」，进而判断温家宝是否真的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意愿，就必须追溯中办这一机构的渊源、性质以及历届中办主任的荣辱成败。（待续）
中办的历史与首任中办主任杨尚昆的起起落落
一九四一年前，中共党内没有办公厅这一机构建制。一九二三年，中共三大决定在中央设立秘书一职，毛泽东为秘书，罗章龙为会计，负责中央日常工作。一九二六年，在中共四届三中全会上，决定成立中央秘书处，第一任秘书长为王若飞。长征时，中央秘书处事实上已经不存在了。直到一九三五年，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会议才决定恢复中央秘书处，直接受中央秘书长张文彬的领导，王首道成为秘书处的第一任处长。
一九四一年，中共中央决定由任弼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任弼时提议由杨尚昆接手中央书记处办公厅主任的职务。杨尚昆为留苏派背景，此前从事共青团和工运方面的工作，此一背景本来难以进入毛共之核心层。但在长征时期，杨出任红三军团政委，在遵义会议上力挺毛泽东执掌军政大权，从此便深受毛之信任。延安时期，杨尚昆除了担任中办主任之外，还兼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央外事组副组长、中央警卫司令员、中央副秘书长等要职，辅助周恩来处理日常政务，俨然是毛泽东的一员心腹大将。
一九四九年之后，杨尚昆历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副秘书长，兼任中央军委秘书长、中直机关党委书记等显赫职位。虽然他不是政治局委员，但因为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其权力却较一般的政治局委员要大。文革前夕，杨尚昆因倾向于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保守的官僚集团，逐渐失去了毛的信任。毛泽东行事诡秘，对讲话记录一向敏感。而作为中办主任的杨尚昆，又不得不负责记录和传达毛的讲话，因此从五十年代初便开始在毛的住处和专列上安装录音设备。有一次，录音员跟毛的女友开玩笑，说从录音中听到了毛与女友的打情骂俏。毛的女友向毛汇报此事，毛勃然大怒，认为杨尚昆及其背后的刘邓一线官员对自己图谋不轨，遂决定将杨打倒。于是，杨尚昆不由自主地身陷「彭（德怀）、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成为文革前夕第一批被打倒的高级官员，之后被撤销一切职务，监禁十二年之久。
文革结束之后，杨尚昆获得平反，先是出任广东省委书记，然后重返中枢。八十年代，先后任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等职。一九八八年，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以国家元首的身份出现在外交和礼仪的场合。更为重要的是，当时杨尚昆是元老帮与在一线工作的政治局之间的一道桥梁，虽然他不具有重大政策的最终决定权，却对各派系都有重大之影响力。杨尚昆精于权术，胡耀邦和赵紫阳两任总书记下台，他都未被波及。相反，因为见风使舵地支持邓小平「六四」开枪和罢黜赵紫阳的决定，其权力在「六四」之后达致顶峰。杨尚昆利用担任军委秘书长的堂弟杨白冰控制军方，外界传为「杨家将」。杨氏兄弟根本不把新任总书记和军委主席江泽民放在眼里，擅自拟定军方高官的名单，与江的矛盾激化。结果，老谋深算的杨尚昆被江告了御状，邓小平亦忌惮杨家势力的膨胀，要确保中央「只有一个当家的」的权力结构，终于动手清洗「杨家将」在军界的势力。杨尚昆和杨白冰兄弟被迫退休，失去了所有的权力。
揭露萨斯真相的军医蒋彦永平，在一封呼吁平反「六四」的信件中写道：「一九九八年我曾到杨尚昆同志家去，向他汇报我去台湾访问的情况，我谈了堂兄蒋彦士对两岸统一的一些看法。随后我告诉他，我是在六四时负责处理送到301医院来的伤员的外科主任，问他是否愿意听听我的意见。他表示愿意听，我就把我的所见如实告诉了他，还把我一九九八年写给中央领导的信给了他。杨表示，六四事件是我党历史上犯下的最严重的错误，现在他已无力去纠正，但将来是一定会得到纠正的。」可见，失势的杨尚昆晚年对「六四」屠杀还是有一定的反思的，但他是否对自己的一生、以及中共整个制度的吃人本质有所反省和忏悔，则不得而知。杨尚昆与汪东兴一样，在各自担任中办主任期间，分别见证了毛时代前半期与后半期最隐秘的政治运作，杨尚昆是否留下文字记录，亦有待日后档案的解密。
关于蒋彦永信件中谈及的与杨尚昆的谈话，杨尚昆的儿子杨绍明公开予以否认，说「六四」期间蒋彦永医生并未为杨尚昆看病，杨尚昆也没有向蒋表达过对「六四」的看法。然而，杨绍明的这一否认根本是不成立的。蒋彦永说他与杨尚昆的会见是在一九九八年，并非「六四」期间，蒋彦永与杨尚昆的见面，相信未来可以找出更多的证人来。杨绍明拚命否认此事实，恰恰表明了高干子弟需要父辈荫蔽、屈从体制的可悲处境。杨尚昆一生不得自由，连他的儿子亦不得自由。可见，做过中办主任的人，「一日为奴，终身为奴」。（待续）
历届中办主任的飞升与陨落
中办主任掌握中央决策流程，政治局常委及党内元老日常生活交往及工作动态，以至他们对内政外交重大政策的意见，所以这里既是信息汇总中心，也是信息传递中心，可以说「牵一发而动全身」。历届中办主任，在中办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均能获得升迁，但是否仕途顺利、甚至入主中枢，则由天时、地利、人和等诸多因素所决定。
一九六五年，杨尚昆在毛泽东那里失宠，被逐出中南海。不久，汪东兴继任中办主任一职。延安时期，汪东兴在康生领导下的社会部工作，后来任中央直属队司令部副参谋长，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处副处长兼警卫处处长等职，是毛泽东的贴身侍从。五十年代，汪东兴曾任政务院秘书厅副主任兼警卫处处长、公安部副部长，并短暂外放为江西省副省长。一九六八年起，他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兼中央警卫局局长、总参谋部警卫局局长等职，一时间权倾朝野。
汪东兴对毛泽东忠心耿耿，宛如私人奴仆，而非高级公务员。即便如此，心思缜密的毛，仍然让汪琢磨不透。比如，林彪派系在庐山提出恢复国家主席的职位，并批判张春桥。汪以为这是毛的意思，一开始积极响应。后来发现毛的真实意图，汪这才如丧考妣，跪在毛的面前痛哭流涕，请求宽恕。文革后期，刘邓及林彪等多个派系均被毛打倒，汪东兴成为最大的受益者之一，一九七七年升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俨然是仅次于华国锋的第二号人物。汪东兴等文革受益者，将自己的命运与华国锋紧紧捆绑在一起，但其资历与资源却不足以与邓小平、陈云等复出的元老相抗衡。等到邓小平扳倒华国锋之后，汪东兴亦不能幸免，成为受到批判的「凡是派」，一九八零年被免除或提请免除所担负的党和国家领导职务。据海外媒体报道，中央曾强迫汪东兴交出其私自保存的毛泽东的遗嘱，毛在遗嘱中明确规定由江青担任党主席。汪东兴掌握了毛时代后期的若干核心机密，但在其近期出版的回忆录中，基本上没有披露出什么有价值的史料。
文革结束后，出任中办主任的是姚依林，其任期从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二年。姚依林是「一二?九」学生运动的策划者之一，是中共在北方学运的领袖。一九四九年之后，他长期在国务院的财贸部门担任领导工作，是中共少有的财经专家之一。在任中办主任期间，姚依林亦兼任新组建的财政经济委员会秘书长，在经济政策方面享有较大的发言权。后来，他升任至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常务副总理。由于深受陈云的影响，姚依林在意识形态上属于保守派，是反对胡、赵改革政策的干将。
姚依林之后的中办主任是胡启立。胡启立毕业于北京大学，曾任北京大学党委常委、团委书记、全国学生联合会主席、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等职。文革期间，被下放「五七」干校劳动。一九七二年，重新从基层干起，先后任中共宁夏自治区西吉县委副书记、固原地委副书记、自治区党委办公厅主任。文革后，短暂回共青团系统工作之后，迅速升任天津市委书记、市长。一九八二年至一九八七年，刚满四十岁的胡启立即升任中办主任，中央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委员。
当时，胡启立是海内外舆论普遍看好的政治新星。一九八七年至一九八九年，任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他是那一届政治局中最年轻的成员，亦是赵紫阳名正言顺的接班人。六四之后，他因同情学生、反对开枪镇压，而被免职，不过其境况好于赵紫阳。九十年代中期，胡启立屈辱地接受了机械电子工业部副部长的职位，而得以复出。后任电子工业部部长及政协副主席，二零零三年退休。迄今为止，胡启立不曾对「六四」事件及政治体制改革发表过任何看法。
胡启立之后，于一九八三年至一九八四年间短暂担任中办主任的是乔石。乔石早年也是学生运动领袖，后来在上海和浙江的高校及宣传部门工作。六十年代起在外联部工作，一直升任部长。任中办主任后不久，即升任组织部部长、政法委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然后继续高升为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乔石顺利经过了「六四」的「考验」，之后转任人大委员长，为仅次于江泽民、李鹏的第三号人物。
乔石之后任中办主任的是王兆国，于一九八四年至一九八六年间任此职。王兆国被认为是胡耀邦亲自挑选和培养的接班人，他的年龄与胡温接近，但在当时的地位远远高于胡温。胡耀邦下台之后，王兆国的仕途亦受到重大挫折，被外调为福建省省长。二零零二年，他进入政治局，但已经失去了掌握实权的可能，被安排担任人大第一副委员长和全国总工会主席等闲职，是政治局中的边缘人物。
王兆国之后、曾庆红之前的中办主任就是温家宝，温家宝的情形稍后再谈。接着说曾庆红，出身高干家庭的曾庆红，先后在部队和石油部门工作，一九八四年开始任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部长、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市委副书记，并成为江泽民言对其听计从的左右手。「六四」之后，江泽民突然黄袍加身，曾庆红亦北上出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一九九三年至一九九九年升任中办主任。在此期间，曾庆红为江泽民巩固和拓展权力，完成「上海帮」在中央的布局立下了汗马功劳。之后，曾庆红迅速升任至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并于二零零七年退休。
曾庆红的继任者为名不见经传的王刚。王刚任中办主任的时间为一九九九年至二零零七年。王刚毕业于吉林大学哲学系，是宣传干事出身，多年来在地方及部委担任秘书，基本上算是一个「职业秘书」。他是一名派系色彩不十分强烈的中办主任，得以在江、胡权力转移的几年间发挥某种过渡作用。待胡锦涛权力巩固，需要由亲信令计划担任此职的时候，王刚则被安慰性地给予政协第一副主席的职位。虽然这个职位也算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却远离了权力核心。
现任中办主任为多年跟随胡锦涛的令计划。五十出头的令计划，为山西平陆人，普通干部家庭出身，年轻时曾经下乡种田，当过印刷工人，大学和硕士学历都靠在职进修。早年公职生涯几乎都在共青团度过，因办事勤快稳重而被提拔到北京。在一次人事异动中，成为当时共青团第一副书记胡锦涛的秘书。此后，除了胡锦涛在贵州、西藏时期，令计划都在其身边工作。胡锦涛担任总书记之后，令计划更是跟随在鞍前马后。有海外媒体评论说：「令计划对时局有一定看法，能写一手文章，一些相处过的人，也称他待人和善。他的党内威望没有超过前辈，甚至没有传出和他有关的任何政治野心。令计划的影响力，和他的前几任比较，也更回归于制度。」确实，以令计划现在的地位和发展趋势，很难如同其前任温家宝、曾庆红一样，晋升为政治局常委，对政局发生举足轻重的影响。（待续）
温家宝只是一个平庸的技术官僚
中共的中办主任一职，类似于古代专门为皇帝服务的「尚书省」，因而也被称为是「大内总管」。中办主任的职权相当广泛，除了为最高领导人安排日程、保管档案等秘书工作，还负责全体政治局常委的安全、警卫、保健、保密，承担部份文件起草，为决策搜集重要信息，催办落实中央指示和领导人批示等。负责中共领导人安全警卫的8341部队，也由中央办公厅直接指挥。毛泽东去世之后，当时任中办主任的汪东兴，便利用这一职权，在华国锋和叶剑英的支持下，亲自率领中央警备团的士兵逮捕江青等四人帮，以宫廷政变的方式，快刀斩乱麻地完成了权力转移，甚至扭转了整个国家的发展方向。
中共独特的政治体制，很难在西方国家找到类似中办主任这样的职位。比如，在美国行政分支中，有白宫幕僚长一职，但其权力远远不如中办主任。而且，白宫幕僚长不是总统的私人奴仆，如果与总统政见发生严重分歧，一般都会选择辞职，获得自由身之后往往着书批评总统的政策，甚至揭露白宫之内幕。总统虽然权力巨大，却也对此无可奈何。此种情形在美国历史上层出不穷。由此可见，白宫幕僚长拿的是纳税人给予的薪水，他宣誓忠诚于国家，却并非总统个人或总统所在政党的雇员。
武侠小说中常常有此细节：「欲练神功，挥刀自宫。」而要当上中办主任，差不多也要「挥刀自宫」。中办主任一职，最大的要求便是忠诚。作为最高统治者，一般都乐于安排自己的心腹出任此职，方能如臂使指，比如毛泽东与汪东兴、江泽民与曾庆红、胡锦涛与令计划之间关系，均是如此。汪东兴虽然一举逮捕四人帮集团，违背了毛生前的意愿，但若毛在世，他绝对不敢对毛有二心。其他一些中办主任，也大都有浓厚的派系色彩，如王兆国是胡耀邦提拔的人、胡启立是赵紫阳提拔的人，所以当胡赵下台之后，两人的仕途均受到沉重打击，未能按照原来的计划成为最高职务的接班人。
另外一些中办主任，如乔石、温家宝、王刚，则没有太强的派系色彩，属于谨小慎微的技术官僚。这类人物的权力根基较浅，尤其需要如履薄冰的心态和审时度势的智慧，在政局发生不变的时候，才能保证不会站错队。比如，乔石在「六四」期间，一开始态度暧昧，待形势明朗之后，立即向邓小平集团效忠，并加入到谴责有长期共事关系的赵紫阳的行列，终于保全了自己在政治局中的地位，并得以转任人大委员长。比如，王刚担任中办主任八年，前期是江泽民当权，王刚的上面是刚刚卸下此职、升任政治局常委和国家副主席的曾庆红，曾庆红虽然不再担任此职，却对许多事务具有最终之决定权，王刚必须看曾庆红的眼色行事；而后半期则是胡锦涛当权，胡锦涛最信任的是胡办主任、中办副主任令计划，令计划在职务上虽然是王刚的副手，但与胡锦涛的关系远比王刚亲密，所以王刚不得不对令计划「不耻下问」。在此种情形下，王刚能够完成长达八年的任期，殊为不易。
温家宝更是如此，他从一个平民子弟、地质部门的基层技术员，一路升到中办主任的显要位置上，绝非偶然。王刚面对的是江、胡交班的局势，此一过程虽然充满了讨价还价的内斗，但毕竟没有「破局」。而温家宝服务的两届总书记胡耀邦和赵紫阳均非正常卸职，赵紫阳更是由总书记而成为被幽禁至死的「国家的敌人」。其间真是惊涛骇浪，稍有不慎，便被淘汰出局。温家宝对两名曾经朝夕相处的「东家」的遭遇，有何感喟？至今仍然「不足为外人道也」。不过，温家宝能够做到既不受胡耀邦之牵连，又不受赵紫阳之拖累，且得到此前并无直接来往的江泽民之信任，如果不是具有超凡的官场生存术，根本不可能做到以「三朝元老」的身份「更进一步」。
对比王兆国和胡启立的遭遇，便越发可以看出温家宝深味「太极拳」的奥妙，是一个绵里藏针、大智若愚的权术高手。温家宝深知究竟是谁掌握着最高权力，比如八十年代的总书记胡耀邦和赵紫阳都只是「儿皇帝」，所以他表面上是为胡、赵服务，实际上更是为幕后的邓小平服务。当邓小平决定罢黜赵紫阳之后，赵紫阳命令温家宝通知召集政治局常委会，温家宝却敢于拒绝赵紫阳的命令，说这个会议不必开了。这一举动，明显有违一个民主国家的高级公务员的职业伦理，却契合了中共权力至上的传统，从而使得温家宝深受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元老派的信赖，「六四」之后官运亨通。
另一方面，温家宝长期担任中办主任，在此职位上比较称职，反过来却表明他缺乏独特的个性和政见，守成有余，创新不足，勤恳不假，眼界却有限。他在进入中枢工作之前，一直在地质部门做一名技术官僚和政工干部，并无任何值得称道的政绩（比如，八十年代初赵紫阳和万里都是在地方上声誉鹊起才被选拔到中央任职的），也没有像胡锦涛那样外放为封疆大吏、独当一面的履历。所以，温家宝虽然表面上看是崛起于草根阶级，却对基层和中层的政治运作没有切身之体验和掌控。在履历的完整性上，温家宝甚至还比不上颇具争议性的曾庆红。故而，他无力梳理中央与地方之权力分割，更无法在行政改革乃至政治改革方面有所作为。本来，温家宝只是中办主任或国务院秘书长的较好人选，却阴差阳错地攀上了总理的位置，其才华及胸襟均不足以带动中国的新一轮的变革，这既是他个人的悲剧，更是中共的人才选拔制度的悲剧。（新世纪新闻网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第二卷

英雄巨像千尊少
皇帝新衣半件多

 
2.1「活读书」与「死读书」
——从赵紫阳与温家宝读书之差异说起
温家宝经常在公开场合炫耀自己喜欢读书。二零零三年，温家宝接受《华盛顿邮报》总编辑唐尼专访时说：「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伴随我的整个生活。」他曾坦言每天至少抽一些时间读书，他与网民交流时说，读书决定一个人的修养和境界，关系一个民族的素质和力量，影响一个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一个不读书的人，不读书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
然而，温家宝不是不知道，在今天的中国，谁是读书人的敌人呢？是万恶的中宣部，他们的黑名单越来越长，既有不准公开出版著作和发表文章的作家和学者的名字，也有诸多不得触及的「敏感」领域，诸如民族问题、宗教问题、「文革」与「六四」等等。温家宝也不是不知道，是谁将读书人刘晓波关进了监狱，并剥夺了刘晓波在狱中读书的权利。
「读书人温家宝」与「总理温家宝」是不可割裂开来的。读书当然会影响一个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但我们首先要看他读的是哪些书，他从这些书中汲取的是哪些内容，以及这些书籍与他的文化和教育背景之间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
赵紫阳晚年读什么书？
喜欢读书比不喜欢读书好，但更为重要的是读的是什么书。如果将赵紫阳与温家宝读的书和读书的方法及目标作一个简单的对比，便可以看出两人精神境界与思想水平之天壤之别。一言以蔽之，赵紫阳是「活读书」和「读活书」，而温家宝是「死读书」和「读死书」。
比温家宝年长一代的赵紫阳，出生于一九一九年，很早便投身共产革命，青少年时代在抗战的硝烟中度过，失去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但是，赵紫阳一生都充满求知和求真之心，无论是在八十年代领导经济和政治改革的惊涛骇浪中，还是在晚年幽禁的岁月里，他都手不释卷，尤其喜欢像金圣叹那样「雪天读禁书」。赵紫阳没有像温家宝那样接受过完整和系统的教育，这反倒让他拥有了自由之思想、开阔之视野和灵活的意识形态立场。所以，比较赵紫阳与胡温之差异，不能停留在简单地以学历论英雄的层面上。
从赵紫阳的回忆录《改革岁月》和宗凤鸣记叙的《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中可以看到，赵紫阳读过的许多书，温家宝从未读过，或者即便读过也不敢在公开场合表露和推荐。赵紫阳在精读完《顾准文集》文集之后，大加赞赏说：「顾准是个大思想家，在当今理论界还没有超过顾准的思想水平的。」他还称赞何清涟的《现代化的陷阱》说：「这本书很值得一读，它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阶层变化的真实。」在读了高文谦的《晚年周恩来》之后，他评论说：「这个作者写得比较成功，把周总理的内心动态、处世哲学写出来了，是从儒家思想臣对君不能不忠来叙述的。当年毛主席对周总理是不信任的，但有离不开他，又反不了他，即所谓『反周必乱』。」赵紫阳还一直最终吴国光、杨小凯、王力雄、周其仁等学者的著作。另一方面，他对新左派和民族主义思潮持批评态度，对九十年代中期畅销一时的《中国可以说不》非常不以为然，他指出：「这完全是煽动民族主义情绪。这些人不看看现在是什么时代。」他也许没有想到，在他去世之后只有几年时间，「说不」类的书籍在胡温的鼓励和纵容之下再次大行其道。
赵紫阳还阅读大量的杂志和文献，其中既有国内公开出版的比较有锐气的刊物，也有港台和海外的「反动刊物」。比如，赵紫阳注意到康晓光在《战略与管理》（后来该杂志被中宣部关闭）上发表的鼓吹新权威主义的文章，由此他引申开去说，自己并非新权威主义者，邓小平才是新权威主义者。再比如，赵紫阳很欣赏李慎之的文章《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化》，认为这篇文章「指出了中国历史文化的真谛，即中国的文化传统乃是专制主义，而儒法互补又是专制主义的核心理论，就是所谓的道统」。他还注意到蒋彦永医生为六四正名的公开信、焦国标的文章《讨伐中宣部》以及发表在香港《开放》等杂志上的刘晓波和我的文章等等。由此可见，他读书不是像温家宝那样是为了卖弄和作秀，而是希望从中看到中国的真相，找到解决中国当下的危机、带领中国融入世界民主大潮的方法。（待续）
温家宝是为作秀而读书
与赵紫阳的「活读书」和「读活书」相比，温家宝大部分时候都是在「死读书」和「读死书」。温家宝最喜欢在讲话中引经据典，香港中华书局二零零八年七月一日出版了《温家宝总理经典引句解说》一书，收集温家宝各种访谈、演讲、会议中引用的诗文、名句一百二十条。有一名教授经过专门的研究发现，温家宝引用的诗句百分之九十五教科书上没有。中国有那么多与国计民生有关的课题没有人去研究，这个教授偏偏去研究温家宝引用的诗句和典故的出处，这种「文心雕龙」式的学问，实在是「中国特色」。作为纳税人，我们都不知道该教授通过这个课题，拿到了多少国家的科研经费。
温家宝尤其喜欢在文化教育界的活动中展示其读书之多，以激发他与文人们声气相通的情感。在二零零六年全国文联的代表大会上，温家宝引用《尚书》、《诗经》、《论语》、《孟子》、《史记》中的名句，以及屈原、苏东坡、郑板桥、林则徐、黄遵宪、艾青的诗句，还有左宗棠的对联、张载的座右铭、赵丹的遗言、康德的墓志铭和亚当•斯密的一段话。古今中外，天文地理，无所不包。温家宝深知台下的这批御用文人有多「酸」，在他们面前卖弄一下学识，是赢得掌声的最好方式。但是，文质彬彬有如何？学富五车又如何？作为诗人的隋炀帝加速了帝国的灭亡，作为剧作家的唐明皇触发了安史之乱的发生。若不能「因真理得自由」，知识越多人越昏庸。
然而，我们稍稍梳理一下温家宝阅读的书籍，便可发现大都是中国古典的著作，与现实中国无甚关系。他似乎有意回避那些如同鲁迅所说的「带着血的蒸气」的著作。哪些著作对温家宝认识「活的中国」和「真的中国」有帮助呢？我可以推荐几本。温家宝曾经在甘肃工作过很长一段时间，不妨读一读作家杨显惠的《夹边沟记事》和《定西孤儿院记事》这两本着作，它们写的是大饥荒时代发生在甘肃的惨绝人寰的群体性死亡事件，这两本书能够帮助其「温故而知新」；温家宝多次探视艾滋病人，显示他对这一特殊人群的关爱，那么不妨读一读阎连科的《丁庄梦》，温家宝很喜欢展示「大国总理」的风度，但什么是「大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他若有大国总理的胸襟，最应该读的是刘晓波所著的《大国沉沦》，那里面有他即便走遍中国的两千多个县也看不到的真相；温家宝日前在天津考察时坦言宏观调控面临两难的困境，此时此刻他最应该读的是赵紫阳与朋友们经常讨论的那本经济学的经典名著——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读这些书比读那些温家宝常常挂在嘴边的诗词歌赋强多了，在这些书中才蕴含着治国的智慧和赢得民心的秘诀。（待续）
温家宝从书中找到了成为伟大的政治家的秘诀吗？
在温家宝经常引用的西方书籍当中，颇有价值的有两本，一本是古罗马皇帝奥勒留所著之《沉思录》，另一本是古典经济学的开山鼻祖亚当•斯密所著之《道德情操论》。但是，温家宝真的读懂了这两本书吗？我看未必。
二零零七年十一月中旬，温家宝在新加坡参加第八次中日韩领导人峰会时曾说：「这本书（《沉思录》）天天放在我的床头，我可能读了有一百遍，天天都在读。」二零零八年九月，温家宝出席联合国会议，在回答关于中国政府如何应对三鹿问题奶粉的提问时，又引用《沉思录》里的一句话：「请看看那些所谓的伟大的人物，他们现在都到哪里去？都烟消云散了。有的成为故事，有的甚至连半个故事都算不上。」于是，《沉思录》一下子冒出几十个不同的版本来，以「总理的案头书」而突然畅销起来。
在《沉思录》中，贵为帝王的奥勒留再三告诫说，要善待那些冒犯了自己的人，因为「每一灵魂都不愿意自己被剥夺真理」。温家宝接受了奥勒留的这一忠告吗？如果按照奥勒留劝诫的那样去做，你的政府为什么将说真话的独立知识分子刘晓波判以重刑呢？更何况刘晓波的文章以及《零八宪章》，并非有意冒犯于你，而是深怀着对中国和平转型为一个民主宪政国家的期望，这一期望不正与你再三宣扬的「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的目标不谋而合吗？
奥勒留固然打造了罗马帝国黄金时代的尾声，但终其一生，都在各个行省之间奔波，作为帝国的救火队长疲于奔命——和北部及东部的蛮族战斗以保护意大利，忙于解决国内的瘟疫、饥荒和叛乱。温家宝的命运岂非与奥勒留一样？水灾、雪灾、地震、旱灾、经济危机……他的所作所为只是延缓中共的崩溃，而不能将中国带向民主自由的未来。晚清重臣李鸿章晚年沉痛地承认：「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是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应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有何术能负其责？」温家宝却连「裱糊匠」都不如。
温家宝重视的另一本书是《道德情操论》。在此书中，一向温和的亚当•斯密忍不住痛斥那些「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最高职位的候选人们」，这些人的权位是「通过欺诈和撒谎、通过拙劣卑鄙的阴谋和结党营私的伎俩，通过穷凶极恶的罪行」而获得的。温家宝有没有毕恭毕敬地将这几句话作为自己及其政治局同僚们的「资治通鉴」呢？二十一年之前，难道你没有亲眼目睹天安门广场上的屠杀吗？如果说那时你职位卑微，不足以反抗邓小平等元老凶残的杀戮之心，但在二十一年后的今天，你已身居党内第二号人物，你已任满一届又一大半届的总理任期，为什么不能响应蒋彦永医生的呼吁，切实推动为「六四」正名的工作呢？
要成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仅仅靠作秀是不够的，还必须有为了改革「虽然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要像奥勒留所说的那样「为了真理和正义可以付出一切的代价」，要像亚当•斯密所说的那样「用法律的力量去保护地位最低下的国民」。那么，还有两年结束其任期的温家宝，究竟还在等待什么呢？
 
2.2孩子们眼中的温爷爷有多么伟光正
温家宝出身教育世家，所以在历届总理当中，他最关心教育问题。虽然说关心总是比不关心好，但究竟如何去关心，在我看来更加重要。每年一到教师节，温家宝的身影都会出现在上至北京大学、下至乡村小学的课堂上。我对温家宝与学生们一起上课并不感到惊讶，让我诧异的是，温家宝到北京市三十五中学听课调研之后，新华社发表的一组学生作文。
从学生作文看奴性人格的形成
新华社特别为这组作文加了编者按语：「这是一组来自三十五中初二•五班学生的作文，小作者们带着惊喜和幸福心情，从不同侧面讲述了与温爷爷在一起上课时感人的细节。」待我仔细阅读这些文字，不禁瞠目结舌：这些年仅十四五岁的青少年，居然已经如此娴熟地掌握了「党八股」的写法。他们如此写作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奴隶人格已经形成了，而这种奴隶人格的形成，老师、家长和社会分别做出了怎样的贡献？
简单摘录一些精彩的段落：
——当广播里说亲爱的温总理要来时，我还半信半疑——以前常常在新闻联播和网上看到温总理亲切的笑容，在学校真的可以看到吗?究竟会是什么样呢?而当班主任说温总理就坐在我的后面时，说实在的，我都被吓傻了，能够跟国家领导人一起上课呀!我的心里是又紧张，又激动。
——我的内心却激动不已，无法平静。这节音乐课是新学期的起始课，老师先就此学期要学习的音乐课提出了几个简单的问题。要是搁在平时上课，我会大胆地举起手来，但是，今天……不知怎么了，手是怎么也举不起来，面对这样的僵局，温总理小声对我说︰「你怎么不举手啊？」
——下课的时候温爷爷和我们讲了话，温爷爷说：「看到你们，彷佛回到了我的童年。」温爷爷说话语速很慢，但说的话很有道理，从温爷爷的眼神里看得出他很爱我们和老师。一位慈祥的老人，一位可爱的老人。最后温爷爷还与我们合了影，所有的媒体都在那里拿着专业相机卡卡地照，彷佛要把今天上午所有的美好都定格在那一刻。
——总理离我只有两个座位的距离，因此我能清楚地看见他那慈祥的脸庞。我对自己的动作非常拘束，生怕自己在温总理面前出错，那不是给三十五中丢脸吗？所以没有把握的问题我不敢举手发言，有时就连有把握的问题我也不敢举手，况且在那些摄影师面前我就更不敢发言了。
——我大着胆子回头看了一眼，震惊！就他一个人坐在最后一排，脸上挂着无比温和的笑意，一件朴素的白衬衫，丝毫没有架子。这就是让我们敬仰的温总理啊！紧张啊，从小到大，这阵势还从没见到过。
——前四节课我们和总理一起上课，一起聊天，犹如神仙一般，好似梦的感觉。
——第一节课是数学，老师站在讲台前，用激动的声音介绍道，温家宝爷爷来我们班听课，教室里顿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温爷爷带着慈祥和蔼的微笑走进了教室，为了不影响我们上课，温爷爷坐在了我们教室的最后面一排。我兴奋得难以形容，多么幸运的事情，多么不同寻常的经历，我居然和总理温爷爷坐在一个教室里，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开始讲课了，平时喜欢的数学课，好像今天不知道老师在讲什么。这怎么行，我不停地在提醒自己，要好好地听，认真地听，万一回答问题时出了错，温爷爷会怎么看我。
——第五节音乐课后，温总理语重心长地为我们讲了一段话。总理声音轻柔、语速缓慢地讲道：「在我小的时候，我爷爷创办的学堂被战火摧毁了，那时的我们是不幸的，而现在的你们是多么的幸福。前些年我到甘肃靖远县，一位双目失明的母亲拉着我的手哭个不停，我问她有什么困难，她只说了一句话——让我的孩子上学。孩子们，你们可以接受良好的教育，希望你们能够珍惜。我爱你们，也祝福你们！」温总理深情的讲述，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人，他的一字一句，如春风化雨，洒进了我们这些莘莘学子的心田。（待续）
美国的中学生是如何对待「大人物」的
我不想对这些学生作文一一作点评。我只想举几个例子来作简单的对比。我去美国访问时，曾经跟一个朋友的正在念初中的儿子聊天。这个少年谈到不久前奥巴马总统到学校访问的经过，他说那天老师和同学仍然按部就班地上课，大家并没有感到多么兴奋乃至幸福。后来，他们就此事写了作文，一个女生说：「我想跟总统的女儿交朋友，我想知道她有没有觉得数学课很难。」另一个同学写道：「我发现，奥巴马总统一点也没有电视上的那么帅。」还有一个同学直言不讳地说：「我爸爸说，我们反对总统的医疗改革计划。我们全家都不喜欢他。」没有一个学生在作文说，总统来学校的这天是他一生中最荣耀的时候，能够见到总统一面就是三生有幸等等。我接着问他：「老师没有教育你们要热爱总统吗？」他说：「为什么要热爱总统呢？总统是大家选举出来为我们服务的人，他做了好事情，大家会赞扬他；他犯了错误，大家就批评他。总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啊。」
这就是普通的美国孩子对总统的看法，我们这里还需要向成年人普及的「总统是靠不住的」的观念，每一个美国孩子都不觉得深奥。我还想引述发生在加州惠尼中学的一些很有意思的故事，这些故事清楚地表明：美国的中学生是如何对待那些「大人物」的。惠尼中学是一所公认的「杰出学校」，世界各地的包括美国其他地方的家长们，千里迢迢搬到附近的学区，只是为了让自己的孩子能够在这里入学。惠尼中学最大的特点就是具有模范性和启发性，并在加州学科表现指数上独领风骚。
乔安妮老师教授公民高级选修课，这一堂课的主题是「政治权力」。她先让孩子们将兜里的美元掏出来，从美元上开国之父们的肖像讲起。她问学生们说：「权力是什么？」有学生回答说，权力是操纵信仰的能力；有学生回答说，权力就是金钱。老师接着问：「权力和权威有什么区别，布什总统有其中一项，还是两者皆有？」一个学生回答说：「布什总统有权力，没有权威，因为二零零零年的选举他是偷来的。」一个更不喜欢布什的学生接着大声说：「他不该有权威，也不该有权力！」而另外一个支持布什的学生说：「难道你宁可要戈尔当总统？」被反驳的学生则回答说：「不，我宁可要布拉德•皮特当总统。」乔安妮老师没有制止这场越来越热烈的讨论，她更不会害怕「隔墙有耳」，甚至担心班上有学生向校长告密，说她在课堂上散布反对总统、危害国家安全的言论。乔安妮老师给孩子们布置的课后作业是，给当地议员的办公室打电话，询问选举的经过并写成一篇报告。
另一个故事与小布什的弟弟尼尔•布什有关。尼尔•布什是软件公司的老板，计划向学校提供学习软件，校长邀请他到学校访问。按照惠尼中学的传统，贵宾参观校园的路线、介绍的导游等，既不由来宾决定，也不由校长办公室决定，而是由学生社团负责策划。尼尔•布什参观学校的一个项目，就是旁听戴夫老师的历史课。那天上课的学生准备了不寻常的欢迎方式。科莎和几个同学事先调查了尼尔•布什的履历，发现他所属的银都储贷银行管理混乱，导致纳税人损失十三亿美金，尼尔•布什本人被罚款五万美金并被终身禁止从事银行业。这一堂课讨论的主题是前几个世纪的金融投机、银行倒闭和经济萧条。学生们决定将尼尔•布什的案例也纳入进来。结果，尼尔•布什飞快地逃离了教室，后来学生们说，他几乎是跑着出去的。戴夫老师是个保守派，投票给共和党，但他支持学生的做法。「那个主题和课堂讨论相关，」他说。「如果你接不了招，」他又说，「就别进来。」我们能够想象此种场景吗——北京三十五中会有某个学生当面质疑温家宝说：「你的家人是否在做大生意？」（待续）
一个丧失纯真的童心的社会何其可悲
被别人当作爷爷来尊重，对老人来说是一件幸福的事情，但这种幸福最好在自己的私人生活中享受，而不该拿到公共领域中炫耀。作为总理，出现在任何一个公共场合，包括中小学的课堂上的时候，都要认识到自己的身份不是孩子们的爷爷，而是为公众服务的「首席公务员」。可惜，温家宝再次将中国公私不分的恶劣传统发展到了极端状态。他以为，作爷爷状便是对老师和学生们最大的关爱，他错得实在太离谱了。
当温家宝阅读到这些孩子的作文的时候，他不会认为这些文字充显示了中国教育的失败，或者换一个角度来说，显示了党化教育和奴化教育的成功。温家宝应当到袁滕飞的课堂上去，应当到卢雪松的课堂上去，应当到萧瀚的课堂上去，可惜，这些敢于说真话的老师都被「封咪」了。在今天的课堂上，老师一旦说真话，便如履薄冰，因为一种鼓励学生告密的文化正在蔓延和泛滥，这是一个没有青少年的社会，当年学者孙隆基对台湾社会的批评，用在今天的中国大陆恰如其分：「不少年轻人压根儿连青少年纯真的阶段都没有经过，就过渡到老年化的『老于世故』、『老谋深算』的那一套，见人讲人话，见鬼讲鬼话，与社会大染缸混同，更有甚者甚至变成『老奸巨滑』，用传统文化阴谋术的那一套去暗算别人。」那些在作文中肉麻地吹捧温家宝的孩子，同时也很可能就是将老师的「反动」言论秘密汇报上去的孩子，他们知道这两种做法都能给自己带来相当的好处。
当我读到这些学生作文的时候，对这些孩子童真的消逝倍感哀伤。这些孩子才那么小，就已经坚信这样一种原则：应该向权力低头和献媚，而不是向权力质疑和抗争。这些孩子才那么小，就已经学会了如何与「影帝」合作演戏，「影帝」扮演爷爷，大家扮演孙子或孙女，好一个其乐融融的大家庭啊！此时此刻，「爷爷」纯真如儿童，孩子老练如成人，正如孙隆基分析的那样：「一般说来，『儿童化』与『老年化』的双管齐下，就是在一个人身上消灭了青春阶段，换而言之，就是一方面长期地保持一个人『小辈』的形态，另一方面尽快地使他过渡到『长辈』的形态……这其实只是中国文化反对『个体』的整个罪行的一个环节。」这是一个人性扭曲和变态的社会，什么样的人才能游戏其间、且游刃有余呢？那些与影帝一起演习的孩子，才以他们的「早熟」而赢得了来之不易的「生存权」。
我们需要的不是这样的教育模式。靠那些根本不具备「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的下一代，就能够实现「中国之崛起」吗？在每一个教师节，我们更需要思索教师的职责是什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乔治•斯蒂格勒在《知识分子与市场》一书中指出：「好教师不是以他的知识面宽、讲课条理清晰或者学生们的课堂反映好而着称……他的任务是激发学生们对知识的真诚的好奇心，逐渐灌输一个学生的良知——传授在追求知识的过程中的大量冒险行为和高尚品行。」中国有几个这样的老师呢？中国有诞生这样的老师的教育体制和社会土壤吗？这才是温家宝应当深思的问题。
 
2.3温家宝恢复了爷爷的私立学校，却恢复不了民国教育的自由精神
在中共建政以来的历届总理当中，温家宝是唯一出身教育世家的一个。所以，他对教育有相当之关注，至少表面文章做得比其他总理好。比如，他常常去小学、中学和大学视察，与学生和老师交谈，也常常就教育问题发表讲话。但是，温家宝的这点好心并不能拯救江河日下的教育状况。在专制政治与商品经济的压力之下，中国教育的水平不断下降，教育领域的腐败亦触目惊心。温家宝虽然撤换了不得人心的教育部部长周济，但是教育体制不变，换一个部长无济于事。而教育制度的变化，又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部分。换言之，迟迟不启动政治体制改革，教育界的起死回生根本就是画饼充饥。
「苦难的旧社会」有创办私立学校的自由
中共颠覆中华民国政府建立新政权的时候，温家宝只有七岁，但他却在诸多场合表示，他对「苦难的旧社会」有着深切而沉痛的记忆。同时，他在畅谈自己教育世家的出身的时候，却又透露出另外的信息来：在那个「苦难的旧社会」，有志于教育救国理想的公民，是有创办私立学校的自由的，温家宝的爷爷温瀛士就是其中之一。
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九年，温瀛士被荐担任天津民立第五小学校长。在办学中，为帮助更多的农家孩子特别是贫困女童就学，他努力减免学杂费，想方设法救助。一九二九年，他为了让学生受到良好教育，筹划将村中娘娘庙改为校舍，因遭反对愤而辞职。次年，温瀛士成立温氏私立普育女子小学。名字是其亲自取的：「普」，即普适和普及；「育」，即教育和培育。一九三三年，温氏私立普育女子小学改称私立普育小学。温瀛士亲自题写校训「勤劳真实」，设计校旗、制作校徽、统一校服、教唱校歌。一九三六年，普育小学改名私立士范小学。士范学校，即培养才智之士的典范学校。当时，士范小学有超过百分之二十的学生为免交学费的贫困家庭的孩子。
温瀛士一生致力于教育事业，至今受到宜兴埠父老乡亲的赞誉。乡亲们回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温瀛士都是靠自己微薄的薪金供养全家，生活极为俭朴。平时穿的是洗得发白的中式服装，吃的多是饽饽咸菜就白开水。他对学生要求相当严格，当时各个学校通用的及网格线是六十分，但普育的及网格线却定为七十分，为的是激励教师和学生特别是女生，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学得比别人更多的知识。一九五五年，温瀛士在自传中写道：「我对弟弟、子女的入学希望是为了使他们进入教育工作，不求做官发财，因为教育是救国的根本大计。以后他们开始服务，大多数都是教育工作，今天还是那样。」
温瀛士的事业为什么能够获得成功？既是因为他个人坚忍不拔、严于律己的性格，更是因为民国政府对社会的管制相对宽松，公民社会茁壮成长。以教育领域而言，这不是一个由政府全面垄断的行业，而向各种社会资源开放。当时的政府用法律确保了这种开放性，一九二六年十月，国民政府公布的「私立学校规程」中规定：「凡私人或私法团设立之学校，为私立学校，外国人设立及教会设立之学校均属之。」可以说，从幼儿园到小学、中学、大学以及各种职业培训、成人教育，都有公立、私立和教会三大类别，它们互相竞争又互相补充。学生有选择某一类教育机构的自由，以寻求最适合自己成才的环境。而从事教育工作的人士，虽然大都像温瀛士那样在经济上比较清贫，但在社会上受到普遍的尊重，即便是那些粗鲁无文的军阀，也都谨守儒家尊师重教的传统。
当时，温瀛士只是投身教育事业的一个普通知识分子，比他获得更大成就的教育家还有很多，比如天津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的创办者张伯苓。后来，温家宝考入了南开中学，不过那个时候的南开已经被中共当局掌控，失去了它的传统与精神。温家宝青少年时代所受的教育基本上是党化教育。（待续）
「幸福的新社会」却将教师当作敌人
一九四九年之后，这个与世无争的教育世家的处境发生丕变。迄今为止，温家宝对这段经历均避而不提。在那些介绍温瀛士生平的文章中，也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新中国成立后，温瀛士将学校交给了人民政府，并入宜兴埠第十八小学，改为公办。温瀛士先后任教天津市私立建华和慈铎中学，一九五二年八月后任教崇化中学，即今天津市第三十一中学，直至病逝。」
中共夺取政权之后，在经济领域强力推行「公私合营」，迅速将私人资本收归国有；在教育领域更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关闭和接管了原来的各级私立学校和教会学校。前者是为了掌握国家之经济命脉，以实现其计划经济的经济政策；后者则是将教育当作宣扬和灌输党的意识形态的工具，自然不允许私立学校和教会学校继续存在。于是，温氏家族创办的私立学校的生命也就走到了尽头。「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即便是教育界和文化界的权威人物都不得不接受「再教育」，而作为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的温瀛士，面对新政权的巧取豪夺、压制逼迫，除了屈从之外，还有什么别的选择呢？
贯穿整个五十年代的，是一次比一次程度激烈和规模宏大的政治运动，在文化教育界是思想改造运动、批判胡适运动、反胡风运动、反右运动等等。毛泽东一意推动这些反文化、反文明的政治运动，不仅摧毁了中国历史传统中对文化的尊重，也打断了民国以来中国人追求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的现代化的进程，让中国跌入了蒙昧、野蛮和残忍的原始社会的深渊。经过历次政治运动，教师群体一步步地沦为备受歧视的「臭老九」和「牛鬼蛇神」。温瀛士是一九六零年去世的，这十年间他的日子可能好过吗？这个曾经在国民政府中担任过基层教育官员的人，有可能置身于政治运动之外吗？那么，他有没有留下记载其心态的文字呢？而我们更需要追问的是：温家宝有没有还原自己的爷爷一生起落的真相的勇气呢？
温家宝的父母都曾经在爷爷创办的私立学校中任教，后来也不得不在公立学校中继续其教师生涯。温家宝的父亲温刚，四十年代初毕业于国立北京师范大学，先后在宜兴埠公立第二小学、私立士范小学、市立二中、私立育青中学、私立普育女中、含光女中任教。一九五二年二月后在天津市女四中、三十二中、九十六中任教。温家宝的母亲杨秀安生，先后在宜兴埠民立第五小学、私立普育女子小学、私立士范小学、天津市城厢区补习学校、广播自学分校、南开区东门里小学等处任教。按照温家宝的说法，他们一家老小很长时间都只能「蜗居」，可见在中共的统治下，教育工作者不仅失去了自由办学的条件，在经济上更是雪上加霜、窘迫之极。而温家宝「文革」期间在地质队工作的时候，还一度被说成是家庭出身不好，在政治上受到冷落。由此可见，作为教育世家的温家命运的逆转，亦是中共迫害教师、戕害教育、消灭公民社会的暴政的缩影。（待续）
与其恢复一所校舍，不如找回自由精神
无疑，温士瀛是幸运的，他有温家宝这样一个终于「官拜丞相」的孙子。所以，温士瀛创办的私立学校在消失半个多世纪以后，终于在名义上获得了恢复：媒体报道说，天津历史名校——北辰区宜兴埠镇的普育学校恢复建成，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天津市政协主席邢元敏、该校创办人温瀛士的次子温强（也就是温家宝的叔叔）为新校剪彩。而其他千千万万的私立学校和教会学校，却连这种名义上的恢复亦可望而不可及；那些湮没在历史深处的教育家们，去世后多年亦难有温士瀛这样的「出土」之日。
据报道，新普育学校重建于宜兴埠第二小学原址，总建筑面积三点九万平方米，为九年一贯制学校，规模为六十个班，其中小学部三十六个班，初中部二十四个班，在校生人数可达两万八千二百人。从规模上看，这所新学校堪称「巨无霸」，当年以一己之力和社会各界的支持艰难办学的温士瀛，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普育学校有朝一日居然得以扩展百倍。
然而，大则大亦，普育的精神和传统依然无法恢复。当年，作为一所不受任何党派控制的私立学校，普育学校最大的特点就是自由。此种自由精神是在民国社会整体上宽松和多元的大环境下孕育生长出来的，正如研究民国教育的学者谢泳所指出的那样：「从废科举到辛亥革命、经北洋到国民政府这一时期，有许多政治变革，但教育的基本格局是不变的。这一时期，处在教育核心地位的始终是那些具有广泛社会声望的人。对办教育来说，关键要看处在核心地位的是什么人。」从张伯苓、陶行知、叶圣陶到温士瀛，他们的共同点就是有渊博的学识、有高远的理想、有高尚的人格。放眼今天，教育界有没有这样的人呢？
即便有温家宝以总理的权力恢复其校舍，却也无法在一个专制社会的大背景下营造一个拥有自由精神的「教育飞地」。我相信，温家宝对教育界的关心不是装出来的，他的诸多讲话确实也有出自肺腑之言，比如他强调说：「教育是一项神圣而光荣的事业。国运兴衰系于教育，只有一流的教育，才有一流的人才，才能建设一流的国家。」但是，如果不打破党化教育、官僚化教育的格局，不触动教育领域这个计划经济最后的堡垒，温家宝所说的这一切都是纸上谈兵而已。
不久前，教育部宣布，将派遣数千名中小学校长赴英美国家学习考察，以学习其先进的教育理念。在我看来，与其耗费巨资远赴重洋，不如返求诸己，找回民国教育的自由精神。学者薛林荣在《民国教育给我们的借鉴》一文中写道：「当年的民国教育是一种很大的格局，既仰仗了典雅、古朴的民初之风和波澜壮阔的『五四』之风，又有赖于一大批民国学人的风度、气质、胸襟、学识和情趣，非靠一日之功、非毕一日之力可以抵达，当代教育任重而道远。」在此意义上，温家宝完全可以从自己的爷爷的身上找到中国教育改革的出路。
 
2.4与其恢复一所校舍，不如找回自由精神
无疑，温士瀛是幸运的，他有温家宝这样一个终于「官拜丞相」的孙子。所以，温士瀛创办的私立学校在消失半个多世纪以后，终于在名义上获得了恢复：媒体报道说，天津历史名校——北辰区宜兴埠镇的普育学校恢复建成，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天津市政协主席邢元敏、该校创办人温瀛士的次子温强（也就是温家宝的叔叔）为新校剪彩。而其他千千万万的私立学校和教会学校，却连这种名义上的恢复亦可望而不可及；那些湮没在历史深处的教育家们，去世后多年亦难有温士瀛这样的「出土」之日。
据报道，新普育学校重建于宜兴埠第二小学原址，总建筑面积三点九万平方米，为九年一贯制学校，规模为六十个班，其中小学部三十六个班，初中部二十四个班，在校生人数可达两万八千二百人。从规模上看，这所新学校堪称「巨无霸」，当年以一己之力和社会各界的支持艰难办学的温士瀛，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普育学校有朝一日居然得以扩展百倍。
然而，大则大亦，普育的精神和传统依然无法恢复。当年，作为一所不受任何党派控制的私立学校，普育学校最大的特点就是自由。此种自由精神是在民国社会整体上宽松和多元的大环境下孕育生长出来的，正如研究民国教育的学者谢泳所指出的那样：「从废科举到辛亥革命、经北洋到国民政府这一时期，有许多政治变革，但教育的基本格局是不变的。这一时期，处在教育核心地位的始终是那些具有广泛社会声望的人。对办教育来说，关键要看处在核心地位的是什么人。」从张伯苓、陶行知、叶圣陶到温士瀛，他们的共同点就是有渊博的学识、有高远的理想、有高尚的人格。放眼今天，教育界有没有这样的人呢？
即便有温家宝以总理的权力恢复其校舍，却也无法在一个专制社会的大背景下营造一个拥有自由精神的「教育飞地」。我相信，温家宝对教育界的关心不是装出来的，他的诸多讲话确实也有出自肺腑之言，比如他强调说：「教育是一项神圣而光荣的事业。国运兴衰系于教育，只有一流的教育，才有一流的人才，才能建设一流的国家。」但是，如果不打破党化教育、官僚化教育的格局，不触动教育领域这个计划经济最后的堡垒，温家宝所说的这一切都是纸上谈兵而已。
不久前，教育部宣布，将派遣数千名中小学校长赴英美国家学习考察，以学习其先进的教育理念。在我看来，与其耗费巨资远赴重洋，不如返求诸己，找回民国教育的自由精神。学者薛林荣在《民国教育给我们的借鉴》一文中写道：「当年的民国教育是一种很大的格局，既仰仗了典雅、古朴的民初之风和波澜壮阔的『五四』之风，又有赖于一大批民国学人的风度、气质、胸襟、学识和情趣，非靠一日之功、非毕一日之力可以抵达，当代教育任重而道远。」在此意义上，温家宝完全可以从自己的爷爷的身上找到中国教育改革的出路。
北大沦为亚洲二流，温家宝该负何责？
二零一零年的两会期间，温家宝与来自科教文卫体各界的十位代表座谈的时候，说了一番让人们大跌眼镜的话：「一所好的大学，在于有自己独特的灵魂，这就是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千人一面、千篇一律，不可能出世界一流大学。大学必须有办学自主权。」乍一看，我还以为是从刘晓波的文章中摘录出来的「反动语录」呢。温家宝真的是政治局中孤独的异议者吗？温家宝难道要以推动大学的自主办学和学术自由为突破口，在其任期最后两年开始政治体制改革的尝试吗？
如果温家宝说的是实话，那么，首先要做的便是撤销所有大学中的党组织，让共产党的归共产党，让大学的归大学。然而，温家宝话音刚落，北大社会科学部便发出公告，撤销北大财经新闻研究中心、北大公法研究中心、北大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和北大宪政研究中心。
此次被撤销的四个中心当中，公法研究中心和宪政研究中心最先引起外界关注。这两个中心的研究人员中，有沈岿、王锡锌、陈端洪、姜明安四人参与了二零零九年的「北大五教授上书全国人大建言废改《拆迁条例》」事件。此上书迫使国务院作出响应，有关官员邀请几位教授座谈，似乎颇有纳谏的度量。然而，他们服务的研究中心随即被关张，在网上一篇名为《北大五教授上书全国人大建言的结局：他们的研究中心被北大撤销》的帖子迅速流传。
而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则是专门从事妇女法律援助及研究的公益性民间组织。十五年来，该中心被称为妇女维权的典范，媒体对此颇多笔墨。该中心曾被《财经》杂志、《南风窗》杂志等评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民间组织和公益组织之一，该中心的主任郭建梅亦曾获得美国「二零零七全球女性领导者奖」、法国「二零零九年度波伏娃奖」等。郭建梅说，对于北大的决定，她感到「透心儿凉」，「别了，北大，但我们将继续推动中国的公益法律事业。」
难道北大校方有胆量跟「人民的好总理」对着干？或者说，北大根本就不受温家宝政府的教育部的管辖？这一声「苍凉」的「别了，北大」，不是郭建梅的遗憾而是北大的遗憾。北大自蔡元培时代以来，便有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推动社会进步的传统，比如开办工人夜校、开展平民教育等等。北大也一直是社会政治的监督者和批判者，用蔡元培的话来说就是「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救国」。然而，此次北大悍然关闭四个NOG机构，显示出北大校方献媚权贵、不容异议的丑陋面孔。这一做法终究会在中国的教育史上留下一大败笔。
如今，北大已经沦为亚洲二流。根据英国高等教育调查公司QS公布的二零一零年亚洲大学前两百名最佳大学排行榜，香港大学排名第一，北大排在十名之外。北大的沉沦，根本原因就是缺乏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以及学校的日益行政化和官僚化。哈佛大学前校长博克说过：「当大学履行发展知识的义务时，学术自由是一种基本的价值前提，由于这种意识是大学的基本目标，因而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牺牲这种探究和表达的自由。」今天热衷于向官员和富商卖文凭的北大，打压在课堂上说真话的教师的北大，还有什么颜面以中国的「最高学府」自居呢？
中国教育的沉沦，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向大学各个层面蔓延，教育的败坏是政治的败坏的首要牺牲品。而北大的败坏则是整个教育败坏的先锋。温家宝不会不知道北大的沉沦，他也像李敖造访北大的时候那样，对北大校领导说了几句嘲讽的话。但是，他却没有制止北大校方关闭若干研究中心的恶劣决定。这就表明他对大学「独立思考、自由表达」的承诺只是一纸空文。温家宝的不作为，是因为他将自己的职位看得比中国的未来重要。
 
2.5温家宝「三顾」北大应当见什么人？
每年的五四青年节，国家领导人北大去慰问形成了一个传统。我在北大读书的时候，每逢这天总是警察云集，如果领导人到图书馆，则图书馆封闭；如果领导人到某教学楼，则此教学楼封闭。领导人的礼贤下士之举，却对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学习造成了相当的干扰。当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沦为领导人作秀的配角的时候，不知是北大的荣耀，还是北大的悲哀？
二零一零年的五四青年节，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再度莅临北大，先后视察学生义务工作的情况、到图书馆与学生互动对话，以及在食堂与学生共进午餐。温家宝说，这是他总理任上第三次到北大视察。在新华社的报道中，温家宝跟学生说的话，无非是「公平正义比阳光还要光辉」之类的老调重弹。殊不知，中共就是不公平、不正义的社会现状的始作俑者。中国要实现比阳光还要光辉的公平正义，就非得去中共化不可。
然而，温家宝的「三顾秀」，真还有不少捧臭脚者。比如，北大的毛派教授孔庆东便在其博客中写道：「五月四日，温家宝总理亲临北大，我的学生陈灏庐有幸跟温总理握手并交谈，随后许多同学都抢着来握陈的手，沾点福气……」关于奴才，没有比这段文字更好的定义了。读到这样的垃圾文字，宛如身处文革时期个人崇拜的高潮，真不知今夕是何夕。
这次北大之行，还有一些不足为外人道也的小插曲。有学生在网上发贴透露，温家宝在一个半小时的对话会上突然说：「我这次来就交代过学校，不要刻意安排，我一来就把学生关在楼里不让出来。」他转向正欲解释的北大校长周其凤说：「不是说你。」温家宝继续说：「以前我经常遇见这种情况，坐在我身边的学生，我一问，不是学生会主席就是其他的学生领导。不用说，肯定是安排的。」这番话博得全场的笑声和鼓掌，也赢得了互联网舆论的关注和议论。有人甚至继续将这个插曲解读为温家宝公开表示自己是政治局中的孤独侠，并挑战政坛弄虚作假的潜规则，甚至将效法胡耀邦和赵紫阳推动民主改革……在我看来，这些望穿秋水的期盼，最终将又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温家宝应当见「三博士」
温家宝这次当面揭穿北大校方的「精心安排」，并非表明他要「脚踏实地」地走向民间，而只是演出一场「戏中戏」罢了。倘若温家宝真有心打破层层的封锁与伪饰，以他的地位和权力，他大可不必停留在一句空话上，完全可以身体力行，一抬腿就走进一间学生宿舍，听一听普通学生的心声。他还可以让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安排见一些值得见的人。比如，当年上书全国人大要求废止收容遣送条例的「北大三博士」。
二零零三年五月十四日，滕彪、许志永、俞江三位北大法学博士，将一份合力写成的名为「关于审查《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建议书」，传真至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开启了中国违宪审查第一案。当时，《法制日报》评论说：「三位博士的行动体现了难能可贵的公民宪法意识，表现了民众要求法治的责任感，反映了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进程正在稳步推进，从中我们可以听到我国民主法制前进的匆匆足音。」
三博士的上书引来了媒体的广泛报道和民众的高度关注。半个多月后的六月九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孙志刚被故意伤害致死案作出一审判决，相关责任人受到法律的制裁。六月二十日，国务院以《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取代《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从「收容遣送」到「救助管理」，救助的自愿原则是此次变革的关键。
七年之后，在当年的「三博士」当中，滕彪和许志永仍然奋战在维权活动第一线。在维权律师群体中，滕彪和许志永是温和、理性而坚韧的佼佼者。滕彪挺身而出，为盲人维权者陈光诚等人辩护，开罪了权势阶层，最终被吊销律师执照、没收护照，不仅受到任教的中国政法大学下令停课的压力，而且常常遭到国保特务的监控甚至绑架、殴打。而许志永则参与成立了NGO组织「公盟」，帮助访民等弱势群体维权，后来也被当局取缔和查抄，许志永本人被抓捕入狱数月，之后才被释放。在北大「六四后一代」的毕业生中，滕彪和许志永堪称少有的理想主义者，本来以北大博士的学历，他们可以成为富有的律师和教授阶层，但他们选择献身民主自由事业，并付出了巨大代价。
所以，温家宝倘若真对中国的公平正义挂心，真对北大「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传统怀有敬意，就应当在「五四」这个特殊的日子里会见这「三博士」，鼓励与支持他们的事业，并号召其他北大学生也投身推动中国走向法治社会的事业。同时，这也是向党内外、向全国民众传递的一个强有力的信号。然而，温家宝并没有这样做，他既没有这样的气魄与胆量，也没有这样的见识与胸襟。（待续）
温家宝应当见「五教授」
尽管北大这些年来在官与商的夹缝中苟延残喘，但并没有被一网打尽，民主自由的火种仍然「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北大既有三名好学生，还有五位好教授。这些年来，北大固然出了孔庆东、孙东东之流的学界败类，也出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身居陋室，心怀天下」的「三博士」和「五教授」。温家宝造访北大，除了会见「三博士」之外，还可以会见「五教授」。
「五教授」为何许人也？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北大的沈岿、王锡梓、陈端洪、钱明星、姜明安等五位学者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审查国务院《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建议。近年来，血腥拆迁成为「中国发展模式」的代名词，从北京奥运会一直拆到上海世博会，偌大的中国，怎一个「拆」字了得！在西方，「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私人住宅，在中国任何一个拆迁工作人员都可以闯入，甚至被推土机摧毁。从一九八九年「六四」屠杀中的坦克，到如今遍及全国的推土机，中共对民众的生命权和财产权的漠视，一以继之。在此意义上，中共从一诞生起，从来就是一台开动之后停不下来的杀人机器。
中国有宪法而无宪政，宪法中有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的条文，但各级政府从来都视若无物，即便民众愤而自焚，他们也不停止一刻。于是，这五位教授从「《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违反《宪法》和有关法律的明文规定」入手，螳臂当车，力阻狂轮。他们建议从修改「拆迁条例」入手，将纠正违宪制度实际运作起来，他们在建议书中写道：「现行宪法已经实施二十七年，《立法法》已经实施九年，但我们的全国人大常委会还从来未审查和撤销过一个行政法规或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我们的《宪法》和《立法法》设计和确定的法规违宪、违法审查制度一直在『睡觉』，一直处于『休眠』状态，这与我们要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的治国方略是违背的。因为没有违宪、违法审查，就没有对政府权力和地方权力的制约，就没有人权保障。」
他们的建议书发表之后，反响巨大。国务院法制办和人大法工委先后邀请五位学者座谈，确定将修改近年来屡遭诟病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然而，三个多月之后，北大却宣布关闭这几位学者任职的北大公法研究中心和宪政研究中心。虽然北大方面再三解释，却无法消除人们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联想。那么，温家宝为什么不利用造访北大的良机，会晤这五位「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北大教授呢？如此，即可表达对关心国事、为民请命的知识分子的尊重与赞赏。温家宝为何不这样做呢？（待续）
政府盗贼化，大学亦盗贼化
朱熹曾经说过：「今日上之人分明以盗贼遇士，士亦分明以盗贼自处。」中共是一个盗贼性格的统治集团，因此大学也被中共改造成一个奸盗社团。如今中国的大学，越来越像乌烟瘴气的官场。那些拱卫在温家宝四周的年轻学生，每个都是人格分裂、口蜜腹剑的学生官僚和中共未来的「接班人」。此次温家宝的北大之行，与这些过于聪明的学生「假交流」，而不见「三博士」与「五教授」，只能说明他连李鸿章当年所说的「裱糊匠」都算不上。他除了说几句漂亮话，除了像京剧演员那样甩甩袖子，一点实际的努力都不曾做过。他用「脚踏实地」四个字来鼓励北大学子，他自己何时「脚踏实地」过呢？
温家宝当政以来，中国大学扩招的大跃进运动变本加厉，所留下的后遗症不知要花多少年才能痊愈。在五月初的一场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美国斯坦福大学校长约翰•汉尼斯指出，当前中国大学和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主要斯在质量建设上。美国《彭博商业周刊》也指出，中国的教育系统无法为学生在全球化的挑战中打好根基。日前，北大前校长许智宏在一次论坛上说，中国没有一所「世界一流大学」。他认为，世界一流大学主要有三个标准：一是有从事一流研究工作的国际知名教授；二是有一大批影响人类文明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三是培养出一大批为人类文明作出很大贡献的优秀学生。这三个方面北大都没有做到。可惜的是，许智宏在卸任之后才敢说几句这样的真话。而上海交通大学教育学者熊丙奇亦认为，中国大学的当务之急并非从数字指针上向一流大学靠近，而应当将注意力放在建立现代大学制度上，他认为：「中国的确没有世界一流大学，甚至严格一点说，中国连真正意义上的大学都没有。」
近年来，中国大学教育的水平以可怕的加速度沦落。大学之间的竞争不是学术水平和学术成果，而是教育经费和行政级别。在畸形的体制下，行政指挥学术，学术献媚权力，大学走向官场，教授变成「叫兽」。对此负有直接责任的教育部长周济，虽然灰溜溜地下台了，却又立即「梅开二度」，转任中国工程院院长。而对此负有更大责任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却毫无反省之心和亡羊补牢的行动。
假话说了一万遍也不能变成真理。温家宝的骗术已经黔驴技穷了。我在推特上看到，人们将一句意有所指的话送给总理大人：「温家宝与北大学生共度『五四』，广大学子纷纷表示，欢迎总理下个月再来!」
 
2.6做官与做事
——笑看温家宝与浙江大学学生的对话
中国历史上，从来就不缺少「混世」的官僚。对于此类官僚，台湾作家柏杨在《白话资治通鉴》中有这样一种定义——「巨混」。东晋时代的宰相王导便是一名「巨混」，柏杨评论说：「王导是历史上最成功的官场巨混之一，在攫取自己利益的私欲中，坚持使用亡国的方式治国。他追求的只是表面上的安定，对内脏的溃烂，视若无睹，因为他就是使内脏溃烂的主凶。他反对改革，并且用儒家恐惧改革的心理，对所有的事，都大和稀泥。」上行下效，长此以往，整个官僚体制和民间舆论也都对迫在眉睫的种种麻木不仁了，「当人们习惯于和稀泥的政治运转方式时，就找不到国家衰弱的第一因，所以对王导一直保持敬意」。
面对今天中国的现实，如果将「王导」换成「温家宝」，是何等贴切。尽管有那么多「八宝饭」为温家宝鼓吹，但我一点都感觉不到温家宝有哪些「可爱」之处。明明是一个「巨混」，却成为不少人寄予厚望的「好人」。中国的历史，真是一部循环的历史，正是「人情到底好排场，耀武扬威，任你放开眉眼做；世事原来多假局，装模做样，凭吾脚踏实地看」。真正从历史中吸取教训、「资治通鉴」的领导者，少之又少；而拥有一双「火眼金睛」、看透官僚素餐尸位的本性的老百姓，亦同样少之又少。
「要做事不要做官」可以翻译成「做官就是不做事」
二零一零年六月二十五日晚上八点，浙江大学的图书馆里，同学们正在看书学习。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刚刚结束在杭州一天的视察走访，从天而降，走进图书馆。新华社如此报道当时的场面——
温家宝说：「我今天晚上是突然袭击。」
一名学生说：「太突然了！」
温家宝说：「我六点多才回来，书记省长问我有安排没有？我说没有。然后吃完晚饭我告诉他们，我说我要到浙大去！我主要是惦记你们，来看望你们。」
温家宝说，浙江大学的老校训是「务求实学，存是去非」，求实是基础，这种校风一直延续到现在。同学们要有无穷的求知的欲望，要做踏实的功夫。不骛虚声、不求虚名，惟以科学的态度做踏实的工作，这些都可以作为理解你们校训的格言，终生受益。
大三学生汪寅龙对温家宝说，他想从政，想做像总理一样为老百姓服务的人，想请总理给他一些建议。
温家宝说：要做事不要做官。
这段精彩的对话，让我忍俊不禁。一个多月前，温家宝在五四青年节的时候造访北大，在北大图书馆中对学生们说，他知道到场的学生不是学生干部就是学生党员，是校方周密安排的结果；那么，此时此刻，他在浙大见到的这些学生，也不例外——就在他去浙大的路上，上至书记省长，下至校长院长，就已经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一样，精心安排好了一切。所以，温家宝的「突然袭击」，一点也不「突然」。
这名梦想从政而向温家宝寻求建议的大三学生，倒是说出了心里话。这年头，当官是青年学子趋之若鹜的终南快捷方式，中央部委的一个公务员职位，居然出现千人报考的奇观，真是鲤鱼跃龙门。
而温家宝的回答则一点也不够坦诚。清末的「太平宰相」，也堪称「巨混」之一的曹振镛就比温家宝真诚得多。清人朱克敬《瞑庵杂识》载，曹振镛「晚年，恩遇益隆，身名俱泰。门生某请其故，曹曰：『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曾国藩也说过类似的话，清人汪康年《汪穰卿笔记》载，曾国藩每见到地方上来人到京，也总是教以「多叩头，少说话」。
温家宝从中办主任爬到总理的位置，是中共历届中办主任中少数「修成正果」者。宦海沉浮数十载，服侍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胡锦涛四届总书记而「不倒」，温家宝必有一套心得体会。但这套在王跃文的官场小说中看不到的权谋术，温家宝没有像曹振镛和曾国藩那样轻易示人。面对这名求知若渴的学生，温家宝不说人话，专说官话和套话，以「要做事不要做官」七个字来搪塞之。
这七个字其实可以翻译成「做官就是不做事」。文史掌故大家郑逸梅在《艺林散叶》中记载了李鸿章谈的一句话：「天下最容易的事，便是做官，倘使这人连官都不会做，那就太不中用了。」作为首席公务员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大官的温家宝，心里也清楚地知道：包括自己在内的大小官员，大都是些不做事、白吃饭的「残次品」而已。此时此刻，温家宝劝大学生「要做事不要做官」，是不是让大学生不要重蹈他的覆辙，其中也暗含了忏悔之意呢？（待续）
温家宝是人民选举出来的吗？
温家宝在接受《金融时报》专访的时候，曾经反驳过一些对于中国政治改革进度的质疑，他说：「许多西方人认为中国害怕民主和选举，但中国领导人都很明白『只有信任你的人民，人民才会愿意让你维持权力』的道理。」中共高官不谈民主则已，一谈民主必定一鸣惊人。胡锦涛在访问日本的时候，回答一名日本小学生的疑问的时候也说过，是人民选他当国家主席的。胡锦涛和温家宝真是人民选举出来的吗？我也是「人民」之一员，怎么从来没有投过票呢？我总算明白了，中国不是一个冉云飞所说的「比傻帝国」，而是一个比赛谁更无耻的国家。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王夫之说过，士之无耻，可谓国耻。那么，总理的无耻，就更是国耻了。
有人说，我们不能对温家宝「这一个人」作过高要求，所有的问题都应当归咎于体制；但是，既然温家宝自己搬出了张载的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来自诩，我们当然也可以拿这个高标准来要求他。体制固然僵硬，但温家宝连最低要求都没有达到，比如尽可能地少说谎，比如尽可能少地用莫须有的罪名审判良心犯，比如向死于豆腐渣校舍、毒奶粉和毒疫苗的孩子的家长鞠躬道歉。温家宝做过这些并不会立即危及到他的地位的事情吗？迄今为止，他一件都没有做过。那么，批评这个如此不尽责的总理，乃是每一个公民的权利所在。
又有人说，温家宝是一个老好人，只是有心无力，大家不必太苛求他。这种貌似宽容的说法实际上是极其有害的：如果一个邻家的老大爷缺乏基本的是非善恶观，每天浑浑噩噩地过日子，是他的个人的选择与权利，无须指责之；但是，作为正在「出三峡」的惊涛骇浪中艰难转型的大国的总理，如此庸碌而伪善，任意挥霍历史留给中国的和平转型的最后机遇，则必须接受民众之质疑与批评。
「于己不欲，勿施于人」，温家宝所做的，与他所说的截然相反；温家宝期望年轻学生们去做的，也与他当下正在做的南辕北辙。胡温当权以来，民众的权益受到强权变本加厉的侵犯。当局钳制舆论，纵容暴力拆迁，以巨资维稳，均是反民主、反人民的表现。温家宝是这个庞大的专制大机器中的一个大齿轮，他的「要做事不要做官」的七字箴言，让我想起了旧时戏台上的一副对联：「你也挤，我也挤，此地几何立脚地；好且看，歹且看，大家都有下台时。」可惜，那个向温家宝索取「当官锦囊」的、不谙人事的大三学子，无从领悟个中之深意。
 
2.7伪善是温家宝与季羡林最大的共通之处
中国的知识分子必须丧尽廉耻，自甘羞辱，才有可能蒙受当权派的青睐。……我们盼望中国人永远不再这么卑屈，永远不再自甘于狗的身份。而永远的挺直脊梁，站在那里，侃侃而谈。大声警告头目：「你如果坐船，可能淹死！」他如果不听，就让他淹死。假如这种举动伤害到国家，而不接受警告，就在一场选举中，把他逐下宝座。
——柏杨《读通鉴•论历史》
温家宝担任国务院总理以来，七年间先后五次去医院看望北大资深教授季羡林。季羡林晚年享有的如此尊荣，大概正是那些做梦也想当帝王师的文化人的最高理想吧。温家宝固然要通过探望老知识分子的方式体现党和政府对知识分子的关怀，但去探访什么人，却经过精心的斟酌和挑选。他绝对不会去探访蒋彦永、丁子霖、刘晓波和廖亦武等真正的知识分子。那么，中共器重的是哪些人呢？首先，是在科技方面为中共政权立下过汗马功劳的人士，比如被誉为「两弹元勋」的钱学森；其次，是在文化上为中共的统治涂脂抹粉的人士，季羡林的辈分最高、名气最大、也最积极主动地与当局合作，于是就成为官方「礼贤下士」的不二之选。冉云飞在《季羡林为什么这样红》一文中如此分析说：「官方表面倡导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其实专制独裁才是他们的新国学造神运动的内核。而这样的运动正需要季羡林这样『爱国没商量』的『国宝』作为旗帜，起着他人不可替代的号召作用。看看最高当局所有人都送花圈的高规格，我们也就不难明白季先生在当今中国为什么这样红。」可谓一语中的。
温家宝前后「五顾季庐」，除了完成其「职务性使命」之外，当然还有他本人对季羡林的「个人感情」。每次去探望季羡林，温家宝都不是例行公事、敷衍了事，温季之间谈笑风生，十分投机，事先预留的时间都大大「超支」。季羡林去世之后，有记者整理出了一篇题为《总理与一代大师：温家宝与季羡林之间的情缘》的报道，详细记载了温季两人的几次谈话。也正是在这些谈话中，我发现温季两人确实是「气味相投」，他们对许多话题都有共同的兴趣和一致的看法。他们之间最大的共通之处就是「伪善」，所以他们会成为一对惺惺相惜的「忘年交」。
温季如何「惺惺相惜」
温家宝第三次探望季羡林的时候，对他说：「您最大的特点就是一生笔耕不辍，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您写的作品，如行云流水，叙事真实，传承精神，非常耐读。我刚刚看过您写的《我的人生感悟》和《季羡林论人生》，有几篇文章我读了几遍。」文章的好坏，固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温家宝喜欢季羡林的文字，亦无可厚非。但硬要说季羡林的文字「耐读」，显然是过誉了。季羡林的文字像一杯白开水、像小学生作文，可以说浅显和朴素，但确实不耐读，我约略扫一遍便读不下去了，也真佩服总理阁下居然可以一连读好几遍，可谓耐心非凡也。
当季羡林撒娇式地感叹「我这一生几起几落」的时候，温家宝接着话题说：「您写的几本书，不仅是个人一生的写照，也是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历程的反映。中国知识分子历经沧桑、艰难困苦，但爱国家、爱人民始终不渝，他们不懈奋斗，把自己的知识奉献社会、服务人民。您在最困难的时候，包括在牛棚挨整的时候，也没有丢掉自己的信仰。」温家宝难道不知道：季羡林的「困难」究竟是谁造成的呢？是谁将季羡林投入「牛棚」的呢？还不是你们这个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吗？当人民和国家被党以武力绑架之后，知识分子只能乖乖地为党服务、甚至遭到党的「误解」也要甘之如饴。谁要是敢于发出「我爱党，可是党爱我吗？」的追问，谁就必定受到残酷的整肃。如果将温家宝的这段话翻译过来，其实就是说：知识分子是党的奴隶，即便党虐待你，你也要将党当作愚忠一生的信仰。
在另一次会见中，季羡林与温家宝探讨了「和谐」的话题。季羡林说：「我们讲和谐，不仅要人与人和谐，人与自然和谐，还要人内心和谐。」温家宝说：「《管子兵法》上说：『和合故能谐』，就是说，有了和睦、团结，行动就能协调，进而就能达到步调一致。协调和一致都实现了，便无往而不胜。人内心和谐，就是主观与客观、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都要和谐。」季羡林说：「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很好，经济发展，政通人和。要注意的是，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加强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提高人的素质。」这番对话，互相掉书袋，却空洞无物，无视中国社会不和谐的现实，故作深沉地谈「和谐」，酸腐之气，扑面而来。
下一次见面时，温家宝又给季羡林戴上一顶高帽子，他说：「我每次来都深得教益，去年咱们谈的『和谐』，您提出人要自身和谐，我向中央作了反映，中央全会决定里就吸收了您的意见。」季羡林的建议经过温家宝的中转，居然成了中央全会决议的一部分，作为帝王师，这是何等的荣耀！然而，我却质疑：中共连外部的社会的和谐都无法实现，哪有能力来管人自身的内在的和谐呢？中共自己才是这个社会的病根和最不和谐的因素，中国社会和谐的希望，就在于中共放弃一党独裁。温家宝和季羡林幻想在专制制度下呼吁人的道德伦理的回归，这不是当年蒋介石发起的新生活运动的翻版吗？
下面的这番对话更是互相吹捧——季羡林对温家宝说：「现在国家领导人不好当。治乱世易，治平世难，治理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更难。」温家宝则深有感触地说：「我常记着一句话，名为治平无事，实有不测之忧。我们有许多值得忧虑的事，脑子一点不能放松。」常常作「先天下之忧而忧」状的温家宝，总算是找到了一个贴心人。但是，难道是国人强迫或选举温家宝们当国家领导人的吗？用一句俗话说，你们是「占着茅坑不拉屎」。中国的领导人确实不好当，但为什么我们不能选择更有能力的人来当呢？（待续）
国家主义的魔咒几时可破？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破产之后，中共祭出爱国主义的翻天印。季羡林遂充当了一名爱国主义的典范。温家宝对他说：「您的《留德十年》和《牛棚杂忆》我都学习过。去年我访问德国时还专门引用您的一段话：我一生有两个母亲，一个是生我的那个母亲，一个是我的祖国母亲。」季羡林说：「两者缺一不可。」温家宝说：「我给华侨讲时，很多人都热泪盈眶。」季羡林趁机提出一个建议：「应该列入小学教科书。」温家宝说：「好，我回去以后给教育部『反映反映』。」如此「毛遂自荐」，不惜直接要求当权者干涉小学教材的编辑工作，这也太不符合儒家「谦谦君子」的风范了。而温家宝的「反映」当然是不会没有效果的，果然，季羡林的一篇题为《自己的花是让别人看的》的文章被新增入小学语文教材。
人的母亲只有一个，将国家和政府当作母亲，是对自己的母亲的羞辱。季羡林留学德国十年，难道没有听过德国文豪托马斯•曼的名言吗——「自由在哪里，祖国就在哪里；我走到哪里，就把德国文化带到哪里。」当所谓的「祖国」羞辱和逼迫母亲的时候，你站在哪边呢？法国作家加缪便斩钉截铁地回答说：「在祖国与母亲之间，我选择母亲。」而季羡林的选择是相反的：他声称爱母亲，其实他爱的是权力，他何曾爱和关切过天安门母亲呢？杀死这些母亲的孩子的，不正是共产党政权吗？季羡林也曾在八九民运中的一份知识分子的声明上领衔签名，那么多被杀害的孩子，那么多失去孩子的母亲二十多年如一日的抗争，难道他全都忘记了吗？
温家宝还谈到了季羡林送给他的一篇文章《泰山颂》。温家宝说：「写得很好。文章感人，而且有气势。您大概从小就对泰山很喜欢？」季羡林说：「我的家乡在山东。泰山的精神实际上就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温家宝说：「对，这篇文章实际上就是民族颂。」季羡林说：「最后两句话是——『国之魂魄，民之肝胆，屹立东方，亿万斯年。』人民的灵魂，百姓的脊梁，中华民族大有前途。」稍稍了解一点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泰山哪里是民族精神的象征，泰山根本就是帝王精神的寄托。泰山自古就是帝王的禁脔，历代帝王都喜欢通过泰山封禅的活动来巩固皇权和增强「天子」的神秘感。所以，季羡林要么是对中国的历史常识极度无知，要么就是故意以此来谄媚当权者，将当权者当作帝王顶礼膜拜，这种「士之无耻」比无知更可怕。
这一次探望正好是在四川地震之后不久。温家宝对季羡林说：「我们的历史总是和洪水、干旱、地震等灾难联系在一起，但我们这个民族从没有溃散过，反而愈挫愈奋。」季羡林立即表示同意：「一个民族和一个人一样，灾难能锻炼一个人的意志，也能锻炼一个民族的意志。」这不是受虐狂吗？既然季羡林认为灾难对自己是有益的，就应当感谢「文革」，感谢「牛棚」，大声疾呼再来一次！又何必在《牛棚杂忆》中发出种种抱怨呢？既然温家宝认为灾难可以让我们这个民族「愈挫愈奋」，那么视察灾区的时候，又何必挤出几滴眼泪来呢？你们在这里轻松地谈论灾难的「正面效应」，我却相信，那些在地震中死于豆腐渣校舍的孩子的家长们，绝对不会同意的这样的观点。多难从来不会兴邦，但极权主义政权会利用各种灾难来巩固自身之统治，就如同斯大林当年利用纳粹的入侵，提升自己统治的合法性与独裁的程度一样。
温季合作的爱国「二人转」可休矣。季羡林在德国留学的时候，正值纳粹兴起、希特勒上台，我怀疑他是不是中了法西斯的毒素。否则，他怎么会在《忆往述怀》中说出这样的话来：「对广大的中国老、中、青知识分子来说，我想借用一句曾一度流行的、我似非懂又似懂得的话：爱国没商量。我平生优点不多，但自谓爱国不敢人后。即使把我烧成了灰，每一粒灰也还是爱国的。」这种爱国不正是纳粹所鼓吹的那一套吗？那么多德国的年轻人，正是在这种爱国魔咒的驱使下，走向战场，疯狂杀戮，最后自己也成了炮灰。对此，冉云飞尖锐地批评说：「『爱国没商量』——这样的『爱国论』与『伟光正』在无视逻辑、撒谎的知识谱系、群氓心理上形成了强大的同构。官方不树立季先生为『国宝』，他还树立谁呢？」
季羡林算是老北大人了，当年他曾经与胡适共事，难道胡适的自由民主思想一点也没有影响到他吗？胡适早在半个多世纪之前就说过：「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这句话与季羡林的「爱国没商量」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在民国时代生活过的老辈学者中，季羡林本是平庸之辈，唯一的优势就是活得比较久罢了。于是，「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他以长寿的优势终于等来了一顶辞也辞不掉的「国学大师」的帽子，简称为「国师」。（待续）
人格分裂的伪君子
在一个道德沦丧的时代，官方最热衷于打造道德完人。季羡林乐于被温家宝当作圣人、乐于被共产党塑造成圣人。温家宝与季羡林的合作，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有一次，温家宝特意带了一件小礼物送给季羡林：那是一幅水晶玻璃画，上面有激光「刻印」的温家宝和季羡林在一起的画像。这是一个自恋者向另一个自恋者的致敬方式。温家宝说：「这上面还刻了一句您最喜欢的话：真情。您常讲做人要真情、真实、真切。」季羡林说：「对，『三真』是我做人做事的原则。」
可是，诚如圣经所说，这个世界上一个义人也没有，遑论圣人了。季羡林刚刚去世，他的儿子季承便在《我的父亲季羡林》一书中写出了「一个人生失败者的父亲」以及「一个人生失败者的丈夫」的真相。季羡林表明上很清高，其实「他好名，给他一百顶帽子他都戴上」。另一方面，季羡林对家人极端冷漠甚至冷酷，从未没有爱过妻子，也没有爱过儿子、女儿。他始终以自我为中心，将自己当作「悲剧人物」，并且坚信「这都是别人造成的，只有他一个人为家庭而牺牲，他的命运最悲惨，他的生活最值得同情」。季羡林喜欢养猫，似乎对猫颇有爱心，但他除了带猫出去散步，给猫喂点牛肉、猪肝之外，根本不管其他。那时，他的母亲和妻子年龄都很大了，还不得不在照料他之外，为他照料那些猫，为此累得筋疲力尽，甚至引发「家庭战争」。在这种畸形的爱的背后，是何等的自私和无情啊！
这位国学大师至死也没有参透死亡，季羡林「希望活到『茶』寿，更希望永远活下去」，然而大师的夫人却早有「死了干净」的想法。所以，有人说，季羡林是「有国无家」，可是，没有家，哪来的国？一个爱家的人，在公共领域中，不一定就是个好人，比如党卫军头子希姆莱就很顾家、很爱妻儿；但是，一个连家都不爱的人，他所声称的「爱国」根本就是肥皂泡一样的谎言——连自己的家人都不爱，又如何爱那些组成国家的、跟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同胞呢？
儒家文化再加上共产党的专制统治，必然盛产人格分裂的伪君子。钱钟书是如此，季羡林是如此，余秋雨亦是如此。季羡林在私人生活中真面目，已经呈现出冰山之一角。而温家宝在私人生活中呈现为什么形象，寻常人等虽然无法亲眼目睹，但基本上可以想象出来。季承给家庭中的父亲打六十分，我则给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季羡林打三十分。温家宝的得分大致也差不多吧。温家宝对季羡林说：「真理和科学要求真实。您一生坎坷，敢说真话，直抒己见，这是值得人们学习的。……最近，我看您讲良知、良能。我认为，这是知和行的统一观，也是人的品德和能力的统一，这个思想很深刻。」季羡林立即顺着杆子往上爬：「要说真话，不讲假话。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就是不一定把所有的话都说出来，但说出来的话一定是真话。我快一百岁了，活这么久值得。因为尽管国家有这样那样不可避免的问题，但现在总的是人和政通、海晏河清。」温家宝立刻谦虚地说：「我们做的不够，还要多努力，把工作做好。您也要把身体保重得更好，多看些年。」温家宝将季羡林当作说真话的人，季羡林也真的认为自己是说真话的人，这本身就是和谐中国最大的谎言。在今天的中国，说真话的知识分子，是刘晓波，是谭作人，是陈光诚，是师涛……可是，他们都在哪里呢？他们都在共产党的监狱里。可见，共产党如此地仇恨和害怕真话，因为共产党的统治是靠谎言和暴力来维持的。
如此对话，真是将肉麻当有趣到了极点。而将其整理出来发表的记者，当然不会这样认为，也许还有许多读者真得读得津津有味，甚至「临表涕零」。这才是中国社会最大的悲哀。这个柏杨所说的「大酱缸」，何时才能被打破呢？
 
2.8宦官已绝，文妖不绝
所谓舆论，乃系对政治的批评，不是对政治的歌颂，此乃无间于古今中外之常理。假定一个时代到了由钉死自己的良心理性，进而想去钉死社会的良心理性的阿谀家们，起来取真正的时代论者而代之的时候，这正说明此一时代的终结。因此，我坚信希特勒之流必永远受到人类的唾骂，这是他得到的阿谀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徐复观《学术与政治之间•自序》
东汉时的昏君汉灵帝准备兴建规模宏大的御花园，宰相杨赐上书劝阻。灵帝打算停工，询问身边的宫廷侍从任芝、乐松的意见，两人回答说：「从前周文王的御花园有一百华里，人们认为太小；齐宣王的御花园只有五华里，人们认为太大。所以，御花园实际的大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君王是不是英明神武。如果一个君王足够英明神武，他的御花园再大，老百姓也不觉得大；如果一个君王不够英明神武，他的御花园再小，老百姓也觉得大。今天，陛下是如此英明神武，修建御花园只会得到老百姓的拥护和称赞，当然那些别有用心的人除外。」灵帝听了这样的马屁，龙心大悦，乃下令继续动工。而阻止修建御花园的杨赐的下场如何，可想而知。作家柏杨在评论这段历史的时候感叹说：「任芝、乐松的言论，使我们再见文妖。截至二十世纪为止，宦官已绝，而文妖不绝，倍增痛心。」我则跟着评论说，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还有更多的文妖和重用文妖的权贵呢。
那条送给温家宝的围巾
二零零九年一月十日，在江苏考察的温家宝，来到常州高等职业教育园区。在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的校园内，温家宝面对几千名学生发表演讲。当时，气温已经接近零度。也许是天寒地冻的缘故，看到总理不远万里来「送温暖」，一名同学上台将一副长围巾送给总理，说：「这是我送给您的围巾，请您戴上，您一定要注意身体啊。」随后，媒体大肆报道此感人一幕，以凸显「人民的总理人民爱」。
新华社报道说，这名学生送给温家宝的围巾乃是其亲手编织的。我总是怀疑这个细节。因为如今的年轻人大都眼高手低，很少有人能够掌握复杂的编织技术。也许，这家职业学校专门设置有编织方面的专业，这名学生正是编织专业的学生吧。还有自诩为「八宝饭」的人在网上评论说，这是「一片真情，万金难买」。记得少年时候，中小学语文课本中经常出现关于周总理的类似的故事，道具是衬衣、手套等等，或是总理送给百姓的，或是百姓送给总理的，以此凸显总理爱民如子，百姓爱总理若父。如今，温总理与百姓之间的亲密关系，几乎可以同周总理相媲美。美国总统布什被人砸了坚硬的皮鞋，我们的温总理却获赠温暖的围巾，谁是好领导，谁得到人民的爱戴，不言而喻。民国总统，可要羡慕死中国总理了。
然而，这个感人的故事，让我感到实在是太过离奇了。以温家宝所享受的「一级保卫」，若非寻常人等，焉能挤到他的面前去送上围巾？温家宝的每一项视察计划，都是中央和地方当局精心设计的，可以说丝丝入扣到了以每一秒计算。前来聆听温家宝教诲的数千名学生，无不经过挖祖坟式的履历审查。这样才能确保现场不会有人放肆地向总理大人扔鞋子，更不会有杨佳式的青年突然之间「脱颖而出」，而个个都是被总理的讲话感动得热泪盈眶的「好孩子」。
所以，送围巾的这个细节，必然在事先的安排和设计之中。「温办」的主任，肯定是这个仪式的总导演，地方官员，学校校长，都是参与策划者。这是一群无耻的「文妖」。谁去送，如何送，送的时候该说什么话，早已排练过了不知多少次，烂熟于心了。记得我在北大念书的时候，美国总统克林顿到北大发表演讲，那几名提问的学生，事先都经过反反复覆的演练。演练的过程，居然还拍摄出来，还在校园电视台播出。这就是有中国特色的「人生如戏」和「戏如人生」。
这一次，最入戏的不是那个献围巾的学生，而是接受围巾的温家宝。那个学生只是客串的演员，而温家宝却是专业演员和终身演员。温家宝真的需要围巾吗？尽管金融风暴已经波及到中国大陆，「人民的好总理」感受到了刺骨的凉意，但总理夫人垄断珠宝行业，浑身珠光宝气，总理大人自然不缺围巾戴。那么，总理为什么又不戴围巾呢？他就是要踏破鞋、穿旧衣，以此显示「艰苦朴素」的作风。当年，李鹏当总理时，经常裹着法国顶级品牌的时尚围巾，以工资而论，他一年的工资也买不起一副这样的围巾。而李鹏的女儿、中国电力之「一姐」李小林，骄傲地对记者说，这是她送给老爸的礼物。结果越抹越黑，李鹏更受民众之厌恶。想来，温家宝吸取了李鹏的前车之鉴，即便再冷也不会如此「披挂上阵」。这样，还可以给身边的「文妖」们一个编排「送围巾」的好戏的机会。一个重用一群「文妖」的领导人，能有几分的真诚呢？
真正需要围巾的不是温家宝，而是刘晓波。因为《零八宪章》而被捕入狱的中国独立知识分子的领军人物刘晓波，是为所有的中国人坐牢。他失去自由，是为中国人早日获得自由。这位只身挑战中共专制制度的勇士，才配的上热爱自由的同胞们用爱心编织的围巾。然而，那些生活在「美丽新世界」中的莘莘学子们，既不知道什么是《零八宪章》，也不知道谁是刘晓波。即便知道了，他们也不会将围巾送给刘晓波。他们年纪虽小，心智却早熟，他们知道将围巾送给谁可以换来千百倍的好处。（待续）
温家宝的打油诗是如何成为大学校歌的？
二零一零年五月十四日，中国各大媒体报道，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新闻网注销消息：经学校党委常委会研究决定，北航校歌正式确定为《仰望星空》。校歌选择温家宝的诗歌《仰望星空》为歌词，邀请沈阳音乐学院的艺术家进行音乐创作，「校歌的确定标志着北航的精神文化体系进一步完善，逐步形成了以北航精神、办学理念、校训、校风、校歌等为核心的文化传统及创新特质」。
北航新闻中心主任蔡劲松表示，北航之前没有校歌，学校在二零零六年就开始校歌征求工作，但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作品。一年多前，有很多师生和校友提议将温家宝总理二零零七年九月四日发表在《人民日报》的诗歌《仰望星空》作为北航校歌的歌词。虽然这首诗歌并不是为北航所写，但北航师生认为这篇文学作品的意境和北航的精神和发展目标非常契合。
北航官方网站上称，《仰望星空》这首诗，意境阔大而深邃，格调宁静而致远，读起来令人动容、回味无穷，特别是对北航的建设和发展具有特殊而深刻的意义，将激励北航人树立崇高理想和远大志向，激发北航人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的科学创新精神和人文情怀。四月二十六日，北航的书记和校长代表全校师生给温总理写信并附演唱光盘，让总理阅知北航师生确立校歌的夙愿。
看来，胡温向来亦步亦趋，如同太平天国的洪秀全与杨秀清，一个是万岁，一个是九千岁。胡锦涛在玉树灾区一所学校的黑板上题写「校园，会有的；家园，会有的」等几个字之后，这件「无价珍宝」立即被一群文妖「请」进甘肃省博物馆，并投入巨资研究如何将这两行胡锦涛随手用粉笔写在黑板上的字永久保存下来。我想，他们既然认为这块小黑板已经跟卢浮宫中的《蒙娜莉萨》一样伟大，不妨就仿效《蒙娜莉萨》的保护措施，在其外部安装一套特制的防弹玻璃。温家宝紧紧跟随胡锦涛，当年四川地震的时候，他写的「多难兴邦」未能及时保存下来，那么就只好在《仰望星空》上面下功夫。不仅要让这首打油诗家喻户晓，还要将其谱曲传唱，甚至定为大学校歌。
有人说，《仰望星空》成为北航校歌，只是下面的马屁精们单方面的作为，并非温家宝的本意。因为温家宝从来都谦虚谨慎、朴素真诚。但是，新闻报道显示，温家宝对自己的作品被定为北航校歌不是一无所知，北航方面早已将此事呈送到总理府的案头，温家宝在百忙之中也一定「阅知」了。
媒体没有报道温家宝收到北航请示信件的具体反应，但半个多月之后，北航校方公布了这一决定，就足以说明温家宝即便不是「笑纳」之，至少不是「反对」。否则，如果温家宝奋起捍卫自己的知识产权，如果温家宝对这种个人崇拜的歪风邪气感到不满，稍稍透露一丁点意见，下面的人哪里还敢继续大张旗鼓地宣扬此事呢？他们只能偃旗息鼓、默不做声。
所以，上行下效，上梁不正下梁歪，是最简单不过的道理。单单有下面的人喜欢拍马屁，而没有上面的人乐于接受马屁，马屁精必定不会满坑满谷；单单有一群文妖挖空心思媚上，而没有好大喜功、踌躇满志的当权者，文妖当然不会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旋律。
 
2.9影帝的配角们
翻译家、诗人杨宪益先生有诗云：「江山今日归屠狗，冠带当朝笑沐猴。」一语道破天机，今天的朝廷，从堂堂宰辅到九品芝麻官，都在忙着演戏。影帝固然演技炉火纯青，但偌大的舞台上，如果仅有影帝一个人出场，亦不足以打动观众。所以，影帝身边，必须有大大小小的配角，起烘云托日之效果。温家宝喜欢的是哪些配角呢？
误将李鬼当李逵的吴仪
「铁娘子」吴仪先后在朱内阁和温内阁中担任副总理，先是温家宝的工作伙伴，后是温家宝的得力副手。有一次，吴仪到上海考察的时候，在会议上批评台湾著名的连锁食品企业「永和豆浆」，指她在上海松江的一次突击检查中，发现一家「永和豆浆」的质量和卫生条件都很差。
吴仪对「永和豆浆」声色俱厉的批评，被各大媒体大幅报道。事后，「永和豆浆」的老板林炳生大声「喊冤」，上海当地的官员也「一头雾水」，因为松江根本就没有永和豆浆的分店。很明显，吴仪到的是一家「李鬼店」。林老板强烈要求「一定要找出元凶，还永和豆浆一个公道」，但上海官员却对他说：「我们总不能说吴仪副总理弄错了吧？」
即便贵为副总理，吴仪也是一个会犯错误的、有限的人，而不是全知全能的神。既然犯了错误，就应当道歉，这是天经地义的因果关系。然而，被誉为「开明派」的吴仪，在这一点上也和中共的其他高级官员一样：闹出了一个乌龙事件之后，为了面子的缘故，不向被冤屈者道歉。
官大一级吓死人。在中共等级森严的官僚制度内，谁的官大，谁就占有真理。中共一向喜欢标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实际上，真理永远只是当权者的独占品。有了权力，便可以指鹿为马，便可以颠倒黑白。此种情况，于今为烈。
在古代，即便是五之尊的皇帝，在遇到天灾时，亦不得不发表「罪己诏」，承认这是上天对自己施政不佳的惩罚，希望以此获取老百姓的谅解。但是，中共掌权之后，先后制造了「土改」、「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文革」、「六四」等政治运动和血腥屠杀，致使中华大地血流成河、尸横遍野。中共却从来没有公开承认错误，更是拒绝向民众鞠躬道歉。
吴仪不仅应当向「永和豆浆」道歉，还应当向所有的消费者道歉。当时，吴仪刚刚接替死去的第一副总理黄菊，并兼任「全国食品质量和食品安全领导小组」组长，当然有责任确保老百姓都吃上健康、安全的食品，当然有责任打击乃至杜绝假冒伪劣产品和冒牌店。但是，近年来公共卫生危机不断发生，让吴仪焦头烂额、防不胜防。在此次卫生检查中，吴仪居然分不清哪一个是真店、哪一个是假店，连副总理阁下都「反认李鬼为李逵」，一般老百姓又焉能分清呢？而且，她在没有经过调查和甄别的前提下，便轻率发表论断，伤害的是一个名牌企业的声誉，羞辱的是自己担任的副总理的职务。
我一直迷惑不解的是，为什么海外有那么多人对温家宝内阁中的「女一号」吴仪赞不绝口？连香港评论家董桥也盛赞吴仪魅力无穷，赞誉之语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吴仪让人想起物理女皇吴健雄婉约中的刚毅，想起城南之花林海音古典的现代：她们都是梨树下紫砂壶温的碧螺春。」我左看右看、前思后想，怎么都没有在吴仪身上发现有丝毫的个人魅力。在其任上，吴仪可曾有过一句支持民主的言论？可曾向数十万计的因政府不作为而染上艾滋病的的患者表达歉意？她接见过为艾滋病人的人权奔走呼号的高耀洁医生，但当高医生被河南地方官僚监禁和侮辱的时候，她本可出面干涉，却不闻不问，使得高医生不得不以八十高龄出走美国。
此次「乌龙」事件，生动地说明今天的中国已经变成了谎言笼罩每一个角落的谎言帝国，变成了「假商品」无处不在的制假帝国——从假烟、假酒、假药、假文凭、假论文、假处女膜乃至被艾滋病病毒污染的假针头，没有制造不出来的假货，没有不敢流通的假货。这不是政府的失职又是什么呢？温家宝政府有能力实现禁书、封网、打压异议人士，却对如洪水般泛滥的冒牌货物和商品束手无策，这不是故意的「一手硬一手软」吗？（待续）
作为法盲的司法部长吴爱英
二零零九年八月六日，司法部部长吴爱英在全国司法厅（局）长座谈会上表示，「要进一步加强律师队伍的教育管理，切实做好律师代理敏感案件和群体性事件的指导工作，教育引导广大律师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忠诚履行律师职责使命。」
讲这段话的人无疑是一个法盲。让法盲来担任司法部部长，这就是今天中国无比荒诞而又真实的现状，这也表明了作为总理的温家宝的失职与无能。在一个真正的法治国家，不会有所谓「敏感案件」的说法，因为任何一个公民、任何一个案件，在宪法和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没有「敏感」与「不敏感」之差别。单单将某一些案件孤立出来，纳入到律师参与辩护的禁区之中，这本身就是对法治精神的粗暴践踏，何谈「依法治国」？
在今天的中国，「敏感案件」实在太多了，为刘晓波、陈光诚这样的异议知识分子和维权人士辩护，是敏感案件；为藏族和维族等少数民族人士辩护，是敏感案件；为基督教家庭教会成员和法轮功修练者辩护，是敏感案件；为死于毒奶粉的婴孩的家长和死于四川地震中豆腐渣校舍的学生的家长提供法律援助，也是敏感案件……于是，涉足「敏感案件」的律师便成了「敏感律师」。
那么，这些「敏感律师」的下场如何呢？吴部长的这篇讲话处处暗含杀机，「要健全律师执业准入、执业状况评价和执业奖惩机制」，也就是说，不听话的律师，便会被敲掉饭碗，便会遭到秘密警察的监视、骚扰乃至殴打，便会被官办的律师协会以及司法局刁难甚至取消律师执照。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仅北京一地便有五十多名律师因「年检」没有过关，而被终止执业。
我在访问台湾时，与若干当年承办过人权案件的律师、后来成为党外运动中坚力量的前辈有过接触。他们告诉我，即便在国民党白色恐怖最严峻的时期，国民党当局也没有像今天的共产党政权那样，对律师群体展开如此卑劣的迫害。对于法律的尊严和荣誉，国民党当局还有三分的敬畏之心；而在彼岸的中国大陆，共产党人一向如毛泽东所说，是「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反正法律是他们一手制定的，他们想遵守就遵守，不想遵守就不遵守，谁敢有怨言呢？
吴爱英部长便是这样一个「无法无天」之典范。在讲话中，该部长根本不提及宪法至高无上的地位，而是反复强调党的绝对领导，「律师队伍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工作者的本质属性，确保律师工作正确的政治方向」。换言之，就是党大于法，当党的利益与法的权威发生矛盾时，要以党为大、枉法媚党。既然党无所不在，律师界又怎能让党缺席，所以要「坚持不懈的抓好律师行业党组织建设，努力实现党的工作对律师行业的覆盖」。这不仅是法官和检察官必须遵循的「潜规则」，也是律师不得不烂熟于心的紧箍咒。
胡温执政以来，中国的法治化进程不进反退，从严管律师到掀起「严打」运动，法律成为「维稳」的工具。美国法学家伯尔曼说过，法律必须被信仰，但从温家宝到吴爱英，均不信仰法律。在今天的中国，宪法没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不过是被束之高阁的一纸空文而已。温家宝和吴爱英根本无视这样一个常识：律师不独立，司法就不独立，一个公平与正义的法治社会也只能是空中楼阁。（待续）
「玉娇挥刀」与「鸿忠抢笔」
看到这个题目，看官莫误会我在模仿金庸写武侠小说，我是在写本来索然无味的「两会」上出乎意料地上演一出精彩话剧。日光之下无新事，中共自编、自导、自演、自娱自乐的「两会」，从来都平淡如水。那些习惯于说「假大空」的废话的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有百分之九十是现任的或退休的官员。所以，「两会」历来既与人民无关，也与新闻无关。
在二零一零年的「两会」上，惟一引起草民关注的事件，不是温家宝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宣告和让人民过上「有尊严」的生活的承诺，而是「玉娇挥刀」与「鸿忠抢笔」两个新式成语。
玉娇者，邓玉娇也，为湖北巴东县野三关镇一洗脚城的服务员。刀者，修脚刀也。野三关镇，镇如其名，似乎本来就是一处化外之地，不在温家宝的统治之下。这里的十二品小官，却个个是为所欲为的土皇帝，酒足饭饱之余，居然想强暴无辜的邓玉娇。为反抗淫官的施暴，弱女子邓玉娇怀着同归于尽之心，以修脚刀格杀之。在内外舆论的强大压力之下，她最终获得从轻发落，这也算是近年来民意的一次罕有的胜利。
鸿忠者，李鸿忠也，为湖北省省长。笔者，录音笔也。三月七日，湖北代表团向媒体开放，李鸿忠步入贵宾厅接受采访。李巡抚洋洋洒洒，大谈湖北发展势头良好。《京华时报》（属人民日报系统）女记者刘杰最后发问：「省长，您怎么看待邓玉娇？」李鸿忠勃然大怒，脸色阴沉，怒视女记者。然后，猛伸出魔爪，夺其录音笔，「你是党报的！党报怎么舆论导向的？我找你社长去。」女记者遭此辱骂，唯有以泪洗面。
一夜之间，此消息传遍大江南北。统治湖北数千万民众的李鸿忠，平时作威作福惯了，没有想到这一次却成为众矢之的。「鸿忠抢笔」成了一个网民创造的汉语新成语，与「正龙拍虎」、「秋雨含泪」、「兆山羡鬼」等并列，未来一定可以收入汉语词典当中。
紧接着，数千网友发起罢免李鸿忠的联署信，民众在网上呼吁罢免省长，自中共建政以来还是第一次。有人说，李鸿忠抢笔之举乃是一时失态；而在我看来，这才是他的「常态」，而非「失态」。独立评论家冉云飞指出：「李鸿忠这种官员面对媒体时的拙劣表演，不是他个人的独得之秘，而是不受制约的权力所带来的傲慢，对他们长年累月浸润到骨血里的结果。」
中国的官僚们要明白权力受限、新闻自由的普世价值，还有漫长的路要走。从江泽民用英文怒斥香港记者张宝华「年轻、愚蠢、无知」；再到前广州市长林树森呵斥香港记者唯恐天下不乱，并警告说不要把香港那一套拿到内地来；接着郑州规划副局长逯军质问记者：「你到底是为党说话，还是为人民说话？」；再到广州路政官员用粗话应对记者：「那么我是不是拉屎也要告诉你啊？臭不臭也要告诉你？」中国特权阶级之蛮横粗暴，堪称世界第一。
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同时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总理大人的话音未落，身为封疆大吏的李鸿忠便给了上司一记响亮的耳光。如果不罢免公开与之作对的李鸿忠，温家宝这个总理如何继续干下去呢？
然而，李鸿忠仍然安居其位。在二零一零年夏天中南部抗洪抢险的会议上，温家宝在台上侃侃而谈，李鸿忠就坐在第一排侧耳倾听。温家宝看到戏班子中的这个不称职的配角，不知是「怒其不争」，还是「哀其不幸」？（待续）
是「造城市长」，还是「破城市长」？
日前，《瞭望东方周刊》报道了山西大同市的「造城市长」耿彦波的显赫政绩。在这篇报道里，耿市长俨然是一个新时代的焦裕禄：他以超常规手段推进大同的大拆大建，云冈石窟景区改造、道路建设等等；他每天睡眠五个小时，别的时间都在工作；他不是坐在舒服的办公室里，而是奔波在一个又一个的工地上；他魄力超群，改天换地，克日期成。
然而，对于这样一个「强人」，我心中充满了疑虑。在中共一党垄断权力的体制下，每个地方的「父母官」都是说一不二、为所欲为的土皇帝，整个城市便是这个土皇帝棋盘上的棋子，用评论家刘洪波的话来说，「大同，似乎是一块白布，变成了市长个人创作的对象。耿彦波一个人的意志，可以决定这个城市要变成什么样子。」但是，城市的改造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市长大人有没有征求过普通市民和专家学者的意见？万一市长的决策错了呢？谁来对一个被轻率地毁灭的城市负责呢？
近年来，若干「有个性」的地方官员受到媒体的追捧，如在重庆实施「打黑」行动的市委书记薄熙来，如在昆明要求官员在媒体上公布手机号码的市委书记仇和，如今又来了一个耿彦波。这些的相对来说比较能干的官僚，在普遍平庸化的官僚体系中，似乎让人耳目一新。但是，对广大民众来说，他们的强势作风究竟是祸还是福呢？
在专制制度下，权力是自上而下授予的，而不是通过民众的选举赋予的，所以这些能干的官僚大可不必考虑民意，而将个人如何打造政绩放在第一位。为了拿出漂亮的政绩来，他们大肆推进城市改造，疯狂出卖城市土地，这是一个彰显政绩的简单易行、立竿见影的方法。于是，一场新的「圈地运动」在中国的大中小城市里同时上演。房地产的虚假繁荣支撑起了地方GDP的高增长率，而一旦此泡沫破灭，受害的还是普通百姓。
另一方面，这种所谓「得到大多数人支持」的、大刀阔斧的城市改造工程，却牺牲了「少数人」的合法利益，比如那些被强迫拆迁乃至暴力拆迁的市民，他们不得不使出极端的方法来抵抗，比如扔燃烧瓶和煤气罐等，甚至不惜以死相拼。强迫拆迁成为今天中国公权力与私权利最大的对立和冲突。
专制制度下的大小官僚，还是平庸点好。在民主社会，公民可以投票给那个自己心仪的候选人；而在专制社会，大家只能祈祷这个不是我们选举的「父母官」笨一点、懒一点、少伤害老百姓一点。胡锦涛时代当然优于毛泽东时代，胡锦涛时代毕竟没有出现毛泽东时代那样饿死三千万人的大饥荒——看看学者杨继绳撰写的《墓碑》，不禁让人毛骨悚然——不是因为胡锦涛比毛泽东更加精明能干，乃是因为胡锦涛比毛泽东愚笨，胡锦涛缺乏毛泽东那种干坏事的激情和魄力。
胡锦涛上台以来，说的惟一的一句人话，就是「不折腾」。是的，只要当官的「不折腾」，这就是中国老百姓最大的福气了。可是，胡锦涛、温家宝以及他们的手下们，却非得将中国的老百姓「折腾至死」不可。（待续）
该补习数学课的监察厅副厅长
在腐败愈演愈烈、民间呼吁官员公布财产的背景下，全国政协委员、四川省监察厅副厅长赵振铣却对媒体说，中纪委全会对何时推出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态度为「目前时机还不成熟」。赵振铣认为，在反腐倡廉、社会监督等制度还没有建成的情况下，盲目推出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不仅难以达到初衷，而且将会对其结果难以处理，造成混乱。今天，中国的官员乃至每一个人的收入构成情况都非常复杂，「各种收入错综复杂的纠缠，这几十年财产性收入怎么甄别？我看把纪律监察的力量再增加十倍都没有办法理清。」
与此同时，宁波教师陈勇，再度在网上曝家底：家庭存款为八万余元，且「无二奶、无情人、无姘头」。这名自称一辈子都买不起房的年轻教师声称：「任何人如对文中数据及数据表示怀疑，您仅需出示中国公民身份证，即有权查阅本人及家庭成员全年银行账户往来情况明细以及其他一切与财产相关的信息，本人提供任何必需的配合。」若有不实，则「愿在黄帝陵前自裁以谢国人」。
一个中学老师为何要在网上公布自己的财产呢？陈勇说：「我想为那些以保护隐私为由，拒绝公示财产的官员作出表率。去年曾有官员质问老百姓为何不公布财产，现在，百姓公布了，官员呢？」
看来，老百姓的财产状况并没有厅长大人想象的那么「错综复杂」。仅仅靠公民的良知和基本的数学知识，就可以将自家的财产清单整理并发布出来，根本不需要将纪律监察力量扩大十倍，也不会危害「压倒一切的稳定」。
然而，官员的财产状况就没有那么简单了。赵大厅长口口声声说，官员作财产申报会造成「混乱」，言下之意就是威胁中央说：你们不要将我们逼到绝路上去，稳定还得靠我们来维持，如果我们全都完蛋了，你们还能独存吗？不管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温家宝早已被绑上了权贵集团的战车，首先他自己就不敢公布个人和家族的财产。
赵大厅长来自四川，四川官员的数学能力向来不佳。四川大地震之后，已经过去了两年时间，死难学生的人数仍然没有统计出来。谭作人致力于调查死难学生真相，反被判以重刑；艾未未来到成都作证，亦遭到警察之毒打。这就是劣币驱逐良币。自己的数学不好，不好好去补习，反倒要将数学好的人污蔑为「国家的敌人」。
面对越来越大的网络舆论的压力，赵大厅长吐出来的一句官话是「目前时机还不成熟」。中共官僚的数学不及格，太极拳却打得蛮好。那么，什么时候才是「成熟的时机」呢？也许，直到中共垮台的那一天，时机都「成熟」不了。比如，北京方面说，香港人争取的「双普选」也是「目前时机还不成熟」。温家宝在接受外国记者访问时说，中国不能搞民主，不是民主不好，而是民众的素质尚有待提高。那么，香港民众的素质已经是亚洲之翘楚，为什么香港人不能「双普选」呢？
在我看来，率先公布个人财产的陈勇，比摀住真相的赵振铣更适合当监察厅厅长，乃至中纪委书记，正所谓「当官如不报财产，不如回家种红薯」。然而，事实却与之相反：市民愿意公布个人财产，官员却避之惟恐不及。还是赵厅长说出了温家宝的心声：让官员公布个人财产，不是一个数学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
 
2.10警惕愚民教育向香港弥漫
回归以来，香港正在变得越来越像北京。北京的官僚文化和宣传模式日渐侵入香港社会，逐渐由潜流变成主流，共产党也由地下党变成了地上党。中共在香港的喉舌、每年投入上亿巨资支撑、送的比卖的多的《文汇报》，在显要位置以超大篇幅发表了一篇极端煽情的报道：二零零七年七月底，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第三度亲笔回信港人，更首次亲笔抄录诗句「杜鹃再拜忧天泪，精卫无穷填海心」赠香港中学生，勉励同学们要以杜鹃啼血之情、精卫无穷之心，热爱并建设香港和祖国。中联办副主任李刚欣然充当「信差」，到访中华基督教会桂华山中学，转赠了温总的亲函及墨宝，转达国家领导人对师生们的关怀及祝福。
温家宝的一幅题字让香港师生「受宠若惊」
对于温家宝赐下的御笔，中华基督教会桂华山中学校长叶天佑表示，学校发动学生「一人一信」源于教导学生常存感恩的心，反思祖国对香港的关注，懂得支持领导人的工作，「毕竟领导也有孤单的时候，也有未完的梦想，也有艰苦难行的路途，我希望学生们可以鼓励他们，为国家打气。」
我很怀疑这是一所具有真正的基督教背景的学校，或者说这所学校的办学方针早已脱离了基督教的精神。对于基督徒而言，当然要「凡事感恩」，但感恩的对象不是统治者，而是天父上帝。组织尚未成年的学生写信给统治者宣誓效忠，不像是香港的基督徒的所作所为，倒像是内地的那些愚蠢而自私的官僚的所作所为；不像发生在二十一世纪初的今天的事实，倒像发生在毛泽东时代的传说。
叶校长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他很「同情」温家宝的「孤单」。在我看来，他的「同情心」似乎有些过剩了，他大概没有想过将同情心传递给那些饥饿的人、病痛的人、下监的人，偏偏要去无比贴心地考虑领导人的「孤单」——古往今来，哪个独裁者不「孤单」呢？独裁者的「孤单」，岂是奴才们可以安慰的了的？
从这个小小的细节便可以看出，某些香港人向权力谄媚的功夫一点也不亚于大陆人。教会及其所支持的教育、学术、慈善等机构，本来是社会道义的最后防线，如今却争先恐后地奉承掌权者，甚至将「爱专制者」看得高于「爱上帝」和「爱邻舍」。中华基督教会桂华山中学的管理者只是其中之一。我想，这位聪明的叶校长，如果到了大陆的话，一定也会有官当的。难怪他教育的学生，虽然小小年纪，却嫌香港的圈子太小，在信中向总理提出到内地为官的要求，可谓有其师必有其徒也。
《文汇报》上的这篇报道肉麻地评论说：「身在中南海的领导人，原本对一众香港莘莘学子来说遥不可及，温总理却从远方带来这份浓情厚意，令师生暖在心间，赞叹受宠若惊，无限光荣。」细节之一是：学生陈泳婷更代表全体同学大胆向温总理承诺：「你给我们的关怀收到了，我们定当努力不懈，勤奋学习，立志成才，回馈国家，回报社会。不负总理及中央政府的厚爱！」该校计划将温总理的题诗展示于礼堂，让师生们时刻铭记中央领导人的关爱与叮嘱。
好一个「受宠若惊」！在该报道作者的心目中，香港市民理所当然地是中国的「二等公民」，是一群「忠心」不够「耿耿」的「化外之民」。因此，香港人想要得到总理大人的墨宝，本来纯属痴心妄想、猴子捞月。此次总理大人格外恩待，大笔一挥，你们自然应当「受宠若惊」。也许，改日北大人再度施恩，你们就有实现普选的希望了。自称「东方明珠」的香港，在北大人庞大的棋局中，不过只是一个不值得心疼的「私生子」罢了。如果「私生子」还不孝敬父母的话，那更是罪上加罪、罪不可赦了。
温总理的这副「墨宝」，看来要成为这所学校的「镇校之宝」了。基督徒最反对的便是偶像崇拜，这所基督教学校为了向北京方面献媚，居然不惜违背圣经的教导，将温家宝的题词当作偶像供在礼堂之中。由此可见，某些香港人虽然沐浴欧风美雨一百多年，但骨子里仍然是臣民意识和奴才心态。古代的帝王赐给臣民的御笔题字，或者被悬挂于门厅之上，或者被制作成巨大的牌坊，人人顶礼膜拜，文官下轿，武官下马。叶校长与学校的管理者们，面对温家宝所写的几个拙劣的毛笔字，诚惶诚恐的模样，与专制时代的臣民何其相似。而该校学生的慷慨激昂的「表态」，与内地中央电视台上「少先队员」们壮志豪情的宣誓比起来，已经没有什么差别了。（待续）
诱骗孩子为之而牺牲的政权是不义的政权
《文汇报》的报道继续绘声绘色地描述说：中联办的李刚副主任到该校亲自宣读温总理的回函，又分享温总理题诗中所引用的两句、亦是温总理最喜欢的、出自清末外交官黄遵宪的七绝《赠梁任父同年》的诗句。早在二零零三年六月访港发表讲话时，温总理也曾以此诗句明志，鼓励港人以杜鹃啼血之情热爱香港、热爱祖国，以精卫填海之心建设香港、建设祖国。
倘若黄遵宪老先生知道温总理如此张冠李戴地引用他的诗句，岂不「义愤填膺」？这两句诗的作者黄遵宪及题赠的对象梁启超，当时都是受满清当局迫害的政治流亡者。他们互相唱和与鼓励，乃是决心持守推翻专制制度、缔造宪政中国的伟大理想。而今日温总理却以之号召香港居民不得乱说乱动、做好顺民、「扶清灭洋」。「古为今用」，指鹿为马，无知者无畏，实在是聪明过了头。
中共的历届领导人，向来都喜欢作「爱国秀」。他们语重心长、引经据典地教导人民，尤其是孩子们，你们要「爱国」，要为国牺牲。但是，最不爱国的，恰恰是他们自己：邓小平的后人中，若干人拥有美国绿卡甚至美国国籍；前任国家副主席曾庆红的儿子，刚刚秘密定居澳大利亚；胡锦涛和温家宝的子女们，大都留学欧美，然后靠着太子、太女的身份，一夜暴富。太子党们可没有一个人愿意当「杜鹃」和「精卫」的。「于己不欲，勿施于人」，这些言行脱节的领导人，究竟有什么资格来教导百姓和百姓的子女们「爱国」、甚至以「杜鹃」和「精卫」的决绝的方式来「爱国」呢？
爱一个专制的政权是需要付出代价的，这代价不亚于「杜鹃」和「精卫」。那些真心实意地「爱国」的老百姓和他们的孩子们，其结局之一便是沦为山西黑窑中的奴隶童工，以及东莞的工厂中被虐待和凌辱的奴隶童工。我不知道「温爷爷」如何面对山西黑窑中那些骨瘦如柴、衣衫褴褛、宛如木乃伊一般的奴隶童工，以及东莞工厂中来自四川阿坝的吃不饱、穿不暖的甚至遭到奸污的孩子？他们的处境比「杜鹃」和「精卫」更加凄惨，他们不正实践了总理大人的谆谆教导吗？眼泪太多的温总理，会为这些可怜的孩子而泪流满面吗？
山西洪洞县的黑窑童奴事件，绝对不是当代中国空前绝后的、戕害孩子的「顶峰」。我相信，还有更可怕的惨剧正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着，它缘于一种制度性的罪恶，缘于人性深处那探不到底部的黑暗。果然，网络上传来越来越多的消息，在中国还有很多类似的黑窑，还有无数的孩子在黑暗中挣扎、病痛、死亡。这样的国度，有什么资格宣称「和谐社会」与「大国崛起」呢？这样的国度的领导人，还有什么心思到处去炫耀其书法和学识呢？
古人说，天地不仁，杀人如草不闻声。其实，孩子们的悲剧与天地何干？戕害他们的邪恶力量，不仅是父母的怯懦，不仅是官僚的无耻，不仅是老板的贪婪，更是一种延续至今的现代奴隶制度，更是一个彻底黑帮化的政府和统治阶层的集体犯罪。孩子们还来不及哭泣就死去了。为人父母者，谁能无动于衷呢？既然「做中国的人孩子」，就意味着接受「杜鹃」和「精卫」的悲惨结局；那么，「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便不是一句「政治不正确」的、「不爱国」的偏激之语——它是一句让我们的内心刺痛的真相。（待续）
我们不是奴隶，我们的孩子更不是奴隶
有一则被读者忽略的新闻，我想介绍给日理万机却又声称「爱这片土地爱得深沉」的温总理看看。在二零零六年二月二十八日的《新京报》上，有一则题为《男子为惩凶携存放六年女儿尸体爬上北京广告牌》的新闻报道。据目击者葛先生说，早上八点半，他上班路过北京市朝阳区京广桥时，看见一名男子站在一个高约三十米的广告牌上，还有一件红色的孩童衣服挂在上面，衣服里有一些黑色的东西，看起来很像是个孩子，但没有看见头和胳膊。「那男的双手捂着头，趴在广告牌上，时而用手轻抚这孩子形状的东西，表情很是痛苦，还不时往下撒些白纸。」现场的红庙消防队队员和呼家楼派出所的民警均向记者证实，挂在广告牌上「孩子形状的东西」其实是一具小孩尸体，该男子是背着这具尸体爬上这块广告牌的。
该男子撒下的白纸是一份遗嘱。该男子声称，他名叫李恭建，是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孙付集乡后桥楼村村民。挂在广告牌上的尸体是女儿李美妮。二零零零年十月三日，家人发现年仅四岁半的美妮不见了。两天后，在村北的一机井中打捞出孩子的尸体，经法医鉴定为他杀。后经商丘市公安局梁园分局侦查认定，同村村民李某为嫌疑犯。然而，在地方官员的干涉下，凶手被脱罪，仅仅被判有期徒刑十年，罪名是故意毁坏财物罪。
李恭建认为真凶没得到惩处，拒绝火化女儿的尸体。这位贫穷的农民从牙缝里挤出几百块钱，购买冰柜冷冻女儿的尸体，并长期支付昂贵的电费。这位倔强的父亲，五年来什么事都不干，就要寻找答案：到底是谁杀死了他的女儿？当所有手段都用完时，他下定决心到北京去，并选择了这种极端方式，为自己、也为女儿「讨一个说法」。
事发后，消防员、民警等人员赶往现场。早上九点二十分，消防员在李恭建所在位置的垂直地面放置气垫，还加紧启动云梯以备救援，民警将现场封锁，一百多名行人在警戒线外驻足观望。十点，一名警察坐上云梯与李恭建谈判，半小时后，他被说服，从上面下来，随即被民警带走。十点三十五分，消防员将孩子的尸体取下来。
第二天，我看到一则简短的后续消息：女孩的尸体被火化、父亲携带骨灰返回家乡。
这则新闻经过弱化处理之后，出现在专门发表社会奇闻的版面上。我在网上看到有一位网友发出追问：「究竟是什么鸣冤申诉机制，使底层人民要用这样极端的方式，来控诉他们生命中遭受的毁灭与不幸？究竟是什么样的言论和舆论空间，使底层人民要上广告牌，要一死表白？！」我无法面对这位从河南到北京千里背尸的父亲，温总理阁下呢？李恭建虽然具备了总理所要求的「杜鹃」和「精卫」的精神，但他最终还是未能找到公义和真相。我更无法面对小女孩李美妮少得可怜的一点骨灰，温总理阁下呢？从尸体变成骨灰，这是父亲惟一的收获。假如换了温总理，是否能够比李恭建做得更好呢？
我更想将这个可怕的故事讲给香港的孩子听。下一次，如果你们有机会再给总理大人写信的话，不妨向他复述一下这个故事。如果你们不假思索地接受来自大陆的愚民教育，你们自己也将成为下一批山西黑窑中的奴隶童工。你们要坚持说真话，做人格独立、精神自由的公民，这才是爱香港，也是爱中国。你们不是「杜鹃」，也不是「精卫」——惟一的例外是，在你们争取香港的民主、自由、普选，参加维多利亚公园「六四」烛光晚会的时候，你们不妨像「杜鹃」和「精卫」那样坚忍不拔、百折不回。
我也想把这些可怕的故事讲述给全天下所有的孩子和父母们听。一个真正的爱国者，应当致力于改变孩子们的骨头在地底下哀哭的惨状。我们不是奴隶，我们的孩子更不是奴隶。从今天开始，我们理应置疑那些居高临下的、让我们成为「杜鹃」和「精卫」的命令。在响应和遵从这些命令之前，我们一定要好好定睛看一看：他们本人在做些什么？他们的孩子在做些什么？他们是在用我们的人血蘸馒头吃，还是在一边等候着猎取我们的尸体？
中国的孩子不是「杜鹃」，也不是「精卫」。「杜鹃」的时代必须成为过去，「精卫」的时代也必须成为过去。今天，让我们为在冰箱里冰冻了两千多天之后才化为骨灰的小女孩李美妮哀悼，愿上帝的爱眷顾她和她的父亲。李美妮，愿她和那千千万万在贫穷绝望、冷酷无情中死去的孩子，克拉玛依的孩子，沙兰镇的孩子，成都人的孩子，山西人的孩子，河南人的孩子，香港人的孩子，尚未出世便被残酷的计划生育政策杀害的孩子，以及所有中国人的孩子一样，在此岸能有欢笑，在彼岸能有永生；在人间能有喜乐，在天堂能有平安。
 
2.11剑桥大学无须向温家宝道歉
温家宝在英国剑桥大学遭遇「扔鞋」事件发生之后，中共方面感到大失面子，温家宝除了委屈地表示，自己的老妈妈看到这个新闻脑溢血发作之外，还通过外交途径施加压力，要求剑桥大学校方道歉。于是，剑桥大学校长理查德德德致函温家宝表达歉意。中国媒体报道说，理查德德德校长对温家宝访问剑桥大学表示诚挚敬意，认为温家宝的演讲非常有助于加深对中国发展的理解，并认为「暴力行为与大学秉持的价值观背道而驰，剑桥大学对此坚决反对」。
对此，我的看法恰恰相反。此前那些曾经被扔鞋的西方政治家，从来不曾强迫活动的主办方道歉，比如布什总统被扔鞋之后就幽默地说，鞋子的尺码大概跟自己不符。与之相比，温家宝索取「道歉」的行为，无以显示其大国总理的气度。既然访问的是一个民主国家而不是专制国家，既然到达的地方是大学而非幼儿园（不过，今天中国的大学都是幼儿园），就得有遭遇「扔鞋」的心理准备。布什总统被扔鞋，以色列外长被扔鞋，中共的喉舌不都兴高采烈、大声叫好吗？如今，同样的遭遇落到「人民的好总理」头上的时候，你们才想起了「于己不欲，勿施于人」的古训？
另一方面，剑桥大学也无须向温家宝道歉。那个扔鞋的学生已经二十七岁了，是一个成年人，他足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即便受到司法机关的检控，也是「求仁得任」。他的行为并不代表剑桥校方的立场，剑桥大学又何必替人作嫁衣裳呢？
在此事件钟，我最感兴趣的不是那只鞋，而是扔鞋的那个德国学生愤怒的吶喊：「他是个独裁者！」这个世界太世故了，温家宝明明就是独裁者，大家却假装认为他不是。因为他率领着一个庞大的采购团，大家便对他毕恭毕敬、行礼如仪。其实，这些订单大都是「虚空的虚空」。末代港督彭定康在回忆录中说，有一次美国商务部长布朗到中国获得了六十亿美元的生意，但美国驻华使馆的官员却悄悄透露说，实际的交易总额只有一千万美元，此种例子比比皆是。
金钱的力量不仅侵蚀西方各国的政府，还腐蚀了西方名校。本来该遗世独立的西方名校，面对钱包鼓起来的中国，开始变得世故甚至谄媚起来。近年来，江泽民、朱镕基、胡锦涛、温家宝等人频频光临欧美的一流名校，以贵宾身份发表演讲，「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为了迎接这些独裁者，并避免贵宾遭遇呛声的尴尬，许多大学当局刻意挑选出席者，事先将某些特定群体的师生（如藏族人士）排除在外。哈佛、耶鲁、剑桥都做过这类有种族歧视之嫌的事情。
此次温家宝赴剑桥大学演讲，校方费尽心机确保「平安」。这名捣乱的德国学生，算是一条「漏网之鱼」。在从政客到学界普遍的趋炎附势的潮流中，唯有这位「冷门专业」（大陆媒体故意强调此一细节，企图以此贬低之）的博士生，像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装》里的孩子一样，说出了「他是个独裁者」这一再简单不过的真相。
剑桥大学确实应当道歉，不过不是向温家宝道歉，而是向被独裁政权杀戮和欺压的中国民众道歉。大学当然秉持反对暴力的价值观，但究竟什么是暴力呢？如果说向温家宝扔一只鞋而温毫发无损是暴力的话，那么中共的军队在一九八九年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开枪是不是暴力呢？那么中共的军队在二零零八年对争取真正的自治和宗教信仰的自由的西藏民众和僧侣开枪是不是暴力呢？那么中共的警察抓捕四川地震中遇难学生的家长、抓捕三鹿毒奶粉受害婴儿的家长是不是暴力呢？
在此意义上，隆重欢迎温家宝的剑桥大学，应当向天安门母亲道歉，向达赖喇嘛和西藏人民道歉，向四川地震死难学生的家长道歉，向三鹿毒奶粉受害婴孩的家长道歉——这一切，温家宝难逃其咎。为了赤裸裸的利益而将独夫民贼请上神圣的讲台，对于死者，对于死者的家属，对于仍然在监狱中遭受酷刑和虐待的人士，这所标榜追求真理的学府能够问心无愧吗？
什么是大学？美国思想家、芝加哥大学教授布鲁姆指出，大学应当是「人类真正的共同体，是追求真理者的共同体，是我们这个时代能够存在共同体和友谊的地方……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政治，与大学形成了难以分解的关系」。作为「真理的共同体」，大学应当是一切压制人的自由的独裁势力的批判者。可惜的是，这一次剑桥大学选错了道歉的对象，失落了大学薪火相传的自由精神.
 
 第三卷

山外青山楼外楼
人生经得几拳头


 
3.1取消国保是中国长治久安的第一步
——致温家宝总理的公开信
温家宝总理：
我以一名普通公民的身份给你写这封公开信。如果你会使用翻墙技术阅读海外中文网站的信息，你一定可以在网上看到这封信；如果你不上那些墙外的网站，我不知道你属下的国保以及为你搜集情报的智囊会不会将它打印出来放在你的案头。我希望你有机会读到，有机会思考，有机会回应。
我在媒体上看到了这样的一则报道：二零一零年六月二十三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推行依法行政工作。温家宝强调，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当前中国依法行政体制机制尚不健全。今后一个时期，必须加大《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实施力度，全面推进依法行政，不断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这次会议还指出，依法行政包括「要严格、公正、文明执法。依法查处各种违法行为，维护良好的经济社会秩序。加强行政执法程序建设，落实和完善行政执法责任制，坚决纠正不执法、乱执法现象」。
温家宝先生，你知道吗，就在你主持「依法行政」的国务院会议的同一天，我家门口又有一群国保前来「服务」了。这一天并非「敏感日子」，又没有什么外国元首来访，为什么你的「服务型政府」又来为我提供特殊服务呢？北京市朝阳区的国保王某打来电话，约我到小区的会所里聊聊。我断然拒绝之，我的时间很宝贵，我通常只跟我所欣赏的朋友聊天，而没有义务与那些无事生非的国保聊天。我转而一想，也许是前一天一直致力于为右派维权的铁流先生打电话邀我参加一个饭局，并发电邮告知，有茅于轼、张博树、滕彪等师友参加。我因早有计划要完成一篇文章，便回信说不能赴约。一定是国保偷看了我的电邮，看到我虽然表示不出席次日的活动，他们仍然担心我前去赴约，所以赶紧前来阻拦我出门，监视我的动向。温家宝先生，我想邀请你到我家中做客，你可以亲身感受一下贵政府是如何为一个只是努力说了一点真话的公民「服务」的。温家宝先生，你愿不愿意「现场办公」，「坚决纠正」这种「乱执法现象」呢？
也是在同一天，推特上的一位朋友告知：「六月二十一日，派出所查到了我和余老师你的通信记录，连我的网易邮箱都报出来的，两个公安直接跑到我公司，质问我买你的书没。还要我谈谈对刘晓波观点的认识。不过到目前还算安全，没被请去喝茶。」最近几年来，我的作品不能在中国大陆公开出版，只能在香港和台湾出版。推特上有许多朋友想看我的新书，我便请这些朋友给我发电邮联系购买，然后将手中的少许书籍邮寄给他们。没有想到，先后有五位买书的推友，遭到国保各种不同形式的骚扰，其中有两人在国保的威逼之下将买到的我的书上缴给国保。这种肆无忌惮地侵犯公民隐私和私有财产的、如同强盗剪径般的行为，不是「非法行政」和「乱执法」又是什么呢？温家宝先生，你愿意亲自制止国保的此类恶劣作为吗？或者你是否可以拿出一个好办法来，将「行政执法责任制」落到实处？我不知那些被国保非法侵占的书籍去向如何，如果你渴望阅读我的著述，可以像普通推友那样直接跟我联系，我愿意卖给你甚至送给你。请你这位自称爱读书的人，不要剥夺其他公民读书的权利，好吗？
温家宝先生，你自己一定心知肚明，在你和胡锦涛先生执政以来，「维稳」成为这个时代的「关键词」。你们将「维稳」这个词语像紧箍咒一样挂在嘴边，正表明中国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已经如同洪水滔天。二零一零年五月二十七日的《社会科学报》披露，二零零九年维稳财政预算执行情况令人震惊：全国内保费用达到五千一百四十亿元，已接近军费的数额，中央公共安全支出增幅达百分之四十七点五。温家宝先生，你刚刚当上总理的时候，曾经承诺将教育经费从百分之二提升到百分之四，但如今你的两届任期将满，这个数字几乎原地不动。这是什么原因呢？中国政府不是没有钱，中国政府是今天全世界最有钱的政府，但中国政府的钱都被用到哪里去了呢？有人说，公布的和秘密的各种维稳经费已经占国家财政收入的两成以上。「天价维稳」成为「胡温新政」的最大特征，「国保治国」成为一项至高无上的国策。从奥运会到世博会，国保的非法行政活动越来越猖獗，他们在奥运会和世博会期间查禁商店里的菜刀和老鼠药，他们不分昼夜地蹲守在每一个异议人士的家门口。互联网上的「敏感」词汇越来越多，日历上的「敏感」日子越来越多。所以，国保的经费越来越多、编制越来越大。
有了国保的保驾护航，你们和你们的御用文人说，平安了，但这样的平安真的可以持续下去吗？熟读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温家宝先生，你不会不知道，靠暴力和谎言是无法让一个国家和民族获得长治久安的。秘密警察不是维稳的柱石，而是和谐社会的最大的破坏者。执法犯法、肆意玩弄法律的国保们，败坏了这个社会的法治、信任与道德，他们污染的不仅是国土，而且是人心。他们不是致力于缓解矛盾，而是故意激化矛盾。他们表面上忠心耿耿，其实将你们推到火堆上烧烤。比如，长期搜集我的材料的北京市公安局国保大队的一名姓朱的国保，长年累月恐吓我身边的朋友、制造关于我的各种谣言、发匿名信和恐吓信，究竟是谁授权他这样做的呢？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在犯罪，就是在败坏政府的公信力。温家宝先生，最近几年来编制和经费大幅增长的国保部门，与那些力量微弱的政治反对派相比，才是你们真正的掘墓人。温家宝先生，如果你拥有政治家的智慧与勇气，拥有敏锐的时代感与深厚的历史感，拥有对自己的国家和民族以及人类的未来负责的精神，那么，取消国保、停止对人民的恐吓，是你需要立即迈出的第一步。
温家宝先生，如果你不从今天起便取消国保，国保未来的命运以及你的党未来的命运将不堪设想。东德的斯塔西和共产党的下场，便是中国的国保和共产党的前车之鉴。昂纳克等东德领导人曾经坚信，在无法挽回民心的情况下，让一个失去公信力的政权维系下去的杀手镧，就是秘密警察，即斯塔西。如果说在美学和道德上均丑陋不堪的柏林墙是公然向自由世界示威，并阻止本国居民「逃出疯人院」的企图；那么，斯塔西的作用就是让所有民众都不敢乱说乱动，至少「假装」对目前的生活表示满意，正如其负责人所宣称的那样，「国家安全部被赋予使用任何必要手段或方式阻止或扼杀所有阻碍或延滞社会主义成功的企图」。在此意义上，斯塔西堪称一堵用人肉来砌成的「柏林墙」。英国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泰勒在《柏林墙》一书中指出，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存在的四十年内，至少有六十万人为斯塔西工作过。一些专家更是宣称这个数字高达一两百万。即便只算编制内的人员，即拿薪水的人的数量，那么每三百二十个东德人中就有一个斯塔西。相比之下，在希特勒德国，盖世太保的人数只有两万，即三千五百名德国人中有一个盖世太保。
但是，斯塔西有没有挽救东德政权的崩溃和它自己的覆灭呢？历史的这一页已经翻过去了，就不必我来多说了吧。但我还是想向温家宝先生讲述一个有趣的细节：在东德政权存在的最后的时日里，斯塔西的末代局长、八十一岁高龄的米尔克，出现在新组建的最后一届东德议会。这个昔日让人仰视的人物，第一次遭到议员们的质疑和鄙视。这个白发苍苍的老人看上去很沮丧。「但是我很爱你们！」米尔克宣称，他几乎要哭出来了，「我热爱整个人类」。弗雷德里克•泰勒用讽刺的笔调写道，如果说米尔克怪异的情感宣泄中存在某种真实的成分的话，那就是对人类危险的爱，正如一支名为「警察」的摇滚乐队在他们的歌曲中唱到的如着魔般的爱恋：「你每一次呼吸，每一次行动，我一直都在关注你。」温家宝先生，米尔克的眼泪跟你的眼泪相比，哪一种更加真实呢？我相信，米尔克备受羞辱的这一幕，将来有一天必定会在中国重演。人类最愚蠢的品行便在于，经常重复演出同一出戏剧，而剧中人茫然不知。当年昂纳克跌倒的原因，难道会成为你们今天「雄起」的秘诀吗？
温家宝先生，你不会不知道这段历史吧：东德政权瓦解之后，从昂纳克、克伦茨等前东德最高领导人到若干在柏林墙前枪杀逃亡者的普通士兵，都被送上法庭审判。一九九二年，统一之后的联邦德国成立了真相委员会，包括人权活动家、牧师雷纳•埃佩尔曼在内的二十七名委员，对东德政权下属的所有机构举行听证会，查阅所有能够找到的档案，共同撰写权威性的历史文件，形成了一份长达七百五十页的「总报告」，执笔者之一指出：「真正的任务不是审判，而是弄清发生了什么。这样，每一个人就能够在这部机器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个齿口。」温家宝先生，你希望自己在未来的一份类似的报告中充当何种角色呢？你多次强调说自己很看重历史，那么你的内心深处是否真的害怕来自历史的惩罚呢？
谈到东德的社会转型以及暴力之后的真相与和解，就不得不提及高克牧师（Joachim Gauck）。最近，高克得到了德国社民党和绿党的总统提名，尽管最终未能出任总统，但这足以说明他在德国受到的广泛的尊重。高克不仅是一位牧师，还是联邦政府首位调查前东德国家安全部档案的专员。德国之声报道说，这位一九四零年出生于罗斯托克的新教牧师，自一九九零年十月起担任这一被称为「高克局」的局长长达十年。所谓的「高克局」，实际上就是一个保存六百万份斯塔西秘密档案的图书馆，所有的德国公民都有权查阅本人的档案。高克说，他还是九岁的孩童时，就已了解到，社会主义是一个非法治制度。他的父亲被前苏联秘密警察逮捕，并在不给出任何理由的情况下被判处遣送西伯利亚强制劳动。年轻的高克希望进入大学就读德语文学专业，但当局不允许他入学。后来他学习了神学，并成为一名牧师，一九七零年在罗斯托克建立了一个教会。很快，高克就成为秘密警察的关注对象。对他们来说，高克过于积极地参与人权和和平事务，传道内容具有批评性。他们搜集了大量与高克有关的黑材料，却做梦也想不到，高克本人日后居然成为这些材料的管理者。在合并后的联邦德国，高克以沉着而坚定的方式管理前东德秘密警察留下的档案。他告诫人们不要忘记东德的历史，不要以怀旧的情绪回顾过去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卸任档案馆的工作之后，高克担任了名为「反对遗忘，支持民主」的民间组织的主席。
温家宝先生，你知道吗，我的梦想之一就是，未来的中国也能建立一所「高克档案馆」，我愿意成为其中的一名馆员。我相信，在我的有生之年会有这么一天。在那里，关于我的数据会有一麻袋，如果我要撰写自传的话，那里将是我最丰富的数据库。而与你有关的资料更是汗牛充栋，因为这些搜集资料的人都声称是为你的政府服务的。我想，那不是你的荣耀，而是你的耻辱。所以，为了让你的子孙和未来的公众在这些档案中尽可能少地发现与你有关的黑暗的内容，你是否愿意从此时此刻起就制止国保的为非作歹呢？
温家宝先生，你理应认识到，那些肆意炮制冤案、打压弱势群体、制造人权丑闻的国保才是今日中国最不稳定的因素。你纵容甚至重用的这些国保，其实是一群屠戮人心的刽子手，是一群以国家的名义犯罪和作恶的凶手。当年，晚清诗人、思想家龚自珍在盛世的喧嚣中，喊出了末世的哀叹。龚自珍在《乙丙之际箸议第九》一文中写道：「当彼其世也，而才士与才民出，则百不才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戮之非刀、非锯、非水火，文亦戮之，名亦戮之，声音笑貌亦戮之。……其法亦不及于要领，徒戮其心，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这不也正是今天中国的写照吗？「避席但畏文字狱，著述都为稻粱谋」，一个剥夺民众的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的国家是没有前途的，讳疾忌医就是自寻死路，连一个多世纪以前的龚自珍都明白这一点，一个多世纪以后的温家宝难道不明白这一点吗？
孙志刚事件之后，上书人大呼吁废除收容遣送制度的北大三博士之一的滕彪，两年前曾经遭到北京国保绑架，此后他写了一篇题为《我无法放弃——记一次「绑架」》的文章。温家宝先生，不知你是否读过这篇文章？我诚心推荐给你好好看一看。在那次以国家的名义实行的绑架中，一个国保的小头目对滕彪说：「除了你的妻子和直系亲属，最了解你的，就是我。」为了达成这种「了解」，这些国保耗费了多少民脂民膏呢？最有意思的是这个头目另外的一段话：「你现在多好，有车有房，你开的是福克斯，我开的是奇瑞，你房子一百四十多平米，我九十平米。你的工作多好，家庭和睦，多想想自己对家庭的责任。孩子那么小，将来孩子问爸爸去哪了，让妈妈怎么回答？」是的，我们这些「被服务」的异类，居然可以生活得比国保们更好！难怪国保要愤愤不平了。但是，如果不想被扔进监狱，维持目前的小康生活，就乖乖听话吧。这样的循循善诱能够说服我们吗？我对这些即便出卖了人性，却也没有能卖出个好价钱的国保们充满了鄙夷与悲悯。温家宝先生，当你看到这段文字的时候，是激起了你取消国保的良知，还是反倒提醒你去增加国保的经费、提高国保的待遇？
温家宝先生，请你切记，盖世太保、克格勃、斯塔西……那个秘密警察组织最终不是臭名昭著？中国的脊梁不是那些蔑视法律的国保，而是像滕彪那样依法维权的斗士。一个好心的朋友对滕彪说：「你被绑架的时候，在楼下挣扎狂喊了三分钟，都没有一个人敢出来看看。派出所来调查，也没有人愿意作证。这样的国民——值得你为他们去争取自由和人权吗？」我也遇到过好心人类似的劝说。滕彪的回答是：「值得。造成他们恐惧和冷漠的制度，正是我和千千万万个像我一样的普通维权人士所试图改变的。就算仅仅为了我的女儿不再生活在恐惧之中，我也无法放弃我的梦想，我的写作，我的行动，我的爱。我不会放弃。哪怕有一天我失踪以后，再也无法回来。」我也愿意将这段话作为我的回答。温家宝先生，这段话比你所有关于爱国、公正与良心的言论加起来都更有力量。我相信，克服恐惧之后作出此回答的中国公民将越来越多，终究会超过你麾下的十万名国保。中国的长治久安，必须迈出取消国保、解除报禁和党禁等步骤。瞒和骗、拖和等，只能病入膏肓、自取灭亡。温家宝先生，荣辱正反、生死存亡，你和你的同僚们还有最后的选择机会。
中国公民余杰
二零一零年六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
北京家中

附记：这篇文章完成之后尚未发表，正在修订的时候，七月五日下午四点，北京市国保大队的朱姓警官，率队上门来宣布对我进行传唤。此后持续四个半小时的审问，主要目的是确认我在海外中文网站上发表的一些文章，并阻止我在香港出版新作《中国影帝温家宝》。此一事件的详细过程我将另外撰文描述。此事件是温家宝先生执迷不悟、纵容国保的又一铁证。
 
3.2我来体验温家宝打造的「服务型政府」
共产主义童话故事所承诺的未来对于那些处于审讯下和监狱中的人来说成了地狱。位于审讯与监狱之间的是被迫向党的变化无常屈服的炼狱的滑稽表演。
——诺曼•马内阿《流氓的归来》
我与中共秘密警察的接触，始于二零零三年应美国国务院之邀访美前夕。当时，北京市国安部门的两名便衣约我喝茶，希望我将在美国会见的人士的名单提供给他们，被我断然拒绝。我回国之后，他们再次约我喝茶，其中一人还自称我的读者。再以后，就是粗鲁不堪的国保上场了。二零零五年十二月，我因与刘晓波等计划起草一份中国人权状况报告，而被北京警方传讯，国保的各种骚扰从此便没有中断过。不过，「管家式」的贴身服务，则始于二零零八年春美国国务卿赖斯以及几位国会议员访华期间。李鹏政府和朱镕基政府从未向我提供如此服务，唯有温家宝政府考虑得如此周到。
免费出租车等候你多时了
赖斯访华跟我毫无关系，我既非党国领袖，亦非外交官员，自然没有计划会见这些从远方来的「美国朋友」。然而，赖斯一行的来访却让让我失去了自由。从赖斯抵达北京的前一天开始，我家中的电话突然中断。我打电话给电话局查询此事，电话局的技术人员表示毫不知情。拖了好几天，电话才姗姗开通，那时赖斯等人已经结束了在中国的访问。我们都生活在长城内，生活在笼子中，虽然中国人拥有的电话和手机的数量跃居世界第一，中国人却没有基本的通讯自由——党想什么时候切断你的电话，你的电话便沉默了。
赖斯访华期间，刚好有一个周日，她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当然会找一个教会做礼拜。我知道，她肯定去不了任何一个家庭教会，只能被官方安排去一个「三自会」控制下的教堂。我当然不会去这样的地方，不管有谁在那里聚会，我都不会去凑热闹。然而，当我和妻子刚刚下楼的时候，三名便衣立即走上前来。
他们搬着椅子坐在我家楼下，看来是等候多时了。一名便衣询问我要到什么地方去，表示他们奉命驱车送我。我查验了他们的证件之后，发现他们果然是北京市朝阳区国保大队的警察。我回答所，实在没有这个必要，我不愿浪费国家的资源。他们则说，这是上级给的任务，希望我不要为难他们，甚至暗含威胁地说：「如果不坐我们的车，在路上出了事情怎么办？」
交涉了半天，我发现跟这些法盲执法者根本无法讨论公民有哪些基本自由和权利之类的问题。无奈之下，为了礼拜不迟到，我只好坐上他们的车去教会聚会，而由妻子独自驱车去接朋友。一名便衣开车，另外两名便衣坐在我旁边。负责开车的那个便衣说，这是奥运前夕，警车不够用，所以他开自己的车执行公家的任务。为了确保奥运安全，他已半年多没有休息了。我说，我与奥运毫无关系，我既不支持也不反对奥运，我从小体育课就不及格，对任何体育赛事都不感兴趣，当然也包括奥运在内。
谈起教会，便衣们还颇有兴趣的。一名便衣叹息说，人是应当有信仰，否则太空虚了。我反问他说，你们不都是共产党员吗，不都对着党旗宣过誓吗，不都信仰共产主义吗？一个戴眼镜的便衣回答说：「这不是骗人的大话吗，这年头谁还信仰共产主义啊，当年宣誓的时候说过什么我都经忘记了。我们当警察，只是捧一个饭碗罢了。你千万不要将我们看作某个党派的走狗。」
这个便衣说的确实是实话。他说，此类任务他们并不愿意接，上级命令他们在这三天里一直如此护送我。我告诉他们，我将撰文将此事原原本本地写出来，我本来在家中安安静静地写作，你们偏偏要制造出新闻事件来给党和政府抹黑，来破坏社会的和谐氛围。不过，你们对我还算礼貌，我不会添油加醋地将你们「妖魔化」，也不会将某个具体的个人当作「敌人」来看待。我按照我的价值和信仰来生活，而你们跟着饭碗走，我们本是两类人。
礼拜完毕之后，我陪同朋友去后海游览老北京的胡同，三名便衣继续护送我。到了后海，我与朋友在老胡同里散步，便衣一直跟踪我们。我们刚一回头，他们又假装到一个摊位上去讨价还价去了。直至晚上我们吃完饭，他们送我回到家中，一天辛苦的工作才告结束。为了阻止我与美国客人见面，党国如此煞费苦心，哪有半点大国的自信呢？三天之后，赖斯一行离开中国，管家们亦烟消云散了。
奥运开幕前几天，同一群便衣又上门来「站岗」。这一次，「免费出租车」的待遇持续了一个多月，直到残疾人奥运会结束之后几天才取消。仔细算下来，这段时间我节省了上千元的交通费，而奥运期间北京实施的单双号限行措施也没有对我造成任何「不便」——他们总能安排一辆可以出行的牌照的车辆送我。（待续）
我为中国政府提供了多少个就业机会？
奥运期间，当局启动前所未有的「安保」措施，一介书生的我享受到差不多是「部级待遇」：每天楼下有四到六名保镖，出门到任何地方都有专车送行，且必定有两名便衣如影随形。反正温家宝政府有的是钱，反正中国政府有的是人，为了共产党的面子，这点经费和人力他们还是消耗得起的。
奥运终于「圆满成功」。论功行赏，奥运的「安保」成就遂成为值得推广的好经验。奥运会之后，「部级待遇」成了胡温当局时不时送上门来的一份「外卖」。这一「保护」级别，从赖斯访华到奥运，再到「两会」、「六四」二十周年、「十一」庆典等「敏感时刻」，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以每班最少四人计算，每天分三班轮作，共有十二人。在金融海啸的阴影下，我这个两袖清风的书生，居然帮助政府创造了十二个人的工作机会，也算是为中国GDP的「保八」作出了特殊的贡献，胡锦涛先生和温家宝先生应当好好感谢我才是。
「十一」过去之后，我总算可以清静一段时间了。二零零九年十一月十七日晚，当我在市内吃完晚饭回到小区的时候，发现至少出现了四名便衣：我家旁边的警务工作站内有两人，这两人级别较高，在室内舒舒服服地看电视；我家单元门的巷道口还有两人，这两人级别较低，在零下六度的低温与寒风中，裹着厚厚的军大衣，仍然瑟瑟发抖，令作为被监视者的我反倒对监视者有了些同情之心。
又让这么多人上门来「保护」我，实在有点不敢当。刘晓波先生的妻子刘霞女士告诉我，虽然丈夫已经系狱，但她家楼下的警力比平时增加了几倍；「六四」伤残者、方舟教会的教友齐志勇早已被带到北京郊外，跟外界失去了联系。
今天又有什么大事发生呢？原来，这一次当局的统一行动，是因为美国总统奥巴马来访，某些人只好暂时「人间蒸发」，某些人则只能「闭门不出」。就好像一个大财主请贵客上门，不允许那些长相不那么端庄整齐的子弟出来见客一样。如此，奥巴马看到的，是如同圣诞前夕色彩斑斓的玻璃橱窗那样的中国。北京和上海的楼宇之高耸、道路之宽阔，实在让他叹为观止。但是，上访村的恶臭、天安门母亲的眼泪、「结石宝宝」家长的哀号，统统都被屏蔽在他的感观之外。
当年，俄国的波坦金将军为了博取叶卡特琳娜女皇之欢心，在伏尔加河畔修建很多只有一面墙的、粉刷一新的「房舍」。他欺骗主子说，俄国的老百姓都住在这些富丽堂皇的房屋之中。叶卡特琳娜不禁心花怒放，却不知民怨已如开水般沸腾。如今，胡锦涛和温家宝的伎俩，比起波坦金来，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年年轻轻的奥巴马哪里逃得出如来佛的掌心呢？
其实，胡锦涛和温家宝根本不必派遣一群国保来监视我，不必让他们在寒冬里为我守夜。我从来就没有想过与奥巴马会面，即便奥巴马主动邀请我见面，我也会婉拒之。我有自己的信仰和价值持守，我喜欢前任总统小布什，尽管他的许多政策不无争议，但几年前在白宫我与他牵手祷告的时候，我感到他与我的信仰是一致的，他对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的关切是真心的。而奥巴马在同性恋、堕胎、干细胞研究以及人权等问题上的立场，均是我所不认同的。我是一名独立知识分子，我批评所有我不认同的人物，既包括胡锦涛和温家宝，也包括奥巴马。所以，我既不愿与胡锦涛和温家宝见面，也不愿与奥巴马见面，对于「胡奥委会」和「温奥委会」更是不感兴趣。
胡锦涛先生，温家宝先生，你们不必杞人忧天，亦不必庸人自扰。你们早点将我门口的特务撤走吧。（待续）
把人民当作敌人的「两会」
二零一零年三月，一年一度的「两会」又开幕了，官方媒体上大幅注销少数民族与会者身穿鲜艳的民族服装的照片。这些民族服装早已在日常生活中绝迹，唯有此时此刻才被从箱底拿出来穿到身上。在我看来，所谓「两会」根本不是严肃的「国会」，而是一场少数民族服装的大杂烩。
「两会」跟我毫无关系。我从来不曾投票选举过任何一个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他们连接受我的批评都配不上。但是，从二零零八年奥运会之后，「两会」突然变得跟我有关。虽然我既非人大代表亦非政协委员，但「两会」期间我享受的待遇却优于普通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楼下有保镖，出入有专车。
温家宝在这一次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信誓旦旦地说，要努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温家宝的誓言立即在我的身上应验了：这几天，我带着不到两岁的孩子去医院看病，亦有专人陪同，我去挂号和拿药的时候，他们在医院大厅里默默等候；我去超市购物，他们热情地帮我搬运食品和日用品，自己还顺便买一些；晚上我与妻子去电影院看电影《福尔摩斯》，警察也与民同乐，只是我看电影是自费，他们看电影是单位报销。陪看病、陪购物、陪观影，警察叔叔无微不至的「三陪」服务，是不是在落实贯彻温家宝的讲话呢？
在推特上一交流，这才发现享受跟我相似的待遇的，仅在北京便至少有一百多人。而且，当局根据每一个不同的「危险程度」而采取不同的对策，其方式精细化到具体的人头上。比如，有人被邀请到外地游山玩水，有人被带到郊区疗养，有人被幽禁在家中不能出门，也有人像我这样享有「半截子的自由」。
然而，这些服务不是我们主动要求的，用时髦的话来说，乃是「被服务」。我也是「人民」的一部分，既然是「人民」的「两会」，为什么如此害怕「人民」，甚至将「人民」当作敌人来对待呢？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信誓旦旦地说：「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每天被监视，被「保护」，坐「免费出租车」，难道就是一种「更有尊严的生活」吗？也许，温家宝本人每天过的就是这种生活，他想让我们这些「屁民」也与他一起分享呢。
可是，这样的「好意」，我并不愿意领受。一边是国保警察说，这是上面的命令，虽然不合法律，但请你多配合；一边是基层民警说，这些国保就是多事，你是一个文弱书生，又不是江洋大盗，上面为什么要让我们来做这种警察不该做的事情呢？那么，「上面」是谁？问题究竟出在哪里？看来，我只能向贵为总理的温家宝「问责」，温家宝愿意回答我的问题吗？
政府应当为公民提供服务，但不能强迫公民接受其不愿获得的服务。与人民为敌的「两会」，必定如兔子的尾巴——长不了；与人民为敌的政府也是如此。在推特中文圈上，我看到推友蔺立成的一段打油诗，乃是对「两会」最为精妙的描述：
天朝开两会，实在有点贵。五千台计算机，七十万部队。奥迪去接机，国宴来开胃。鼓掌又举手，傻逼全都会。戴表狂挥霍，人民猛交税。温饱不得求，消你妈个费。
温家宝先生应当大声背诵这首打油诗，以后再有机会视察中小学课堂的时候，可以用这首诗在孩子们面前展示学识与才情。
 
3.3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
——国保警察是如何陪我过「盛世」的

俺曾见，金陵玉树莺声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
——孔尚任《桃花扇》
「仰望星空」和「脚踏实地」是温家宝的「盛世名言」，他将「仰望星空」当作自己的特权，而将「脚踏实地」当作对年轻人的劝诫。然而，对于这个「千年未有之盛世」，许多普通老百姓却有不同的解读，比如有一名推友就写了一条名为《仰望星空，脚踏实地》的推文：「富士康的员工爬上了顶楼，先是仰望了一下星空，然后一身长叹，然后自由落体，最后脚踏实地。」不知温家宝读到这段文字，该作何感想？
胡温将奥运会、中共建政六十年庆典和世博会当作「大国崛起」的「三个代表」，而许多老百姓却将它们看作是「三大傻」。被迫与这「三大傻」同时代的我，只能抱着明朝末年戏剧家孔尚任「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的心态，在国保警察们无微不至的陪同下，过着「不平凡」的生活。有时候，我觉得自己简直就如同生活在卡夫卡的小说之中，温家宝既然热爱表演艺术，有没有兴趣加入到我的日常生活中来，扮演一个独特的角色呢？
黑帮老大过生日
在香港的警匪片中，最惊心动魄的场景往往是黑帮老大过生日的时刻：表面上是风风光光、八方来朝，如同一场流光溢彩的嘉年华；幕后却是仇家寻仇、敌人云集的阴谋诡计，明枪与暗箭，让主人防不胜防。那个顾盼自雄、谈笑风生的黑帮老大，其实早已风声鹤唳、杯弓蛇影，满桌子的鱼翅燕窝，一口也咽不下去。尽管布置了不计其数的保镖来保护自己和家人的身家性命，威风凛凛的老大最后仍然不免死于非命，正如《无间道》中的那句名言：「出来混，欠的债，总是要还的。」
如今，过六十岁生日的中共，也如同黑帮老大一样。不，他们比黑帮老大还紧张。所有进京的火车和客车，乘客在购买车票的时候，必须采取登记身份证件的「实名制」。所有入京的人，都需经过几道关口的严密检查，检查者都是荷枪实弹的士兵和警察。住在天安门附近、皇城根下的民众更倒霉：出入必须随身携带身份证件，如果忘了携带证件，便会遭到路口盘查的军警扣留，然后打电话给所在街道的派出所的民警，让民警来「认领」。频繁的演练必定封锁道路，使许多居民有家不能归，在此时段之内，地铁、公交、出租全都不能驶入「核心区域」。许多居民笑称，当年北平沦陷的时候，日本宪兵盘查「良民证」也没有如此仔细。
在我家门口，在「十一」之前的三个星期，便有一大群人上岗执勤了。其中，有我已经熟悉的国保便衣的面孔，从去年奥运到今年「六四」二十周年这些所谓的「敏感日子」，他们都与我如影随形；还有因为警力不足而雇佣的几名少年，一看就是附近村子里乳臭未干的无业少年，他们搬了椅子坐在我家楼下，百无聊赖的模样，他们当然不知道我是什么人，以及为什么要到这里来监视我。直到我在「十一」之前一个星期离开北京，他们才撤走岗哨。我在外地给妻子打电话问：「他们走了吗？」妻子说：「你前脚刚走，他们就作鸟兽散。」
表面上是和谐社会，骨子里是警察国家。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连美帝国主义也逐渐不放在眼里的胡锦涛和温家宝，为什么会害怕我这个布衣书生呢？我手无寸铁，唯有一台小小的笔记本计算机；我百无一用，唯有写作几篇不同于「主旋律」的文字。你们过生日，跟我这个不愿与你们同乐的普通公民有什么关系呢？你们为何要派遣这些警察来骚扰我、来无事生非呢？你们为什么要将每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和每一个捍卫权利、自由与尊严的公民都当作「国家的敌人」呢？
是因为恐惧，唯一的原因就是恐惧。胡锦涛和温家宝一直生活在恐惧的阴影中。温家宝曾经引用苏轼《晁错论》的名言表达他的心态：「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看看胡锦涛那游离的眼神，看看温家宝那紧抿的嘴角，看看九常委在中央全会上坐立不安的神态，哪个人的脸上有发自内心的笑容呢？他们竭力假装出轻松的模样来，却如同惶惶不可终日的丧家之犬。他们个个都高度紧张，彷佛丧钟随时将为之而鸣。他们不像是在过生日，倒像是在办丧事。这样的气氛诡异的庆典，还能有几次呢？（待续）
锦衣卫陪看《锦衣卫》
晚上，写作累了，便跟妻子一起去看电影。今天上映的是香港的动作片《锦衣卫》。出门前，我打电话给守候在楼下的国保说，我们要去看电影了。国保说，好啊，我们开车送你们去，我们也想看去电影呢。妻子笑称，新社会，真和谐，警察变三陪。我说，负责我们的国保有福了，我们每周都去看一部电影，他们也跟着沾光。不过，被陪同者是自费，陪同者是公费。我发现，那个年轻的国保买完票之后，另一个年长的国保特意叮嘱说，把票根留下，是要报销的。这可是电影中也看不到的荒诞情节啊。
《锦衣卫》里面的武打场面颇为精彩，其价值观却极为糟糕。为了淫荡的皇帝一个人的江山，无论是锦衣卫、镖师还是江湖大盗，全都奋不顾身地为之抛头颅、洒热血，这是什么混蛋逻辑？看来，港片一旦与大陆合拍，就不仅仅是资金和演员方面的合作，更是精神上的臣服与自我阉割。
不对北大人的专制主义意识形态俯首帖耳，哪能换得大陆那让人垂涎三尺的庞大的市场？换言之，只要所谓的港片盖上了中影大老板韩三平出品的那个戳，便脱不了鹰犬主义和国家主义的阴沟里的气味。昔日香港武侠片《新龙门客栈》、《笑傲江湖》中的那种浪漫、自由与诗意，在《锦衣卫》中已经荡然无存了。这是港片的新生，还是港片的沉沦呢？
不过，我在《锦衣卫》中发现了一个小小的秘密：女主角赵薇跟男主角甄子丹的那段对白，怎么听上去如此耳熟呢？原来，他们说的这段话跟温家宝最近的那篇讲话一模一样。赵薇说，世上坏人太多，老百姓都过不上有尊严的生活。这可怎么办呢？看来，需要锦衣卫出来主持正义。甄子丹回答说，我夺的不是玉玺，而是尊严。我猜想，温家宝一定是看了《锦衣卫》之后，才学会了「尊严」这个沉甸甸的词语。这算不算是《锦衣卫》这部电影推动大陆民主化的一点点贡献呢？
两个国保正好坐在我们前面一排。我发现，他们看得津津有味，还互相交流意见。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将自己与影片中的那些锦衣卫对号入座呢？电影里的锦衣卫可以为皇帝的江山舍命，现实中的锦衣卫有几个愿意为共产党献身呢？
「锦衣卫陪看《锦衣卫》」，是一副对联的上联。我想了半天也想不出下联来，遂在中文推特圈上征求下联。推特上面果然是卧虎藏龙，很快便就有几个版本应答了：一个是关于吴思的《潜规则》一书被中宣部悄悄查禁的，为「《潜规则》遭遇潜规则」；一个是关于美国大片《阿凡达》的，为「阿凡达围观《阿凡达》」；一个是关于中国的拆迁政治与今年的奥斯卡最佳影片《拆弹部队》的，为「拆迁部队笑看《拆弹部队》」。还有一位推友说，不求平仄，但求解气，故云「共产党埋葬共产党」。
而我最喜欢的一联，是关于另一部香港影片《黑社会》遭到中宣部大肆删减的，为「黑社会删减《黑社会》」，横批「贱国大孽」。（待续）
SB会在北京开吗？
「世博」二字的汉语拼音的缩写是SB。所以，在中文推特圈上，世博会被推友们戏称为SB会。在北京话中，SB是最恶毒的骂人的话，即「傻逼」。我不喜欢在文章中使用粗话，但我觉得劳民伤财、残民以逞的世博会，确实只配得上如此命名。
世博会开幕前一天，有日本媒体和美国媒体采访我，问到世博会快要召开了，你有没有受到警方的骚扰。我说，迄今为止还没有享受到敏感时期常有的「部级待遇」。两年前北京开奥运会的时候，北京警方为我提供了长达一个多月的专车接送和两个以上的贴身保镖的服务。其实，我对奥运会毫无兴趣，对所有人多的地方都有一种本能上的排斥，我从来没有接近过奥运会场馆一公里以内，甚至从未在电视中看过任何一场比赛。这一次，大概是因为上海与北京相隔一千多公里，我也从未计划去上海凑热闹，他们还不曾来骚扰我。
没有想到，话音刚落，世博会开幕的第二天，警察又开始骚扰我了，他们真是经不起一点表扬。五月二日下午，我与妻子驱车去教会参加礼拜，忽然发现一堆便衣站在小区门口的路边，派出所的片警示意我停车。我没有理会他们，仍然驱车出门。他们大呼小叫让保安阻拦我。因为此前我跟物业公司的负责人交涉过，他们不敢继续助纣为虐，所以保安没有听从这些人的指令而非法限制我的人身自由。我遂得以摆脱纠缠，绝尘而去。
大概我的不合作令警察们恼羞成怒。五月三日，他们对我的监视措施又升级了。首先，他们在我家旁边的警务工作站停放了一辆特殊的警车，里面还装了铁栅栏，是专门用来押送囚犯的警车。这是一种赤裸裸的恐吓。我带两岁的孩子在小区里散步，两个便衣就在二十米外亦步亦趋地跟踪。我拿出相机对着他们拍照，他们一溜烟地跑掉了。等我收起相机，他们又像苍蝇一样跟近来。如此反复多次，宛如一场滑稽游戏。这两个负责贴身跟踪我的人，一看是从旁边的村庄里雇佣的、看上去只有十五六岁的无良少年，而国保和民警则在警务工作站内用手机指挥他们。
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家中闭门写作，可谓「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如果不是有警察在门外梭巡，我连SB会究竟什么时候开幕都不知道。如果SB会在北京召开，他们如此紧张还在「情理之中」，那么这个在千里之外的这场「人肉盛宴」与我何干呢？难道我在小区里散一下步，也会危害乃至颠覆你们的SB会吗？中共的虚弱与下流，大大超过了我「不惮以最大的恶意」的预测。
此时此刻，我真以为SB会是在北京召开。凶残的歹徒冲进幼儿园挥刀砍翻三十多名孩子的骇人听闻的消息，再次从远方传来。这是最近以来的第四起类似的事件。反社会的暴行层出不穷，民间的绝望情绪在四处蔓延。天价的维稳经费，庞大的维稳大军，居然不能保护孩子们的安全。公安部门不是抱怨警力不足吗，为什么还有如此充裕的人手来监视我呢？我回望身后的跟踪者，不禁想：什么时候，每个孩子上学时，都能像我这样有两名便衣贴身保护呢？


 
3.4那个杀人的日子与我有关
「六四」像一根刺一样，嵌入我的身体和灵魂之中。我没有能力将这根刺拔出来，但我愿意用我的血肉滋养它。这些年来，我认识了当年天安门广场「四君子」之一的刘晓波，认识了白发苍苍的「天安门母亲」们，认识了上书呼吁为「六四」正名的老军医蒋彦永，认识了带着遗憾离开人世的「包公」包遵信老师……我意识到，那一天我从不曾缺席，那一天于我是有份的。丁子霖老师死难的儿子蒋捷连仅仅比我年长一岁，如果那时我生活在北京的话，死去的那些孩子当中会不会也有我呢？
所以，我也是一名「天安门之子」。
谁在帮我捍卫「六四」的记忆？
二零一零年五月三十日，阳光灿烂的周日，我正准备出门去教会做礼拜，忽然接到派出所民警老李的电话。老李吞吞吐吐地说，我们接到命令，从现在起，你出门由我们负责接送，原因嘛，你自己也知道。
这当然不是我第一次享受专车接送、保镖陪同的待遇。在二零零八年奥运会之前，我经常遭遇到跟踪、监视、电话被窃听、电邮被偷看的事情，但专车上门服务的待遇始于奥运会。此后，一遇到所谓的「敏感日子」，此种服务便不由分说地送上门来。这笔开支当然是天文数字般的「维稳」经费的一部分。
这一次，国保们再一次兴师动众，又是因为什么事情呢？我一拍脑袋才想起来：原来，那个日子又临近了。去年，也在在那个日子之前的一周，他们用同样的方式提醒我：不要忘记了！
那个日子，那个杀人的日子，那个凶手恨不得从日历上抹掉的日子：「六四」。我真要感谢党和政府，每一年他们总是用这种特殊的方式提醒我，不要忘记那个日子，那个日子与你有关。再没有比国保跟尽忠职守的记忆的守护神了。
其实，那一年我只有十六岁，在成都远郊的一个县城里，刚刚完成初中毕业考试。我没有亲历屠杀的整个过程，只是与父母一起在收音机前倾听千里之外的子弹的呼啸、伤者的呻吟以及逃亡者的哭喊。尽管从那一个夜晚开始，我过早地成熟了；但是，严格地说，我只是「六四」的旁观者和迟到者而已。
作为一名精神意义上的幸存者，我必须为「六四」写作，必须为捍卫记忆和历史而写作。当凶手依然趾高气扬地君临天下的时候，这种选择必然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当我的写作迈过那条「红线」之后，我开始不能在中国大陆发表任何一篇作品，我的名字成了被网络审查软件自动删除的「敏感词」，我的电话有另一双耳朵在监听，我的家门口出现了便衣游荡的身影……即便如此，我不会向一个杀死人的身体还试图杀死人的灵魂的政权屈服。作为一名基督徒，我当然知道，他们是杀不死人的灵魂的。
人不能被随意杀戮。在许多地方，这却是一个被放逐的常识。在回顾二十世纪的欧洲的时候，历史学家索尔•弗里德兰德指出：「对这一阶段历史事件的一切研究都必须追踪或联系到奥斯威辛事件……在这里，所有的历史记录都达到了它的极限。」基于同样的道理，对于当代中国人来说，「六四」就是我们的奥斯威辛，就是拷问我们的良知的尊严的标尺。刘晓波二十多年来的坚持与抗争，以及此后将承受的十一年监禁的苦难，其源头都可以追溯到那一天。
在这个离「六四」还有六天的日子里，派出所的民警老李开车送我去教会，我坐在轿车的后排位置。副驾驶上坐的是一个外表斯文、戴着眼镜的年轻人，大概是刚从警校毕业的学生，手上还拿着一本新东方的托福单词手册。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他知道二十一年前的「六四」那天发生过什么吗？他知道刘晓波和丁子霖的名字吗？那一刻，我想向他朗诵刘晓波入狱前夕写的纪念「六四」十九周年的诗句：
年轻的亡灵
相信母亲吧
母爱是火
即使熄灭了
也会用灰烬兑现诺言
「六四」这天，国保陪我去图书馆
离「六四」越近，护送我的保镖便越多。从六月三日开始，只要我一出门，便有三个跟班如影随形。除了派出所的老李负责开车之外，同车的国保从前几天的一名增加到了两名。
「六四」到了，早上起来为天安门母亲和刘晓波祷告，愿上帝的公义和慈爱早日降临这片背弃神的徒弟。然后，我又要出门去首都图书馆查数据了。与昨天一样，早上九点我来到楼下，与三名护卫一起出发。一介书生去一趟图书馆，也能享受如此优待，只差前面没有安排一辆警车开道。
享受三个保镖一路护送的待遇，我还真有点「受宠若惊」。在中共等级森严的权力体系中，这大约达到了「部级待遇」的标准。即便是温家宝亲自探视过多次的国学大师季羡林，去图书馆查数据的待遇也不过就是如此吧。感谢党和政府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解决了我上图书馆的交通问题。
九点半抵达首都图书馆，我进入社科图书阅览室，两名国保寸步不离。一名国保就坐在我的对面，居然选了一本名叫《法治不是童话》的书认真阅读起来。此时此刻读这本书，真是莫大的讽刺——他出现在这里，就是中国不是法治社会的活生生的证据。他大概是中国最幸福的国保了，到图书馆看书还可以领工资。
我找到一本名为《国家安全与表达自由比较研究》的著作，书中有这样一段话：「言论必须不断自由，政府必须不断地培育宽容的心态，这对国家安全和个人安全都是十分必要的。……在任何一个宣称『主权在民』的国家，领导人接受批评是其不可回避的政治道德责任。」这本书的作者是在湖南大学法学院任教的高中教授，这个研究课题居然还是一个国家科研项目。温家宝如此喜欢读书，为什么不读一读这本书呢？我真想向对面的国保推荐这本书，并让他通过特殊渠道将这本书送到温家宝手中。不过，我又想，他只是一个基层的小喽啰，哪有资格给温家宝送书呢？
到了中午十二点，突然有个年轻人走过问我说：「你是余杰老师吗？」原来，昨天我在推特上将国保陪同上图书馆的经历讲述了一番，并告知次日我还将到图书馆，欢迎大家前来「围观」。没有想到，果然有一个推友怀着强烈的好奇心过来与我会面。
国保也过来跟我说，中午我们一起吃饭吧，还可以聊聊天。我回答说，我没有兴趣跟警察一起吃饭，更没有兴趣跟警察一起聊天。我只跟朋友吃饭、喝茶和聊天，你们不是我的朋友，恕不奉陪。不过，我去哪里吃饭，你们要跟着，我也管不了，何况饭店不是我开的，你们要进去吃饭，饭店也不会拒绝的。
于是，我跟这位「推友」一起走出图书馆找地方吃饭，恰好旁边就有一家只有三五张小桌子的专卖「驴肉火烧」的小店。这家店虽小，看上去还蛮正宗。我们挑了张靠里边的桌子坐下来，国保们则挑了另一张桌子。
我跟「推友」边吃边谈。他大学毕业一年多，整整比我小一轮，二十五岁，也属牛，「六四」那年才四岁。这位「推友」说，他从网络上看到了许多关于「六四」的资料，当局不可能斩断关于「六四」的记忆。他还说，今天见面的场面真有趣，以前一看到「国保」这个名词，就联想到纳粹的「盖世太保」，心里真还有点害怕。当见到这些人之后，立即就不怕了，原来他们看上去也是普通人。我说，他们不是青面獠牙的怪兽，他们不敢让自己的恶行展示在光天化日之下。如果大家都克服了对他们的惧怕，这些躲在黑暗里的家伙就会反过来害怕我们的。
吃罢饭，跟「推友」告别，我继续到图书馆里看书，国保们也继续着他们浪费纳税人钱财的工作。在互联网上，这样的「推友」有千千万万，他们大部分都是八零后、九零后的年轻人，许多人是在「六四」后出生的，但他们都是名副其实的「天安门之子」。
二零一零年六月五日
便衣依然是一把椅子、一杯水，守候在我家楼下 
3.5文字难倾国，书生不造反
——我被第二次传唤的经过
中国真正开放的标志是：当在总理记者招待会上有人问温总理最喜欢看什么书时，温总理拿起一本余杰的《中国影帝温家宝》说：这本，毫无疑问是这本，它是我的案头书。
——推友「花花公子」
二零一零年七月五日上午十点，派出所老李上午来电话，说下午三点市局的人要约我在小区的警务工作站谈话，向我了解一些情况。我回答他说，没有时间。我确实没有时间，我正在紧张地修订《中国影帝温家宝》一书，大约半个月之后这本书稿就可以杀青了。国保找人喝茶是他们的工作（这个工作本身是违背宪法的），喝茶的时间他们是有薪水的；而我的时间不能白白被他们浪费，作为公民，当然有拒绝喝茶的权利。
老李听到我的「没有时间」的回答，便不再说什么了。这种态度与以前他们反复劝说我出去跟他们聊聊天有所不同。当时，我就有一种来者不善之直觉，这些人大概不会善罢罢休。果然，下午四点，我正在修改《取消国保是中国长治久安的第一步》一文，突然听到门口响起急促的敲门声。在一般情况下，若有访客上门，会先通过对讲机，请主人打开楼下的单元门禁，但这一次对讲机根本没有响起，直接就是敲门声。我从猫眼中一看，果然是一群警察守候在门口。
我打开门，发现门口站着六个人，其中有四个便衣，还有两个穿警服的。便衣中有一名平时负责跟踪和监视我的，曾经陪我上书店和图书馆的朝阳区国保王某。其余几名，我都没有见过，一人手持微型摄像机摄像，正对着我摄像。为首一人拿出一张传唤证来，上面写着根据《刑事诉讼法》九十二条第一款，对我进行传唤。（事后，我查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第一款，该条款规定「对于不需要逮捕、拘留的犯罪嫌疑人，可以传唤到犯罪嫌疑人所在市、县内的指定地点或者到他的住处进行讯问，但是应当出示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的证明文件。」这一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恶法，成为国保部门骚扰人权活动人士的法宝之一。出具传唤证和执行者都可以是公安机关一家，其权力不受其他部门的制约和监督。这样，所有的公民都深陷随时随地剥夺人身自由的危险之中，我们应当呼吁修改此条款，限定传唤决定只能由检察院或法院作出，而由公安机关执行。二零零四年十二月我遭受的第一次的传唤，传唤证上写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而这一次则没有写任何的理由。）
我告诉他们说，我需要换一件衣服再出门。他们说，他们必须进门来，否则我不能独自入内换衣服。就这样，他们一拥而入，在没有出示搜查证的情形下，非法闯入民宅。于是，我在厕所内换好衣服，并给妻子打了一个电话。在传唤证上签名之后，跟随他们下楼，楼下停着两辆普通牌照的车辆。他们让我上了其中的一辆越野车，国保王某驱车，车上还有两名穿制服的民警。驱车两分钟左右，便到了我的户籍所在地豆各庄派出所。
他们将我带入一间审讯室。我坐下来以后，便开始低头默祷：主啊，请赐予我勇气和智慧，讲当讲的话，不讲不当讲的话，胜过黑暗和邪恶的势力。主啊，我的一切都在你的掌管之下，若不是你的许可，我的一根头发都不会落下。主啊，你让我在这逼迫患难中更加与你接近，单单地来仰望和依靠你。主啊，你说过，那杀死人的身体不能杀死人的灵魂的，不要怕他。简短的祷告之后，我的心情逐渐平静下来。
这时候，坐在主审位置上的中年男子开始说话了。此人年纪大致与我相当，体型偏胖、身穿黑衣，像北方人的模样。他首先自我介绍说，我姓朱，你应当知道我是谁了吧。你的很多朋友我都熟悉。我多年前就关注你的情况，在这个世界上，关于你的数据，我这里可能是最多的。之前我们都知道有对方的存在，今天总算是见面了，很遗憾以这种方式我们才有机会聊聊。听说你对我有很多不好的看法。
我说，这些年来你做的若干事情，包括你们这个部门做的若干事情，是好事吗？能够让人产生好的看法吗？你们偷看我的电邮、窃听我的电话、恐吓我的朋友、甚至写匿名信和打匿名电话给我和我的家人，你们敢承认吗？作为警察，做这些事情不感到羞耻吗？我此前多次让你的手下转告你，让市局的那个姓朱的人直接来找我，不要再去骚扰我的朋友了。我当然知道你将我作为研究对象，到我年老的时候，如果要写自传了，我就去查这些资料。不过，我相信，那个时候这些数据已经不由你控制了，就像东德等国家一样，当事人可以去档案馆自由查阅。
国保朱说，既然你说愿意跟我见面，那么上午我们约你见面聊聊，你为什么说没有时间，让我们只能用这种办法才能请你出来？
我说，给我打电话的派出所的老李又没有说是你要见我，他如果说是一个姓朱的找我，说不定我会愿意谈谈。另外，你们应当提前预约，不能上午打来电话说，下午要跟你见面。我要在时间上作安排。今天你们的这种做法，无非是想给我一个下马威，这恐吓不倒我。这种方式只能表明你们的愚蠢，你们故意制造对中国政府的形象不利的新闻事件，你们以破坏中国的国际形象为荣。我是个好安静的人，通常在家里一个人写作，一般不会主动去联系媒体，也不喜欢成为新闻事件的主人公。你们就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你们这个部门的所作所为表明，你们才是这个社会最不稳定的因素。
国保朱说，看来你对我和我们部门有太多成见。在以后的交往中，希望消除这些成见。
我说，请给我一杯水。
结果，他们派了一个人跑到外边去买来几瓶冰冻的农夫山泉回来，正是我平时喜欢喝的牌子的矿泉水。
我说，其实倒一杯派出所的饮水机里的水就可以了。
旁边一名国保搭话说，今天天气太热，要喝冰一些的水。派出所的办公条件有限，他们的水不太冰。
按照一般的传唤的程序，坐在国保朱旁边的那名笔录者首先询问我的一些情况。整个过程，一台微型摄影机一直对着我摄影。国保朱和负责笔录者均点燃香烟吸起来。
我看到墙上有一个醒目的指示牌，上面写着：室内禁止吸烟。我便对他们说，我说你们这个部门素质低，你们不服气，这里明明写着禁止吸烟，你们仍然不顾禁令随意吸烟，你们这不是在执法犯法吗。
国保朱说，没有看见这个牌子，对不起。虽然他道歉了，但两人并没有停止吸烟。我已经尽了告知的义务，却无法制止他们继续吸烟。此后的几个小时里，此二人一直在吸烟。在场的其他两名国保没有吸烟。
国保朱说，最近你在推特上很活跃啊。不过，你在排行榜上的排名也不太高啊。
我说，你也在上面潜水吧，我的言论不仅是给推友们看的，也是给你们看的，我没有任何秘密可言。我不喜欢发表惊世骇俗的话来提高排名，有一些知己就够了，不在于数量。
国保朱说，那我们进入正题吧，先谈谈这篇文章，你看看是不是你写的。他拿出一大迭打印的稿件来，将其中一篇递给我。
我一看，是我写的《中共是个隐蔽的塔利班》一文，是今年四月二十三日在《观察》网站上发表的。打印稿上注明了发表的网站和时间。
国保朱说，这篇文章是你写的吧？
我说，当然是我写的，我的文章都是真名发表的，我从来不发表匿名的文章，我对我的每一篇文章负责。
国保朱说，你看这一句「中共的党魁们不仅荼毒国内亿万民众，更试图将共产暴政推广至全球。」这里的「党魁」指的是谁？「暴政」又是什么意思？
我说，党魁就是党的主席或总书记，从毛泽东到胡锦涛都是党魁；暴政还不简单，毛时代大饥荒饿死数千万人，从反右到文革等政治运动，无数家庭家破人亡，邓时代「六四」开枪杀人，一直到今天那么多孩子在地震中死于豆腐渣校舍、毒奶粉、毒疫苗，不是暴政又是什么？还有中共在西藏、新疆开枪杀人。
另一名一直沉默的国保似乎被激怒了，他反驳我说，你就没有看到维族人屠杀汉族平民吗？作为政府，有必要派遣军队和警察维持秩序，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
我回答说，我没有否定维族暴徒杀害汉族平民的事实，但当局以暴易暴解决不了问题，最大的暴力掌握在政府手中，政府要谨慎使用。杀戮只能播种更大的仇恨。再次，为什么新疆会发生严重的种族冲突事件，首先是因为当局的民族政策有严重失误。（当时我并未想到今天就是「七•五」事件一周年的纪念日。）
国保朱说，下一句「毛太祖曾云，革命的第一要务，便是认清谁是朋友，谁是敌人。」毛太祖是谁？
我说，毛泽东。
国保朱问，为什么要用「毛太祖」这种说法？
我说，毛就是一个专制帝王，毛自己还说他比秦始皇厉害几百倍。毛是开国之君，古代开国之君就叫「太祖」。
国保朱又问，你再看这一句——「我在电视上看到王光亚举手投反对票的丑陋一幕。这是大独裁者对小独裁者的支持，历史将牢牢记载这一刻」，这里的「大独裁者」和「小独裁者」分别指谁？你为什么认为只要中国担任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就阻碍了联合国发挥和平与正义的功能？
我说，大独裁者就是中共当局，小独裁者就是缅甸军政权、北韩金正日政权等等。中国在联合国的投票记录很清楚，通常都是支持国际社会为之不齿的流氓国家。
国保朱又问，你说「中共在非洲推行『新殖民主义』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中共在非洲越活跃，其独裁政体和独裁思维就会越深重地毒害非洲诸国，使其离民主自由价值越来越远。」你有什么依据这样说？
我说，中共在非洲掠夺资源，支持独裁政权，是众所周知的。即便是国内的媒体，也曾经报道过。非洲国家的劳工对中资企业有诸多不满，多次罢工抗议等等。中国人在当地并不受欢迎。还有，如果不是中共的支持，非洲的很多独裁政权早就垮台了，如苏丹。
国保朱问，那你写这篇文章是什么目的？
我说，我认为中国的外交政策存在严重的错误。首先是支持那些流氓国家、那些涉嫌恐怖主义活动的国家，使得中国在国际上声名狼藉，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其次，巨额的外援经费根本没有经过全国人大的批准，也没有经过纳税人的讨论和同意，如今不是说财政公开吗，我希望当局也公开这一部分，让外援告别「秘密」的状态。
谈完这篇文章，国保朱又拿出另外一篇文章交到我的手中，我一看，是《「大国崛起」的迷梦几时方休？》一文，四月十三日发表在《观察》网站上。我很奇怪他们为什么选择这两篇文章来重点讨论，其实这两篇文章并不是我的力作。
国保朱说，你在文章中写道：「近年来，在中共的煽动下，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此起彼伏，这是当局企图将国内矛盾往外引导的毒计。」为什么用「毒计」这个词语？
我说，如果你看不懂，请自己去查现代汉语词典。我不是语文老师，要这样逐字逐句地解释给你听。此前我不是说过了吗，我接触过的国安系统的人，很多都是名牌大学毕业的，从来没有向我提过此模拟较低级的问题，你们该好好向他们学习，提高一下文化修养。
国保朱说，「毒计」是一个贬义词吧？
我说，当然是一个贬义词。
国保朱说，那你凭什么说民族主义是政府煽动的呢？难道中国人没有权利反对日本侵占我领土钓鱼岛、中国人没有权利反对日本首相和官员参拜靖国神社吗？
我说，在中日问题上我比你更有发言权，因为我作过长期的研究，出版过两本书。你不是说最了解我吗，你难道没有看过我写的两本书吗？中国人当然有权批评日本的某些做法，但我们首先要反对的是感谢日本人、说日本人侵略中国帮助他夺取政权的毛泽东，毛泽东的原话，你在毛的文集中可以找到。
其次，爱国主义需要理性，砸日餐厅和日本品牌的汽车不是爱国，在全球化的今天，很难说那些产品是日本产的，还是中国产的，抵制日货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这些行动根本对日本造不成伤害，反倒伤害了中国人自己。据我的观察，二零零四年中国的反日活动，背后就是政府操纵，是企图转移国内矛盾，是将日本当作一个「公共污水沟」。
国保朱说，那是学生的爱国热情，怎么能说是政府策划的呢？
我说，中国不是有一部《游行示威法》吗，任何游行示威都需要提前申请，到公安部门拿到批文之后才能实施。如果我去申请，能够批准吗？
国保朱：批不批准那是公安部门的决定，你可以去申请啊。
我说，那天学生一下子就起来了，有去申请过吗？据我掌握的信息，他们没有去申请过。那么，这难道不是非法活动吗？为什么政府纵容此非法活动呢？为什么明知该活动非法，政府也要出动大巴车运送学生去日本使馆抗议？
国保朱说，你有什么证据证明这些车辆是政府提供而不是学生自己找的呢？
我说，我有一个在北大念书的师弟告诉我说，当时是校方安排的车辆。
国保朱说，校方难道就是政府吗？你这个看法太主观臆断了。
我说，校方当然是政府的一部分了，北大校长是副部级，北大党委书记是中央候补委员，哪个学校不在党和政府的管辖下？不懂中国国情的是你。还有，当时学生向日本使馆扔砖头等等，在场的警察全都袖手旁观，根本不去制止。
国保朱说，不是警察不制止，是当时到日本使馆抗议的学生太多，北京警察的人数有限，管不过来。
我说，你们如果想管，哪有管不过来的，当年「六四」时候，人更多，几百万人在北京的街头，一开枪，不就解决了吗？
国保朱又问，好，接着看下面的内容，你的这句说，「所谓『建国大业』，不过是更加残忍的斧头帮（共产党）战胜了残忍程度稍逊一筹的斧头帮（国民党）。正如法学家萧瀚概括的那样：最基本的中国特色即斧头帮精神——『试看中国四千年，从商汤到最近的斧头帮，哪个政权不是用斧头砍出来的？』」这里的「斧头帮」是什么意思？
我实在忍无可忍了，对他说，这样谈下去，三天三夜都谈不完，斧头帮就是斧头帮，这是萧瀚提出来的一个概念，我非常赞同，斧头帮是靠暴力夺取政权的黑社会组织。你去看看周星驰的电影《功夫》吧，里面就有一个斧头帮。我的文章摆在这里，你自己看，自己领会，看不懂我也没有办法，你自己去请家教，我没法这样一点一点地跟你解释。
国保朱说，我们就是水平低，你是北大硕士，文化程度高嘛。你的文章常常写得很长，有时候看完一篇要花好长时间，还看不出你的中心思想是什么。以后多写短文吧，这样我们容易看懂。
我说，我的定位是，让受过高中以上教育的读者都能看懂我的文章。你看不懂，说明你的文化程度在高中以下。你自己去补课吧。我还就是喜欢写长文。写文章总比读文章累吧，我写文章都不嫌累，你读文章还嫌累。那你申请换一份工作吧，做这样的工作没有成就感和尊严感，这是一份脏活，到其他部门去待遇还能好些。
国保朱做出一副为难状说，换工作可不是你想的那么容易。
谈完这两篇文章，国保朱让我在两篇文章的每一页都签上名字，并按上手印。这个程序与我五年多之前第一次被传讯的时候一模一样。那次他们拿出来的文章有十余篇之多，这次却只有两篇。不过，我看到在国保主手中还有其他多篇文章。
其间，我问国保朱说，大概还要谈多长时间，晚上我要给孩子做饭，如果时间还需要比较长，我是否可以发个短信告诉妻子，让她早点回家。
国保朱说，还需要一段时间，大概你是不能按时回家做饭和吃晚饭了。你可以给妻子发个短信通知她。
于是，我拿出手机来（此前，他们要求我在谈话期间关闭手机），给妻子发了一个短信，说我稍晚一些才能回家。
国保朱说，文章的事情就先谈到这里，其他的下次再谈。下面谈谈你最近的写作情况和计划要出版的书。
我说，我和王怡合作的基督徒的访谈有两卷，题目分别是《一生一世的仰望》和《我有翅膀如鸽子》，以及我的一本关于中国信仰复兴与社会转型的文集《谁为神州理旧疆》，都即将在台湾雅歌出版社出版，整个过程我在电邮中都谈到了，你们进入我的电邮信箱什么看到了。另外，还有一本讨论苏联解体的《泥足巨人》，将在台湾允晨出版社出版。我书都现在只能在香港或者台湾出版。
国保朱说，你的文章都不能在国内公开发表，你自己想过这是为什么吗？
我说，你是做这个工作的，你应当知道是什么原因。你问这个问题，显示你好像是第一天到中国旅游的外国游客一样。说到底，就是中国政府没有接受批评意见的胸襟，中国没有基本的言论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
国保朱说，还有一本《中国影帝温家宝》吧，你在推特上说最近要在香港出版，大约什么时候写完，什么时候出版，在什么出版社出版？
我说，最近一个月内完成，两三个月后出版。出版社还没有确定。
国保朱说，是谁写序言？
我说，是王怡的文章作为序言，是那篇《写给温家宝的福音单张》。
国保朱说，王怡同意了吗？
我说，王怡当然同意了。
国保朱问，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是否可以介绍一下？
我说，主要是对温家宝当总理以来的政策做一些批评，焦点是他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没有什么作为，浪费了历史给他的机遇。
国保朱问，这本书主要有几个章节呢？
我说，比如，有对温家宝的经济政策的批评，外交政策的批评，文化和教育政策的批评，对他在救灾中的表现的批评，对他纵容你们这个部门破坏中国法治环境的批评等等。大致分为这么几个部分。比如，国保部门的作为，我将联系自己这几年的亲身遭遇专门写一章。这几年，一到所谓的敏感时刻，你们就派人到我门口，出门坐你们的车，你们觉得有意义吗？不是浪费国家资源吗？我去书店和图书馆也要跟着，有必要吗？
这时，坐在旁边的国保王某插话说，陪你去图书馆很好啊，我还可以读读书，学到不少知识。
我说，你们这样做就是违法的，此前的一名姓赵的国保自己就说，这样做是没有法律依据的，但这是上级的命令，不得不执行。
国保朱说，他真的那样说过吗，那他的业务素质太差了。
我说，难道不是非法吗，你们拿得出什么法律依据来？
国保朱无法回答我的追问，转移话题说，政法口不是归周永康管吗，你什么要批评温家宝呢？
我说，这个问题推特上早就有人提出来过了，我的看法是，公安部是国务院下面的部委，温家宝管理公安部责无旁贷。当然，我也批评过周永康。我的批评是对事不对人，谁做了错事就批评，我对任何领导人都没有成见。
国保朱问，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那么多，政治局常委有九个人，你为什么单单要批评温家宝呢？
我说，去年我已经出版了《刘晓波与胡锦涛的对峙》一书，是批评第一号人物的；批评完第一号人物，当然接着就是批评第二号人物了。这是水到渠成的事情。我多次说，我批评温，既是针对他这个人的，更是针对他的总理的职务的。
国保朱问，那么你接下来还会批评第三号人物，第四号人物吗？比如习近平？
我说，习近平的某些言行我也批评过，至于是否继续批评政治局的其他人，甚至结集成书，那要看我的时间安排了。
国保朱说，你认为温家宝不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是他的失误，那么你认为中国应当如何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呢？
我说，太简单了，比如，开放报禁，实现新闻出版自由；实现宗教信仰自由；启动选举；实行两党制（我认为两党制比多党制好）；司法独立等等。政治体制改革没有那么复杂。再比如，党内民主总可以推进吧，像越南那样由两个人出来选总书记，政治局成员是不是也可以实行两选一？
国保朱说，这些还是太虚，不具备可操作性。
我说，那就按照《零八宪章》的思路来做，这个文本你一定很熟悉吧。《零八宪章》中的十九条建议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早改革比晚改革好。
国保朱说，《零八宪章》的内容不符合中国的现实。
我说，那么，你认为中国的现实是什么？我觉得，你这是一种「逆向种族歧视」的思维方式，难道你认为中国人就低人一等，不配享有民主自由吗？就是温家宝也承认有「普世价值」，你比温家宝还不如，真要好好学习一下他的讲话，提高一下政治素质。
国保朱说，不能将西方的那一套照搬到中国来。温家宝的普世价值绝对跟你们的《零八宪章》的内涵不同，你要是连这点都弄不清，你的智商就有问题。
我说，你们信奉的马克思主义不就是从西方搬过来的吗，你们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我不跟你辩论，有什么问题你可以问，我谈我的观点，你尽量不要反驳我。
国保朱说，好，我多听你谈，我提问就是了。
我说，我只谈我的文章，关于其他人和其他的事情，我不会回答的。
国保朱说，你把刘晓波当作大哥吧？你为他写了很多文章。
我说，我的文章中不是写了吗，共产党才是黑社会、斧头帮，我和刘晓波是道义相交，不存在你说的大哥和小弟的关系，刘晓波是我的良师益友。
国保朱说，刘晓波的下场在眼前，你看，那些西方国家谁也帮不了他。
我说，我认为，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上，刘晓波将是这个民族无可比拟的伟人。
国保说，你有妻子和孩子，不要站在党在政府的对立面，当走到刘晓波那一步的时候，想回头都来不及了。
我说，你也有妻子和孩子，终有一天，你的妻子和孩子将为你的这些恶行而感到耻辱。在我的有生之年……
国保朱说，是的，在你的有生之年，你在好几篇文章中都这样说过。
我说，在我的有生之年，必定能够看到对你们的审判，不过我会以受害人之一的身份请求法庭赦免你。当然，法庭是否采纳我就不知道了。
国保朱说，你这样说，以后你当权了，我还得求你放我一马？
我说，不是求我放你一马，我也没有权力放你一马。我不会当权的，我永远是一个批判型的知识分子，我对任何权力都敬而远之。我刚才只是说，我愿意原谅你对我做的那些恶事，即便你不认罪悔改。
国保朱说，我要提醒你，你不要被某些反华势力利用了。你看，美国奥巴马上台之后，美国使馆也不跟你们接触了，美国是靠不住的。你批评奥巴马，不就是因为他没有像布什那样接见你吗？
我说，我是一名独立知识分子，不受任何势力的利用。我认为，我最大的特征就是独立。我批评共产党，不是因为有美国保护我，我才敢批评，美国的政策如何，并不会改变我对共产党的批评态度。你研究我的文章就可以看到，奥巴马上台之后，他不关心中国的人权问题，但我对中共当局的批评并没有减弱。
其次，我批评奥巴马，不是因为他没有见我，我从未主动要求与这些政治人物见面。那次与布什的会面，我们事先并不知情。如今，我批评奥巴马，是因为我的政治立场是铁杆的共和党人。不说奥巴马的对华政策，就是他的国内政策，我也相当不同意，如果我是一名美国的知识分子，我将比批评温家宝还要尖锐地批评奥巴马。
国保朱说，你想象中的民主自由就是美国那样的吧。你那么热爱美国，认为那里有民主和自由，干脆到美国去生活得了。
我说，我就是要生活在中国，这说明我比你更爱国，无论这里的环境如何恶劣，我就是要在这里生活、观察和写作，努力推动中国的进步。
国保朱说，你说我们被洗脑了，我认为你们被西方敌对势力洗脑了。
我说，你当然可以这样认为，我也不想说服你，正如你也不要试图说服我。
国保朱问，这本书大概会发行多少册？
我说，两千册左右吧，我在香港和台湾的出版的书，大都是这个发行量，那边看书的人本来就不多，关心大陆问题的人更少。
国保朱说，原来这么少啊。
我说，现在经过你们帮助宣传，很多海外媒体报道，可能就会多一点了。
国保朱说，那么你写书也挣不了太多钱啊，一本书也没有多少稿费吧？
我说，我不是为了钱，如果为了钱，成为余秋雨那样的御用文人，还不腰缠万贯。我现在写一本书也就几千元的稿费，但对我来说，钱够用就可以了。
国保朱说，你认为你当畅销书作家会超过余秋雨？
我说，文章的价值不是根据畅销的程度来衡量的。
国保朱说，关于温家宝的这本书，我劝你还是不要出版，否则后果自负。
我说，批评作为总理的温家宝，是每一个公民的言论自由的一部分，我认为，我对他的批评在宪法和法律保障的范围之内。如果我批评温家宝，涉嫌对他的诽谤，损害了他的名誉，他个人可以撰文反驳，或者用法律手段处理，将我告上法庭。
国保朱说，温家宝不是一个普通公民，而是国家领导人，批评温家宝，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引用道听途说的信息，可能涉嫌危害国家安全，损害国家利益，要付严重的刑事责任。这就不是温家宝来自己起诉你的问题了，而是你要承担刑事责任的问题了。关于这一点，最高法院有一条司法解释说得很清楚。
我说，我愿意为我的每一篇文章负责，我仍然会在香港出版这本书，任何机构和任何人都不能阻止这本书的出版。你们要言论治罪的话，是你们的事情。你们对刘晓波因言治罪，判决书中引用的六篇文章的观点，在我的许多文章中都可以找到，即便我不出这本书，你们随时可以像对待刘晓波那样对待我。（我回家后查考相关法律：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六条规定：「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又有补充规定：「前款罪，告诉的才处理，但是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而最高人民法院一九九八年通过并实施了《关于审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其中第一条规定：「明知出版物中载有煽动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或者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容，而予以出版、印刷、复制、发行、传播的，依照刑法第一百零三条第二款或者第一百零五条第二款的规定，以煽动分裂国家罪或者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定罪处罚。」我认为，我的文章中并不存在以上涉嫌犯罪的地方。）
国保朱说，你知道就好，继续往前走很危险。
我说，像刘晓波那样生活和写作是我的荣耀。
国保朱说，好，你的这一表态让我很佩服，你至少不像某些人那样，一遇到压力就变成软蛋。但我感觉你是一个相当固执和主观的文人。
我说，每一个人都是主观的，我发表的当然是我自己的看法，从来没有「代表」过任何群体。
国保说，你想过没有，你有很大的影响力，很多人看了你的文章之后，可能往坏的方向发展。你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我给你一个建议，你应当在掌握充分的证据之后再发表意见，有很多人认为你是一个纯粹的「骂客」，不作建设性的工作，你也可以考虑改善一下自己的形象。
我说，首先，垄断证据和信息的当局，我倒是希望当局公开更多的信息，供所有公民来使用和分析并形成自己的判断。其次，除了批评之外，我也在做若干具有建设性的工作，我写了那么多文章，批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我不是所谓的「持不同政见者」，而是「持自己政见者」。前者是以中共的立场为标准，后者是以自己的立场为标准。对我来说，跟中共同或不同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表达的是不是「我」的观点。并不是我的所有观点都跟中国当局「不同」。
我的观点从来不随大流，都是我经过独立思考之后形成的，我也不是谁是跟共产党作对就支持谁。比如，我对杨佳案的看法就与那些激进人士不同，有人说，只要是警察就该杀，我认为那些被杨佳杀死的警察是无辜者，杨佳杀人的行动不可取，更不值得赞扬。所以，有一天民众拿石头来砸你们的时候，我愿意站出来保护你们。
国保朱说，再谈谈教会的问题，我给你第二个建议，不要利用政教搞政治。这种做法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我说，我建议你不要评判别人的信仰，这是每个人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只有上帝才能评判。我知道此前你对方舟教会的牧师和同工有过多次很过分的骚扰，我今天正式跟你说，以后关于我个人的事情，你直接来找我谈，不要去骚扰教会的会友。你常常对我们教会的会友以及其他教会的人士说，余杰不是基督徒。你的这种离间的做法不会有任何的效果。我们在主里是合一的。如果你继续骚扰我们的会友，我只能公布的名字和电话，并呼吁网友对你进行人肉搜索。
国保朱说，我是做这份工作的，我不怕你这样做。当然，你这样做的话也要付出相应的代价。我跟你们的牧师沈权和教友老徐谈过多次，他们都还挺维护你的嘛。我说你不是基督徒，他们还都说你是基督徒。你对宗教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是什么看法？
我说，你当然可以认为我不是基督徒，我也不会在乎你怎么看，我在乎的是天上的上帝怎么看。我坚持政教分离的原则，我从不在教会中宣讲自己的政治观点，我们的很多会友都是单纯的信仰者，对政治不感兴趣。我在外面的发言，也从来没有说过是代表方舟教会的。
国保朱说，你所宣扬的基督徒的文化使命和社会使命不就包括了从事政治活动吗？
我说，基督徒个人当然有权参与政治活动，基督徒也是公民。政治是一种公共生活，一种权力分配，政治不是共产党垄断的专利。
国保朱说，不管怎么说，根据宗教事务条例，你们目前的存在方式就是非法的，你们没有去登记。
我说，该条例只是部门法规，不是法律，没有经过人大的审批。所以，你可以说我们违规，不能说我们违法。对我们来说，我们首先尊崇圣经的教导，然后尊重宪法，宪法中有保障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条款，我们遵守宪法，而不承认与宪法相违背的下位法和政府部门的法规。
另外，为登记制造障碍的，正是政府部门。家庭教会并不反对符合圣经原则和宪法原则的登记。
国保朱说，圣经中不是说要顺从掌权者吗？作为一名基督徒，你难道不愿遵守这句话吗？
我说，看来，你还读过圣经，或者你就只知道这一句经文。我专门写过一篇文章讨论这个问题。我认为，圣经是整全性的真理，不能断章取义。这句话要放在整本圣经中来领会，与「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和「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等圣经经文联系在一起。当一个政权侵犯我们的信仰自由的时候，我们就有权批评和反对它。
国保朱说，我希望你们不要让外国人来参加聚会，包括香港、台湾和海外的牧师，否则我肯定要关注你们的，并可能采取行动，后果是由你们自己承担。
我说，教会只能按照圣经的原则存在和治理，你无权对教会提出什么要求。罗马帝国以来，两千年来多少强权迫害教会，教会依然存在至今，而那些强权全都灰飞烟灭了。
国保朱，最后谈一点，你对独立中文笔会的看法。
我说，我已经任满了副会长和理事，两年前就是一名普通会员了，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现在的情况如何，我不知道。我当然认同笔会捍卫作家的言论自由的宗旨。
国保朱，那你也交会费吧。
我说，我当然交了会费，这是会员的义务。
国保朱说，你写的那些书，你家里还有一些多于的吧，能不能送我几本，我也好好学习学习？
我说，我不送书给警察，你去香港去买吧。以后你不作这个职业了，也许我会送给你读的。
国保朱说，我们工资不多，香港的书也太贵，买不起，何况我们去香港也不容易。
我说，我送书给你，你来从中寻章摘句，为我网罗罪名，我难道疯了？你们这个部门经费很充裕，你们买书的钱可以报销的啊，这本来是办案经费的一部分嘛。其实，你们浪费的都是我们纳税人的钱。还有，这几年来，北京海关扣留了那么多我的书，他们的扣押行动都是你们指使的，你们去海关把证件一亮，就可以取来读啊。
国保朱说，我们这个部门并不是如你想象那样，有那么大的权力，海关也不是听我们指挥的。
我说，今天的这个局面，不正说明你们可以为所欲为吗？你们可以随意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你们的权力还不够大？
国保朱说，今天就谈到这里吧。来日方长，虽然你不愿与我们见面，但今后见面是不可避免的。我也希望以后不要用这种方式了。我们也在改进工作方法，我们一直在探索如何与异议分子沟通，从西单民主墙到八九，再到现在，这些年来我们的变化也很大。所以，你这方面也要有所变化。
我说，这是我今天听到的唯一可以部分接受的话。我自己当然有存在可以改进的地方，我并不认为我的每一篇文章都完美无缺，每一个观点都正确无误，我的很多文章都经过了多次的修订。
另外，我从来不将你们当作敌人，你们只是专制机器上的螺丝钉，我的原则是，尽量不与你们发生激烈冲突。不过，你们也不要有将小事化大、邀功请赏的想法，如果想靠整我来升官，那我们只能发生激烈冲突。
国保朱说，我是不会靠你来升官发财的。但是，北京这块地面上是我们说了算，如果你好好配合我的工作，你的日子就会比较好过，甚至有机会公开发表文章。
我说，我不会配合你的工作，我认为你的工作是非正义的，我只服从圣经的真理和宪法的条文。
晚上八点半，我在笔录上签字画押完毕之后，与国保朱握手告别。另一名王姓国保驱车送我回到家中。
晚上，若干媒体来电访问。路透社、美联社、法新社、共同社、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英国广播公司、自由亚洲电台、德国之声、美国之音、德国世界报、南德意志报、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产经新闻、澳大利亚电台、瑞士电视台、芬兰赫尔辛基时报、日内瓦基督教新闻社、南华早报、明报、苹果日报、中国时报、台湾中央广播电台……等数十家媒体，在最近几天之内均对此事作了详细的报道。
看来，国保朱先生的如意算盘打错了。每当受到国保的一次严重骚扰，我就会写更多的文章批判专制制度。这群国保对刺激我的写作能力可谓功不可没。而此次传唤事件，也让更多的媒体和读者关注到《中国影帝温家宝》一书。国保的做法，不是帮我做免费的广告又是什么呢？
法学家高中在《国家安全与表达自由比较研究》一书的题记中写道：「不管存在着怎样的『言论限制术』，也不管主流意识形态多么强大，在人类历史长河的任何一个时期，总会有那么一批人为了自己坚信的『真理』，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他们或者被视为『异类』，或者被尊为『殉道者』。细观中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史，其中的许多杰出思想家，恰恰是言论『他律』和『自律』的挑战者。在一定程度上，这种不以权力意志和群体意识为转移的思想倾向，正是推动人类自由事业发展的精神动力之一。」是的，我也相信，没有任何黑暗的势力，可以真正实现所谓的「防民之口，如同防川」。如今中共大大追捧国学，温家宝也喜欢引用中国古代的经典。好友徐晋如多年前曾经赠我诗句：「上朝文网无穷密，鲁国春秋一字删。」我愿意将这两句诗转赠给温家宝先生。当我刚刚从派出所返回家中，来到推特上的事后，发现有一位推友贴出了一段中国古代典籍中的遥远的故事，我就以这段故事来结束这篇文章吧：
鲁襄公二十五年，齐国的太史伯直书「崔杼弒其君」，崔杼命令太史伯改过来，不要太直露，伯坚持不改，结果被杀死。又换其弟为太史仲，还是不肯改用曲笔，又被杀死。后来又换了一个弟弟为太史叔，还是不愿意改，仍被杀死。
最后又换了最小的弟弟为太史季。季又书，杼执其简谓季曰：「汝三兄皆死，汝独不爱性命乎，若更其语，当免汝。」季对曰：「据事直书，史氏之职也。失职而生，不如死。昔赵穿弒晋灵公，太史董狐以赵盾位为正卿，不能讨贼，书曰：『赵盾弒其君夷皋。』盾不为怪，知史职不可废也。某即不书，天下必有书之者，不书不足以盖相国之丑，而徒贻识者之笑，某是以不爱其死，惟相国裁之！」崔杼叹曰：「吾惧社稷之陨，不得已而为此，虽直书，人必谅我。」乃掷简还季。
季捧简而出，将至史馆，遇南史氏方来，季问其故，南史氏曰：「闻汝兄弟俱死，恐遂没夏五月乙亥之事，吾是以执简而来也！」季以所书简示之，南史氏乃辞去。
二零一零年七月七日，「七七事变」中国国耻日
北京家中 
3.6中国警察的新死法：维稳死
极权以它的暴力和恐怖塑造社会中所有的人群，无论是充当加害者还是受害者，他们都同样适宜。
莫森《艾克曼在耶路撒冷•序》
二零一零年二月二十六日的《新京报》上有一篇引人注目的报道《维稳特警援疆期间过度劳累猝死于生日当天》。
报道的主人公是特警沈战东。二零零五年，公安部在全国三十六个重点城市组建了公安特警队，目前警力已达一万五千余人。沈战东是他们中的一分子。二零零八年以来中国大事频发，沈战东常和队友说，「今天天南，明天海北，全国都是我们的辖区」。
二零零八年三月十七日，他们接到任务，三十六小时内赴藏区执行维稳任务。当时沈战东是一个抓捕小组的组长。海拔四千米的村庄，白雪皑皑，无月光，只听到脚踩雪地的嘎吱声。沈战东第一个冲进屋里。嫌疑人从被窝里拔刀时，被他一把扯出来。
之后是汶川地震、奥运安保、新疆维稳，沈战东的婚期一拖再拖。蜜月还没过完，他就再次赴新疆维稳。一月二十九日当晚，沈战东与妻子通了两次电话。他在电话里说要生个小特警，名字都起好了。当晚沈战东睡着时，衣服没脱，拖鞋还挂在脚上。他累了。零时许，战友申晓飞上前推了推他，他没动。很快医生赶到，做了四次电击，却没有效果。几个小时后，医生诊断，劳累过度猝死。当天是沈战东二十八岁生日。沈战东生前为郑州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特警四大队民警。从警四年，一直工作于维稳、处突、打击暴力犯罪的一线。
为什么不大力宣传「维稳英雄」？
沈战东之死，并非孤立的个案。从特警、武警和普通民警，死于维稳者的消息接二连三。维稳成了中国警察的一种新死法，这一事实本身就表明中国的不稳定因素到底有多大。虽然不少御用文人和愤青叫嚣「中国不高兴」、「中国站起来」、「中国主导世界」，但胡温心里比谁都明白，自己正坐在一个火山口上。所谓「不改革是等死，改革是找死」，在此情形之下，才华、视野和心胸都极为有限的胡温，最大的愿望不是实现中国之崛起，而是「稳定压倒一切」。换言之，只要自己不当亡国之君就知足常乐了，哪管死后洪水滔天呢？
有意思的是，沈战东这样一个忠心耿耿的、为维稳献身的特警，其事迹却不受官方主流媒体之青睐。除了《新京报》之外，几乎没有任何重要的媒体报道其事迹，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等更是对其视若无睹。这是什么原因呢？难道是鸟尽弓藏的传统吗？难道中宣部不知道，大肆宣扬沈战东，有利于提升一线维稳部队的士气吗？中共不是最善于塑造部队出身的英雄人物吗？黄继光、董存瑞、邱少云、雷锋……这些名字在共和国的历史上不是已经「永垂不朽」了吗？如今，在这个维稳是最高政治任务的时代，增加一个沈战东这样的英雄，难道不是锦上添花吗？
就在沈战东活活累死，死后默默无闻、后事凄凉之际，胡锦涛却号召全军、全民学习另外一个军队系统的「英雄」：刘义权。据新华社北京三月二日电，胡锦涛当天晚上在解放军歌剧院观看了反映解放军档案馆原馆员、全国档案战线时代楷模刘义权先进事迹的大型话剧《生命档案》。刘义权是何许人也，得享如此殊荣？报道中介绍说：「刘义权同志是解放军档案馆原馆员。他从事档案工作三十八年，始终忠于党、忠于职守，爱岗敬业、无私奉献，在默默无闻的军事档案工作中实现人生价值。他身患绝症仍牢记使命、心系大局，以顽强的意志坚守在档案工作第一线，为党和军队档案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报道说，胡锦涛得知刘义权患病的消息后十分牵挂，要求为他精心治疗。一月二十八日，刘义权在北京病逝，享年六十岁。胡锦涛号召全军官兵、全国档案工作者和广大共产党员都要向刘义权学习。
在中国面临越来越不稳定的社会情势、中共的统治能力受到越来越大的挑战的今天，像刘义权这样从事档案工作的文职军人固然重要，但像沈战东那样真枪实弹地在第一线战斗的特警更是不可或缺。但是，胡锦涛在树立典型人物的时候，为什么偏偏选择刘义权，而舍弃了沈战东呢？
选择与舍弃显然都不是偶然为之，而是经过中枢的审时度势、再三斟酌。虽然沈战东的事迹更有冲击力，更可以铺陈出一出「惊天地，泣鬼神」的大戏来，但胡锦涛深知，如果宣扬沈战东，就必然提及其生前「战斗过的地方」，比如西藏和新疆。这就等于此地无银三百两地向世界宣告：西藏和新疆非常不稳定，西藏和新疆需要更多的军警。（待续）
维稳成为胡温时代的「关键词」
二零零九年底升任武警司令的王建平，曾任武警西藏总队总队长多年；而武警政委喻林祥则曾经担任新疆军区政委。两人的搭配，被媒体称为「维稳处突的黄金搭档」。经过江泽民时代和胡锦涛时代的扩展编制，目前中国的武警部队已经拥有六十六万的兵力，在数量和装备上都超过了不少军事强国的正规军。
武警名为警察，实为军队，动用武警镇压国内民众的抗争，可以混淆国际视线和统一国内舆论，这是中共在「六四」屠杀之后总结出来的一条经验。但是，维稳工作最好多做而少说。因此，为了营造歌舞升平的虚假表象，胡锦涛精心选择了作为文职人员的刘义权作为新时代的「雷锋」，而为之「抛头颅、洒热血」最终过劳死的沈战东只好被雪藏起来。政治家的考虑就是这么冷酷无情。
然而，维稳死是中国警察的一种新死法，已然是一个无法掩饰的事实。「维稳」是带有胡锦涛时代烙印的一个新词语，从上个八十年代到江泽民时代，中共当局一般使用「综合治理」（简称「综治」）来形容社会控制工作，到了胡锦涛时代，则以「维护社会稳定工作」（简称「维稳」）取而代之。中共维稳工作的领导机构为「中央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下有常设办事机构——中央维护稳定办公室。该办公室成立于二零零零年，在中央政法委机关办公，到了二零零五年之后，此机构的重要性逐步凸显。目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亲自担任组长，公安部长孟建柱任副组长。从中央到各省、市、县直到乡和街道一级，乃至重要的事业、企业单位，都设置了「维稳办」，或「维稳联系会议」、「维稳及综治办」等机构。由此，「维稳」系统成为一个汇集强力部门特权机构。
人们不禁要问：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为何没有让中国更加稳定，反而是越来越不稳定呢？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于建荣认为，当前中国的社会问题主要直接来源于官民矛盾，实质上还是政府公权力与公民私权利之间的冲突。不论主要内容或表现形式，官民矛盾都与制度性的利益冲突相关。但是，胡温当局不敢启动政改，乃至「壮士断腕」，而宁愿以鸵鸟政策面对中国不稳定的现状。他们以为，稳定是可以通过暴力来维持的，因此不断增加军费和警察部门的开支，不断提高维稳成本。（待续）
没有自由，就没有稳定
于是，「天价维稳」成为中共当局的唯一选择。二零一零年的两会上，财政部向全国人大提交的开支预算草案显示，二零一零年用于内部保安的预算达五千一百四十亿元，增幅为百分之八点九，比国防支出百分之七点五的增幅仍要高。就《凤凰周刊》提供的一些数据来看，比如广州市的财政预算报告就显示，该市二零零七年维稳费用为四十四亿元，高于当年用于社会保障就业的三十五亿元。而重庆市二零零九年维稳的财政预算，则高达五十三亿元。由于维稳开支的膨胀，使得近年来中央财政中教育、医疗、社会保障方面的投入比例不断下降或始终处于较低水平，甚至低于非洲穷国。另一方面，维稳费用更是对地方财政造成巨大的压力，如湖南省津市为此要求稍有行政事业单位压缩百分之二十开支，甚至从每名统发人员的工资中逐月扣除。
稳定固然重要，但长久的稳定不能靠暴力和谎言来维持，即便累死千百个像沈战东这样训练有素的特警，也不能实现建立在不公正和不自由之上的稳定。一个国家的民众，如果都没有尊严和幸福感，如果基本人权、私有财产都甚至人身安全都得不到起码的保障，如果他们只能在自己的祖国「暂住」，如果他们随时可能遭遇「躲猫猫死」、「喝开水死」的厄运，这样的国家何来稳定呢？
美国人」日的盛大庆典，美国最受尊重的法官汉德被邀请去发表演讲。汉德在演讲中指出，美国之所以公民热爱美国，美国之所以拥有长久的稳定与富强，美国之所以能够领导世界战胜法西斯德国和日本，秘诀便在于美国人以自由为共同之价值，他指出：「自由的精神即是对其是否正确不很有把握的精神，自由的精神即是尽力去理解别人的见解的精神；自由的精神即是将别人的利益与自己的利益不带偏见一并考虑的精神；自由的精神铭记，即使一只麻雀落地也该引起注意；自由的精神也就是基督的精神。」我相信，哪一天中国人民有了自由，哪一天中国便有了水到渠成的稳定，中国警察就不再需要执行维稳任务，更不用为维稳付出生命代价。 
3.7神州处处皆酷刑
每年的六月二十六日为「国际禁毒日」，中国媒体上对当局的禁毒成就作了若干宣传报道。其实，六月二十六日又是「联合国支持酷刑受害者国际日」，即「世界反酷刑日」。但是，关于后者，中国没有任何一家媒体有介绍和报道，难道中国不存在酷刑，所以这个日子根本不值得纪念吗？恰恰相反，中国虽然在一九八八年就批准了《联合国反酷刑公约》，但酷刑在中国仍然相当普遍。著名人权律师滕彪指出：「我个人观察，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刑事被告人受到酷刑。此外各种黑监狱、劳教所、洗脑班等酷刑更为惨烈。」中国的政治制度和司法体系一直纵容酷刑，中国却刻意回避「世界反酷刑日」，就如同一个已经病入膏肓的病人，神经质地讳疾忌医。
掩耳盗铃是中共惯用的伎俩。但面对国内外对中国广泛存在的酷刑的质疑和批评，有关部门也不得不做出一些姿态来。二零一零年五月三十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联合发布《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要求各级政法机关严格执行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依法惩治犯罪、保障人权，确保办理的每一起案件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有媒体就此乐观地发表评论说，从此刑讯逼供所获得的证词将不能成为法庭上的证据，刑讯逼供在中国将成为历史。那么，靠这两个规定真的就可以遏制刑讯逼供泛滥、神州处处皆酷刑的情形吗？
酷刑随时随地可能降临在你和我的身上
以「大国崛起」之姿顾盼自雄的中国，据说走到了三千年以来最风光的时刻。某些御用文人不仅扬言当今世界要实行「中美共治」，甚至还企图「取美代之」。中国既然成了超级强国，炎黄之孙本该欢欣鼓舞、扬眉吐气，可是近日网络和媒体上却连连爆出一桩桩的惨案，让人倒吸一口凉气，原来在中国生命与尊严轻如鸿毛！我在网上看到一份《中国看守所离奇死法不完全记录》，从二零零九年以来不足一年间，被媒体披露出来的离奇的死亡方式有如下多种：
——「睡姿不对死」：福州学生陈某在拘留所猝死。警方称他睡姿不对，叫其不应，昏迷不醒，抢救无效，死亡。
——「做恶梦死」：武汉男子李文彦在江西看守所猝死，额头上有几处青紫伤痕。看守所称其是在半夜做噩梦后突然死亡。
——「发狂死」：大学毕业生林立峰，在看守所待了不到二十四小时死亡。警方称他是「发狂而死」。
——「摔跤死」：江西一嫌犯在看守所死亡。警方先是称其系上厕所时摔倒猝死。医生后俩称被逼造假。
——「妊娠死」：一名内蒙古十九岁少女戒毒所死亡，劳教局称她因「异位妊娠」死亡，网帖所称「遭强奸殴打致死」不实。
——「上厕所死」：内蒙古呼和浩特一名身上有多处伤痕的重刑犯莫名死亡，警方解释是他夜里上厕所时跌倒所致。
——「喝开水死」：一名河南青年看守所内死亡，尸体上有多处伤痕。警方称他是是在提审时喝开水突然发病死亡的。
——「激动死」：陕西女子王会侠被警方带走，「问话」二十小时后非正常死亡。警方称情绪激动紧张为死亡的诱发因素。
——「洗澡死」，海南五十七岁的男子被其他囚犯群殴而死，警方宣称，是因为他不肯脱衣服洗澡才被打死。
——「粉刺死」：在被刑拘约三个月后，山东文登市高村镇高村人于维平死在看守所。家人在查看尸体时发现胸部有小洞，当时被告知是抠掉的粉刺。而尸检结果显示，死者遭遇了「针类锐器反复刺戳胸部致心脏破裂，心包腔积血致心脏压塞死亡」。
这只是一个「躲猫猫死」之后很不完全的名单。我相信，这些案例只是冰山之一角，未被披露出来的还多如牛毛。看到这些稀奇古怪的死亡方式，谁敢说中国人缺乏想象力呢？中国人能发明如此多的死法，表明中国人想象力之丰富堪称世界第一。这个成就足以让「爱国贼」们为之欣喜若狂吧？
然而，「亡，百姓苦；兴，百姓苦」，在大国崛起的凯歌高奏之下，无数的中国公民或死于酷刑，或在酷刑的折磨之下生不如死。这些受害者并非远在天边，而是近在眼前。昨天是他，今天是你，明天就有可能是我，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遭遇酷刑。这两年类似的案件层出不穷，让法学界的泰斗、中国政法大学前校长江平说出了这样的话：「我是觉得中国的法治处在一个大倒退的时期，或者说我们的法治建设、司法改革、政治改革都处在一个大倒退的时期。」江平教授这两年连续出版了两本着作，从《我所能做的是吶喊》到《私权的吶喊》，书名都用到的一个词就是「吶喊」。在参加《律师文摘》年会的时候，他说：「形势越来越严迫，也就是说外面的环境越来越难了。在这种情况下，就有必要『吶喊』，不管你用了什么字，『吶喊』是在情况比较紧急的情况下，人们去呼吁的一种声音。」
日前，一份调查报道显示，中国人感到最缺乏的东西，不是金钱，不是住房，不是权力，乃是安全感。缺乏起码的安全感，正在成为一种弥漫于社会各阶层之中的情绪；而个人没有安全感，正是因为公权力过大，政府随时随地以暴力和苛法对待公民。即便是那些「先富起来」的人群，亦有可能一夜之间遭遇灭顶之灾。有数据显示，二零零九年到美国投资移民签证的中国申报人数翻了一番。富人为什么选择移民呢？他们为什么不愿意留在已经崛起的祖国呢？一名移民加拿大的富人自述说：「现在贫富差距这么大，说不定哪天又要均贫富，太没有安全感了。」（待续）
从嘎玛案看「维稳」和「严打」态势下的酷刑泛滥
鲁迅对中国悠久的酷刑传统有过如此之评论：「残忍智慧酷刑的方法，却决不是突然就会发明，一定都有它的师承或祖传，……『酷刑』的发明和改良者，倒是虎吏和暴君，这是他们惟一的事业，而且也有工夫来考究。」这一传统在今天更是被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境界：胡温复兴国学，当然也忘不了复兴酷刑的传统。胡温执政以来，官僚腐败、官商掠地、分配不公、贫富悬殊……比之江泽民时代，诸多社会矛盾更如同脱缰的野马一样不可收拾。胡温拒绝启动政治体制改革，为了维持特权阶层垄断权力、瓜分财富的格局，只能以「维稳」和「严打」等最不和谐的方法来营造「和谐社会」。此种选择如同饮鸩止渴，导致「维稳」经费越来越高，清华大学的一份研究报告称之为「天价维稳」；而运动式的「严打」，其规模越来越大、强度越来越烈、频率越来越密，其结果却是天怒人怨。
中央对地方官员的要求，是否做好「维稳」工作，乃是「一票否决」的关键。于是，上行下效，上既有「暴君」，下必有「虎吏」。在不惜一切代价「维稳」和「严打」的态势下，酷刑成为强力部门和地方政府的惯常做法，监察部门和上级政府通常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遂使得酷刑在中国如同野火燎原、愈演愈烈。
酷刑戕害的人群，过去以弱势群体为主，如今则是三教九流、无所不包。原来酷刑的实施对像主要是异议人士、维权人士、上访者、宗教信仰人群（如基督教家庭教会、天主教地下教会以及作为准宗教组织的法轮功群体等）等，近年则扩展至落马官员、法官、企业家、商人等。除了被拘押在看守所和监狱的「犯罪嫌疑人」和「罪犯」之外，那些被「双规」的官员和富豪也成为施暴的对象，他们「被自杀」的消息不绝于耳。而在西藏、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因为有中央下达的「反分裂」的政治任务，对酷刑的运用更是到了无所不用其极、骇人听闻的地步。
近期发生的藏族环保人士嘎玛一案，便是其中的一个典型案例。嘎玛因从事环保活动开罪了地方官员而遭到逮捕。半年多来，他一直被关押在新疆巴州。从若羌、库尔勒辗转到现在的焉耆。他被每天提审十几个小时，总共提审约九十多次，除了只有三次被允许坐在凳子上，都被警察用各种扭曲的姿势虐待，如悬吊起来、反背扣押等等，难以言状。其间还不间歇地被毒打，以至他每次都昏厥过去。甚至往他的鼻子里强塞一种药物，直接刺激大脑，訇然作响，眼睛和耳朵流出血来。而那些警察还说，「这是公安部批准使用的，是合法的，你死不了。」
嘎玛在法庭上申诉说，他被提审之后，带回牢房也不得休息，会被有关部门派来的所谓「犯人」百般折磨。整夜不让他睡觉，每几分钟弄醒打他一次。那些人自称是「黑社会」，除了要求狱中所有的犯人挨个殴打嘎玛，还动辄就让他凡事都得写欠条，连上厕所也得写欠条，以至于所有欠条上已经累计了六十六万元的欠款。给嘎玛吃的东西就跟垃圾一样，即便是这样，那些人还会把馒头扔到地上，用脚踩，再把踩扁了的肮脏馒头塞到他的嘴里。那些人还说，知道吗，我们可以往你身上倒硫酸水，让你一下子化为乌有，彻底消失。
此案的当事人嘎玛，既是一名商人，也是一位环保人士。作为商人，自然是黑帮化的政府官员和警察眼中的「肥羊」，要拚命从他身上压榨油水；作为环保人士，在中国环保就是政治，就是「别有用心」，所以官方的打击毫不手软。再加之嘎玛的藏族身份，堪称弱势群体中的弱势群体。所以，这几个因素加在一起，嘎玛便陷入到万劫不复的人间地狱。而那些施加酷刑的官僚和警察更是有恃无恐、为所欲为。（待续）
高院院长给受害者鞠躬是反酷刑的第一步
嘎玛被判处重刑，他的法庭上申诉的若干遭受酷刑的细节，被法官以「与本案无关」的理由不予采纳。嘎玛沉冤待雪，公义的到来遥遥无期；与之相比，被屈打成招、罗织死罪的赵作海，最终获得自由及国家赔偿，就是不幸中的万幸了。《新京报》发表的一篇关于赵作海案件的报道中，记录了记者与当事人的一段对话：
记者：你当时在派出所两天，在县公安局一个多月，在哪里挨打了？
赵作海：都挨打了。在刑警队挨打最厉害。
记者：你还记得当时怎么打你吗？
赵作海：拳打脚踢，从抓走那天就开始打。你看我头上的伤，这是用枪头打的，留下了疤。他们用□面杖一样的小棍敲我的脑袋，一直敲一直敲，敲的头发晕。他们还在我头上放鞭炮。我被铐在板凳腿上，头晕乎乎的时候，他们就把一个一个的鞭炮放在我头上，点着了，炸我的头。
记者：疼吗？
赵作海：直接放头上咋不疼呢。炸一下炸一下的，让你没法睡觉。他们还用开水兑上啥药给我喝，一喝就不知道了。用脚跺我，我动不了，连站都站不起来。
记者：能睡觉吗？
赵作海：铐在板凳上，那三十多天都不让你睡觉。
记者：受得了吗？
赵作海：受不了咋办啊？他叫你死，你就该死。当时刑警队一个人跟我说，你不招，开个小车拉你出去，站在车门我一脚把你跺下去，然后给你一枪，我就说你逃跑了。当时打的我真是，活着不如死，叫我咋说我咋说。
真是搁不住（受不了）打得狠。我就跟你们说，这么打你们，你们也要承认。你说秦香莲可是个好人，那她为啥招供，还不是打得狠。一天两天，三天，五天，搁不住时间长。再硬也招不住。
看了这段对话，我不禁感叹：那些御用文人津津乐道的「不高兴」的中国、「站起来」的中国，跟赵作海有什么关系呢？赵作海所遭受的酷刑，让温家宝宣扬的「比太阳还要光辉的正义」顿时黯然失色。这个案件中唯一的「亮点」就是：日前，河南高院院长张立勇到商丘看望赵作海。其间，张立勇向赵作海鞠躬道歉。有人在网上批评张立勇是在作秀，张立勇回应说，赵作海入狱十一年，妻离子散，四个孩子都文盲，「可以说是家破人亡，祸及三代」。张立勇反问道：因为我们的过错难道不应该鞠躬道歉吗？鞠一个躬又算得了什么呢？
我欣赏河南省高院院长张立勇的这一个鞠躬，即便是「作秀」，也总比不作秀好。不仅张立勇应当向受害者鞠躬，胡锦涛和温家宝也应当向受害者鞠躬。当然，仅仅鞠躬是不够的，鞠躬之后，还要拿出一系列切实的制止酷刑的举措来。比如，公安机关不能「通吃」看守和侦讯，应当将看守所从公安部门剥离出来，移交司法局管理；比如，保障当事人的沉默权和会见律师权。前者是政府部门的「缩权」，后者是公民的「扩权」，必须两者并行，遏制酷刑方有可能。正如著名人权律师莫少平所说：「刑讯逼供的现象与现在中国看守所关押体制相关。看守所隶属于公安机关，而通常犯罪侦察机关也是公安机关，这导致缺乏监督和制约。此外，中国没有完全确立无罪推定原则，不重视被告人的沉默权。最后，中国律师制度不够完善，律师在法律上没有确立应有的权威和制约功能。」遏制酷刑，不是没有办法，而是当局愿不愿意自我设限、还权于民。（待续）
制止酷刑，温家宝责无旁贷
何谓酷刑？《大英百科全书》有如下之定义：「酷刑是为了惩罚、迫胁、强迫和获取口供或情报的原因而采用的造成肉体或精神痛苦的行为。从历史上看，政府用酷刑对付他们的敌人并使之成为他们法律体系的一部分。」大赦国际对酷刑的定义则是：「酷刑是任何一种被故意施加在一个人的身上，以从他或第三者身上获得情报或招供的，以惩罚他或第三者已经犯有或被怀疑犯有的罪行的……严重的肉体的或是精神的痛苦和折磨，而这些痛苦和折磨是被公共官员或能够代表政府机构的人的煽动或同意或默许的行为。」根据这两个定义，中国堪称「酷刑之国」。一个对本国公民的基本权利毫无保障的国家，在国际上又怎么可能取信于人，承担起「负责任的大国」的使命来呢？
对酷刑，是纵容还是制止，是判断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在这一点上，英国走在最前面。英国历史学家艾伦•麦克法兰指出：「酷刑的使用在英格兰历史上长期缺位，是英格兰法律制度的一个突出亮点。很久以前，英格兰的法院就开始冷脸反对酷刑了。……英格兰人坚信，对一个人动刑是搞不到真实告白的。英格兰法律不需要被告招供，他们有罪无罪全靠证据去证明。」中国的情形恰恰与之相反：尽管法律禁止从身体上残害囚犯，不允许监狱看守通过酷刑逼迫犯人坦白，侮辱犯人的尊严，殴打犯人或怂恿其他人殴打犯人，但酷刑在各个强力部门都司空见惯，在法庭上经过酷刑而获得的口供经常是唯一的证据。
中国两千年来专制皇权的维系，依靠的是「儒表法里」的意识形态。所谓「法家」，「法」是权谋术和厚黑学，实质上最不讲法律，是法律之敌，是酷刑苛律的拥戴者。中共政权建立以来，不仅承载此种中国之传统制度，而且还从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那里学来更为严酷的现代极权主义模式，酷刑即是实现「恐怖统治」的法术之一。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说过：「我要说，酷刑很适合专制的国家，在那里，一切能引起恐惧的东西都是政府最合适的动机。」在这个意义上，酷刑在中国是一项被认为是最有效的统治术。酷刑不是少数基层的警察和公务员的「个人行为」，而是被中央默许甚至鼓励的「政府行为」。
公安部是对酷刑泛滥负有最大责任的政府部门。公安部隶属于国务院，作为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不能辩解说他对中国酷刑的日益泛滥一无所知，更不能推卸其作为政府首脑所必须承担的责任。温家宝的权力固然有限，难以对现有体制作伤筋动骨的手术，但在某些领域实行有限的改进，以他现有的权力和资源，是完全可以做到的。比如，立即以国务院令的形式下文制止酷刑，依法惩处酷刑的实施者。此前，具体施加酷刑的警官大都被「从轻发落」，即便获刑，也都是象征性的缓刑；而上级官员一般不会被波及，最多就是调到其他部门并最终「安全着陆」。此种情形如果不加以改变，酷刑就不可能大幅减少。在制止酷刑方面作一些努力，并不涉及党内的权力斗争和利益分割，遇到的阻力相对也较小，温家宝是否愿意先在这个领域作实现社会的公义的尝试呢？然而，迄今为止，我们看到的事实是：温家宝只是装腔作势地仰望星空，而没有低头脚踏实地地制止酷刑。由此表明，温家宝不过是一个无所作为的庸人，对他寄予任何的希望都只能收获深深的失望。
反对酷刑，人人有责。联合国酷刑特别大会起草人尼格尔•罗德雷教授写道：「酷刑仍然是一个广泛的问题。我们越来越意识到它的罪恶，不仅对政治上的反对派，对一般的犯罪嫌疑人也是如此。这个斗争将再一次使世界公众的目光投向这个问题，我们希望它能唤起与酷刑斗争的新的观念和思想。」是的，胡锦涛和温家宝不作为，不意味着所有的中国公民就只能束手待毙。每一个公民都必须行动起来，反对酷刑，维护人权，因为我们的自由和尊严从来不是别人赏赐给我们的。 
3.8总理连城管都管不了吗？
胡温当政以来，有三支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的特殊队伍，打着「维稳」的旗号为所欲为、残民以逞：一是专门监视、骚扰乃至暴力威胁异议人士和维权人士的国保系统，二是开着铲车、抡起大棒的暴力拆迁队伍，三是从街头摊贩和流浪者身上榨取最后一点财富的城管部门。如果说作为弱势总理的温家宝真有可能管不了政法口和宣传口等，管不了国保和拆迁队，但至少管得了城管吧？那么，温家宝为何对城管的胡作非为不闻不问呢？当城管暴力引起公愤的时候，以亲民自诩的温家宝为何保持沉默呢？在清末皇权时代当大臣的李鸿章，尚且知道要做一名兢兢业业的「裱糊匠」；在号称「人民共和国」的今天，身居总理高位的温家宝，难道连城管都管不了吗？
城管的法律源泉来自于国务院而非人大。有法律界人士指出，城市管理监察机构是各省级人民政府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的决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和国务院的授权，在本行政区域内设立的开展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的机构。但法规在赋予城管广泛职责的同时，却没有设立相应的监督机制。履行职责缺乏监督，必然导致行为变异，为所欲为，暴力执法变成正常执法行为。所以，城管可以视为国务院的一支「私人武装」。
城管之凶残，猛于虎豹
日前，北京通州城管与一名摆摊女子发生冲突，八岁女儿看到妈妈被搂住脖子后拖倒在地，哭着对城管说：「叔叔，求你别掐死我妈妈。」之后，小女孩在冲突中受伤并吐血。有目击者称女孩是「被城管打了头」，在网络时代，网友强调「有图有真相」，将冲突现场拍成视频发到网上。但城管方面仍然宣称自己是正常执法，他们并没有打女孩，小女孩可能是「意外受伤」。
中国的安全指数据说已经领先于美国了，但中国人的生活状态究竟有多么安全呢？一个八岁的小女孩尚且不能幸免于难，城管之毒，可见一斑。在此前几个星期，北京丰台城管东高地分队联合和义分队，对三营门附近的游商进行检查。在肯德基门前的几名商贩推着三轮车就跑，商贩逃离现场后，城管队员在现场发现一个四五岁小女孩哭着喊「妈妈」。据一名围观者称，小女孩是一名卖菠萝的女商贩的孩子，可能其匆匆逃离现场的时候将孩子忘了。由此可见，城管之凶残，猛于虎豹，甚至让母亲在逃命时不惜抛弃自己的孩子。
我又在网上看到一个八岁小女孩写的一段辛酸的文字：「如果我是一个城市管理者，当看到我的母亲在街边卖红薯时，可以慢慢赶她走……」在这段文字面前，那么多歌颂「大国崛起」的豪言壮语全都显得苍白无力。我建议，每一个以执法者自居的城管都该好好学习一下这段文字，包括自称喜欢读书的温家宝也应当展读再三，我们的总理大人会不会为之而再次落泪呢？流泪说明还天良未泯，但作为总理，仅仅会流泪是不够的，他还需要立即行动起来制止城管的暴行。
在社会上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公安管坏人、工商管富人、城管管穷人。」城市管理的执法对像极大多数是失业人员和进城务工农民以及孤、寡、残疾等弱势群体，他们大多从事着最简单的商品买卖活动，维系着最基本的生活，其艰难处境易博得市民的同情和谅解。而当这个群体的最后的谋生手段都遭到城管暴力取缔，就只能陷入无边的绝望之中。
城管的暴力执法屡见报章，使得政府的公信力急剧衰退。城管敲掉的是别人的饭碗，城管本身已经成为诱发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催化剂，是温家宝倡导的社会的「公平正义」和人民的「尊严」的敌人。那么，温家宝为何不出手制止城管暴力、修订城管法规、纠正城管体制呢？连城管都不去管，这个总理当得太不称职了。
颇具讽刺意义的是，日前平顶山山百余名城管队员分乘十六辆城管执法车，前往信访局讨要被拖欠的工资。原来城管也有维权和上访的一天！当地菜市场的一个商贩说：「平时他们爱罚款，动辄扣车、搬东西，是不是因为自身收入太低搞补偿？这次他们遭遇欠薪，也该好好体会一下小商小贩的难处了，希望这次对他们以后的执法有帮助。」但愿城管队员们不要好了伤疤忘了痛。（待续）
用国学来教育城管有效吗？
胡温执政以来，不得不承认中国社会道德伦理日益衰败的现状。但他们不认为这是中共的专制制度所导致的恶果，他们不敢动手术割去致命的毒瘤，而企图使用麻醉药暂时止痛。如果说当今的时势是「马列式微」，那么国学就是最好的麻醉剂就是所谓的国学，于是，「国学当立」成了胡温的救命稻草。
在此背景之下，当年被毛泽东下令砸庙扒坟、挫骨扬灰的孔夫子，重新被请出山来充当「和谐社会」之大花瓶。「臭老九」顿时变成了「香饽饽」。「孔子学院」全球开花，周润发版的电影《孔子》更是受到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常委李长春的力挺。据说，听到《孔子》被《阿凡达》打得落花流水的消息，李长春恼羞成怒地批评宣传部说，为什么你们没有好好宣传这部弘扬传统文化的电影呢？
崛起的中国也要向全球输出价值了。然而，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江泽民的「三个代表」，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似乎都拿不出手。那么，剩下的就只有国学了。于是，「学术超女」于丹在央视「百家讲坛」歪讲论语，跟国学本无关联的印度学专家季羡林也被打扮成「国学大师」。面对城管之凶暴，当局不愿以法治来约束，这样做不是「自废武功」吗？便有人想到用国学来对城管作精美之包装，这也正合乎满口仁义道德、诗词歌赋的温家宝的胃口。
据《新京报》报道：二零一零年六月初，北京八十余名城管一线执法骨干和科级干部将赴清华大学，进行脱产培训，学习「国学智慧与传统文化、创新思维的锻造」等课程。据北京市城管执法局人事教育处的工作人员介绍，清华大学就为城管官员「量身定制」培训班，课程重点是「国学智慧与传统文化」。安排此课程是为了让城管队员拓宽知识面，「怎么把国学思想运用到工作中，对提升工作理念和人的思想境界很有帮助」。
也许是为了缓解民众的批评，当政者想出这个用国学来拯救其名声的办法，其想象力之丰富，恐怕看到苹果落地就想到万有引力定律的大科学家牛顿也自叹不如。城管队员可以不学毛选、邓选、江选和胡选，但必须诵读四书五经。但是，国学能让这些施暴者洗净铅华、脱胎换骨吗？这些穿着丑陋的制服的人，能做到儒家所要求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吗？
我建议，除了国学之外，城管们还应当学习温家宝最喜欢读的一本书——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亚当•斯密在修订这本着作的时候，特意增加了一个章节，名为「论由钦佩富人和大人物，轻视或怠慢穷人和小人物的这种倾向所引起的道德情操的败坏」。亚当•斯密认为，如果一个社会纵容富人和大人物的罪恶和愚蠢，却蔑视穷人和小人物的勤勉和诚实，则必然是一个道德败坏的社会，这样的社会是不会有长治久安的。温家宝应当与全国所有的城管一起仔细阅读这些段落。
如果连城管都管不了，这样的总理不是素餐尸位又是什么呢？真还不如回家去种红薯。如果连城管都管不了，总理大人的「正义说」和「尊严说」不是画饼充饥、望梅止渴又是什么呢？真还不如李鹏那样的大恶人，至少还是「表里一致」的。（待续）
中国城管可以「出口」到美国
金融危机以来，作为超级大国的美国黯然失色，「中国模式」则备受全球之瞩目。「后美国时代」降临，「前中国时代」迫近。那么，中国凭借什么领导世界呢？中国不仅要输出价值，便是连维稳策略和城管队伍等统治经验也要无偿输出。城管是胡温时代的一支「准警察」，虽然没有警察的执法权，在许多场合却比警察更加凶残。近年来，城管打人的报道司空见惯，打八旬老人，打怀胎孕妇，打小小孩童，可以说没有他们不敢打的人，甚至打人致死的惨剧亦不绝于耳。即便如此，城管是「和谐社会」的「面子工程」的捍卫者，故而深受胡温之重用，面对舆论的谴责和民众的愤恨，胡温当局始终不愿从根子上解决城管问题，反而任由其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大幅扩张。仅北京一地，城管干部便有五千五百多人，普通工作人员及临时雇员达十万以上。城管成了一支虎狼之师，成了一个独立王国。
温家宝多次在国际舞台上宣称，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倡导者。是的，他心里一定在盘算，如果将中国的城管像美军那样派驻全球，这个世界必定会更加安全。本拉登的恐怖分子撞不上双子塔，俄罗斯也不会发生自杀式地铁爆炸案。温家宝憧憬的「城管全球化」，首先在虚拟的电玩世界里实现了。最近，有电子游戏迷惊喜地发现：美国的计算机游戏「侠盗飞车四」（Grand Theft Auto 4）新开发出「中国城管」的造型供游戏者下载。穿着背后印有中文「城管」的制服，游戏的主人公Niko Bellic摇身一变成横行街头的「霸王」。他开着「行政执法」的新型皮卡，来到中央公园清理流动摊贩。几招「黑虎掏心」、「白鹤亮翅」之后，卖热狗的小贩乖乖就范，一摊子热狗都进了「霸王」的肚子。
中国可以出口到美国的宝贝实在是太多了。比如，自从英文中引入新单词「Cheng guan」之后，在中国「不受待见」的城管还真的扬名海外。看来，美国的游戏开发者颇能「与时俱进」，且具全球眼光，毛遂自荐当起了「中国模式」的推广者。我忽然想到温家宝的儿子温云松是从美国学成归来的，那么，到了温家宝的孙子辈，大可不必到美国去学习「先进文化」，因为真正先进的文化全都在中国，比如城管制度。
美国最需要的就是一支像中国城管这样的战无不胜的队伍。近期，纽约市政府认为街头流浪艺术家和小贩有碍观瞻，希望出台相关法规限制其人数，却遭到流浪艺术家和小贩以及大部分市民的激烈反对。联邦上诉法院也与流浪艺术家站和小贩站在一边，判决纽约市政府败诉。于是，流浪艺术家和小贩们欢呼雀跃，还有人张贴出纽约市长布隆伯格的漫画，称之为「艺术家和小贩权利的侵犯者」。看了这则新闻，有不少国内的网友表示不解：作为世界都市的纽约，竟然为一小撮流浪艺术家和小贩所深深困扰，市政管理水平也太低了吧？既然纽约当局已经束手无策，何不从中国引进城管呢？甚至有人向美国政府建议说：只要你们解除对中国的武器禁令，我们就可以向你们提供城管以及「打人不见血」的《城管执法操作实务》！
可惜的是，温家宝与奥巴马会谈的时候，居然纠结于无足轻重的碳排放问题，而没有提出这个双赢的建议来。否则，奥总统就不会无端指责中国没有减排的诚意以及温总理没有外交礼节，而是对温总理感恩戴德、山呼万岁——因为那个在白宫门口驻扎数十年的「犀利哥」，在中国城管的狼牙棒面前，焉能不夺路而逃！ 
3.9中国政府的尊严是靠羞辱妓女来维持的吗？
对别人实施伤害，可能是为使自己享有能够目睹别人受苦这种早已验证的快乐的一条途径。
鲍迈斯特尔《恶：在人类暴力与残酷之中》
在二零一零年的「两会」上，温家宝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的最大亮点，就是将「尊严说」写入其中。一时间，「八宝饭」们好评如潮，被中共统治了六十年、从来没有获得过「尊严」的人们，终于听到了如同天籁之音般的「尊严说」，哪能不热泪盈眶乃至痛哭流涕呢？
「公处」妓女是「维稳」的一部分
然而，总理一说尊严，我就只好发笑。总理所说的尊严，是专门安排给某一部分特定人群的，比如那一百个站在金字塔顶端的特权家族，当然也包括富可敌国的温家在内。至于其他的那些人，如草民，如屁民，包括「玷污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妓女们，是没有尊严，也不配享有尊严的。于是，深圳市福田警方就曾经连续举行两场「公开处理」大会，对一百多名涉嫌卖淫嫖娼及相关活动者予以处置，现场围观者超过千人。不知温家宝有没有从报纸和电视上看到那些脸庞上充满惊恐与绝望的神情的年轻女子？
从「公处」事件中，我看到了公权力的冷酷与专横。一个热衷于「公处」所谓的「犯罪嫌疑人」（被「公处」者大都还没有经过法院的审判）的政权，必然是崇尚暴力的政权；一个热衷于「公处」的社会，必然是「返祖」文化弥漫的社会。法国思想家古斯塔夫•勒庞在《革命心理学》一书中，分析了法国大革命中那些嗜血如命的革命家在广场上使用断头台处世「敌人」的心态。他指出，为杀戮而杀戮的本性是非常普遍的，在正常的年代里，这种异常的「返祖」现象出于对法律的畏惧而受到限制，它只能在狩猎的时候发泄在动物身上。但是，在法律受到践踏的革命时代，「即便是我们当中最优秀的人也无法抗拒返祖现象的诱惑」。如果用法国思想家福柯的理论来分析，当权者热衷于实行此种公开羞辱被害者的身体的仪式，最终的目的是为了达成对大众的灵魂的控制。对罪犯和敌人的公开的羞辱、殴打和杀戮，便成了全民参与的「狂欢节」。高居于这些场景之上的全知全能者乃是权力本身，而无论被观看者，还是观看者，都是被权力所征服、所奴役的对象。
极权主义的权力结构是通过一系列的仪式来达成的。在中共的统治模式下，司法系统不是社会公义的守护者，而是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实施「专政」的工具。所以，司法系统不是人权的保护者，而是人权的侵犯者。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类似的「公处」、「公审」、「公判」等活动，在全国各地轮番上演。尤其是在几次「严打」期间，当局更是以此制造杀一儆百的恐怖气氛。少年时代，我生活在四川成都的一个小县城里，亲眼目睹过浩浩荡荡的军用卡车、荷枪实弹的士兵和警察、脖子上挂着写有各自名字并且在名字上画了大红叉的死刑犯。我不敢去「杀场」看警察枪毙犯人的过程，有小伙伴去看了之后回来津津有味地向我描述子弹如何穿过囚犯的头颅，殷红的鲜血和花白的脑浆如何搅和在一起……这一场景成为大家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社戏」，也成为我的噩梦的来源之一。当年，一般的中国人漠然接受政府安排和强加的血腥仪式，并以之作为平淡无奇的生活中的点缀。
如今，公开枪毙犯人的场景不多见了，但「公处」妓女又变成了另外一种时髦。法学家梁治平指出：「公审或公处所针对的与其说是具体的过犯，不如说是人格尊严。它通过摧抑人的尊严来实现法律的秩序。这就是公处的逻辑。」在中共的道德伦理体系中，妓女可以任意凌辱，但包养「小三」的贪官污吏却需要严密保护。前者没有尊严，后者才有尊严；因为前者被法律所辖制，后者掌握法律之标尺。那么，温家宝所说的尊严，什么时候才能如阳光一样照射到那些被「公处」的女性身上呢？（待续）

究竟谁让母亲沦为妓女？
就在我看到那些被「公处」的妓女的照片时，又看到了《海峡都市报》上的一篇报道：福建永安市一名四十三岁的卖淫女子在卖淫过程中遇害。警方调查发现，该女子卖淫的收入主要是为了养育在泉州一大学念书的女儿，以及尚在念小学的儿子。民警说，她本应该退出她所从事的「极不光彩」的行业，根据事后的调查，发现她也是出于无奈。她基本没有买过新衣服，她挣钱不是拿回家就是寄给女儿。她女儿的大学学费一年下来，要一两万，而小儿子身体又不好，常常需要住院、吃药等。
与那个民警的看法有所不同，我并不认为这名死去女子从事的行业有什么「不光彩」的。在我看来，这是一位伟大的母亲，愿她的灵魂在另一个世界里得享安息。任何人也没有资格居高临下地自责这位母亲，无论是那个民警，还是贵为一国总理的温家宝，他们的所作所为难道就比这个母亲「光彩」吗？此时此刻，我要追问的是：究竟是谁让母亲沦为妓女？究竟是谁剥夺了母亲的尊严？
真正不光彩的，不是这位忍辱负重的母亲，而是那些将母亲逼成妓女的人，比如教育部部长周济、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和中共党魁胡锦涛等人。真正不光彩的，是那些搜刮民脂民膏的官吏，是那些在欧美国家纸醉金迷的官太太，是那些开枪杀人的军警，是那些为统治者涂脂抹粉的文人学士。一名卑微而困苦的女子，两个孩子的母亲，为了尽到自己母亲的责任，在走投无路之后，惟有出卖身体，来唤取自己的生存以及子女的受教育权，这有什么「不光彩」的呢？
喜欢附庸风雅的温家宝，经常诗人艾青的一首诗歌，「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在历届总理中，温家宝是一位最喜欢表演「流泪秀」的总理，他的眼泪一开始打动了不少老百姓，后来眼泪流多了，效果就越来越差了。温家宝的阴柔之气，甚至超过当年曾经扮演女旦的周恩来。我不知道，如果温家宝读到这则报道，会不会为这名悲惨死去的母亲流一滴眼泪，会不会帮助这名死不瞑目的母亲抚育两个孩子？会不会重新定义他所谓的「尊严」这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在民国时代，温家宝的爷爷温瀛士有创办私立学校的权利，并竭力扶助那些家境贫寒的孩子读书成材；但在温家宝担任总理的「人民共和国」，却需要由母亲靠卖身来为孩子挣学费，温家宝不必流泪了，赶紧钻到地缝里去吧。
中共经常自作多情地以人民的「母亲」自居。「党啊，我亲爱的母亲」，是一首家喻户晓的主旋律歌曲，每当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就头皮发麻。正是这名「抽像的母亲」逼迫那些活生生的母亲成了妓女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人民的尊严，当然包括妓女的尊严，以及所有母亲和女儿的尊严。既然温家宝喜欢读书，我愿意向他推荐托尔斯泰的《复活》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痴》这两部名著。这两部小说的主人公都是妓女，都是被践踏与被凌辱的「残花败柳」。然而，这两名妓女的灵魂却比那些达官贵人的灵魂高贵千百倍。
今天的中国难道不也是如此吗？那些悍然「公处」妓女的警察和官僚们，哪些逼迫母亲成为妓女的警察和官僚们，哪个不是靠妓女和人民养活的？（待续）
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
正如同孟姜女的眼泪是长城的一个脚注，福建的那位通过卖淫来供养孩子上学的母亲的死亡也是「和谐社会」的脚注。温家宝的政府是中共建政以来最有钱的一届政府，毫不心痛地拿出将近三成的财政收入作为军费，以期实现「大国崛起」，却吝于在社会保障、教育和医疗方面投入有限的资金。如果政府对穷困人家的孩子有一套运作良好的奖学金和助学金制度，这位母亲还会去做妓女吗？中国的教育经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低于大部分非洲国家而名列全球倒数之「前矛」。这样一个母亲依靠卖淫供养孩子上学、老师兼任矿工帮助学生支付学费的国家，却长袖善舞地在国际上大把撒钱，收买一些流氓小弟，真是无耻之尤！
温家宝亲自参与了「两个中国」的打造：一个是在国际舞台上炫耀财富、鲜衣怒马、闪亮登场的中国，挥一挥手即召集非洲四十多国的元首到北京朝拜；另一个则是四百万卖淫女、数亿失业工人和失地农民终日哀哭切齿的中国，孩子们死于毒奶粉和毒疫苗。一个是发射宇宙飞船、摆出征服太空架势的中国，以爱国者自居的将军们时时发出核战争的威胁；另一个则是民众连最基本的医疗和养老保险都缺乏的中国，老百姓过的是没有未来、没有希望的日子，占人口一半以上的农民生病了只能在家中等死。简而言之，一个是有尊严的中国，一个是没有尊严的中国。温家宝先生，你爱的是哪个中国呢？
既然温家宝先生将「尊严」当作本届政府LOGO，似乎表明他是一个有灵魂、有爱心的人。然而，如果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偶然读到契诃夫的这段文字，这个大国的总理有何感受呢——「我们既没有切近的目的，也没有遥远的目的。我们的灵魂是狮子大张口的空洞。我们不相信革命，我们没有上帝，我们不怕鬼魂。……必须承认，我们的情形没有一点可以叫人羡慕的地方。」是的，如果一个接一个的母亲都失去了尊严和人格、失去了自由与生命，如果每一个妓女都不得不面临被「公处」的命运，那么这个庞大的帝国还没有崛起便走向了灭亡。
如果说政治是一种制度安排和权力分配，那么它的目的便是让人活得更好，更快乐，更幸福。温家宝先生喜欢引用古文，我将《管子》中的一句话赠送给他：「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这段话该贴在温家宝的床头，每天都阅读和思想一番。 
3.10黄金时代的故事」继续在中国上演
罗马尼亚共产主义的最后几年是在残暴和滑稽的交错中不安地度过的。
——托尼•朱特《战后欧洲史》
二零零九年以来，罗马尼亚电影《黄金时代的故事》在世界各大电影节上备受瞩目，佳评如潮。这是一部由五名导演合作的五部短片的集锦，以五个小故事回顾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齐奥塞斯库统治期间罗马尼亚人民的生活状态。五个故事都有些黑色幽默的味道，都有点像王小波的小说，虽然没有德国电影《窃听风暴》中那种撕心裂肺的伤痛，却有一种诡异的宁静，如同暴风骤雨过后广阔而深沉的海洋。
齐奥塞斯库时代的人民有多么幸福？
故事之一：听闻领导要来视察，村民们赶紧把水果蔬菜重新挂回树梢间，营造出欣欣向荣的丰收景象。忽然又有电话说，视察取消了。村民们如释重负地散去，齐齐坐上旋转木马自娱自乐，却因为没有留下人来控制按钮，大伙儿只好疯转了整整一夜。
故事之二：法国总统要来布加勒斯特访问，照片上的他居然比齐奥塞斯库高出一头。上级说，不能让资本主义高过社会主义。于是，摄影师在那个没有计算机特技的时代，发挥高超的修片技术，给自己的领袖加了一顶帽子，让他看上去比法国总统更加伟岸。
故事之三：为了丰富群众的副食品市场，卡车司机奉命载着一车母鸡向目的地驶去，中途不得停歇。修车时，司机发现轮胎被盗，却幸福地呼出一口气，在一家小旅馆的门口，年轻美丽的女老板正在招手欢迎他。
故事之四：乡下的亲戚给城里的警察送来一头活猪，也给他出了一个难题。在人口如此密集的小区内，怎样躲过邻居的众目睽睽和风言风语，在悄无声息中将这头活猪变成自家餐桌上的美味？警察最后想出了一个好办法——用煤气毒死这头畜生。
故事之五：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摆出美国电影《亡命鸳鸯》中的男女主人公的架势，好像要在居民区里实施打劫计划。结果大家虚惊一场，原来他们只不过是想卖掉积攒了好久的一批空瓶子，以补贴家用。
这五个白描式的小故事，幽默中充斥着辛酸的味道。在那个以独裁者齐奥塞斯库的名字命名的「黄金时代」，独裁者问，你们幸福吗？谁敢回答说自己不幸福呢？齐奥塞斯库统治罗马尼亚长达二十四年，是苏联东欧地区掌权时间最长的党魁之一。一九七一年，齐奥塞斯库在「文革」的高潮阶段访问中国，并且第一次访问朝鲜（后来他成为朝鲜的常客）。马克•阿尔芒德评论说：「比起正在北京上演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他似乎对平壤金日成所受的宗教式膜拜更感兴趣。」此后，齐奥塞斯库在国内大肆推行一种苏联、东欧集团中最恶劣的「苏丹式」统治。
直到八十年代末，齐奥塞斯库仍然是苏联东欧集团中最为自信的统治者，当其他国家纷纷启动政治经济改革的时候，唯有他岿然不动，认为自己的统治可以永远延续下去。齐奥塞斯库的自信并非建立在空中楼阁之上。首先，罗马尼亚人口约两千三百万，共产党员三百八十万，其比例为苏联和东欧国家之冠，高出今日之中共党员在中国人中的比例差不多三倍。其次，齐奥塞斯库拥有一支苏联和东欧集团中最残酷无情的秘密警察队伍，他们公然绑架持不同政见人士并使之「人间蒸发」。研究民主转型的美国学者林茨和斯泰潘指出，在所有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的国家当中，「惟独罗马尼亚没有出现成熟的、真正的地下出版物。没有任何国家像罗马尼亚那样，统治者及其秘密警察部门具有强大的渗透力，使整个国家完全处于恐惧气氛之中。」所以，齐奥塞斯库似乎真的可以高枕无忧。
然而，在罗马尼亚表面安定的下层，早已埋下不安的因子。《东欧诸国史》指出：国家大兴土木修建庞大的党政机关大厦和领袖个人崇拜的建筑，投入巨资支持「国有体育事业」，奥运金牌在全球名列前茅，国内的食品供应却严重不足，照明和取暖的电力亦受严格限制，民众生活困窘不堪。污染严重，儿童死亡率居欧洲之首。人民的言行均由政府规范，毫无自由可言。罗马尼亚人常常自嘲，政府只有对人民的呼吸和睡觉没有约束的规定。《战后欧洲史》则指出，齐奥塞斯库「遥远得不可触及，不仅已经高高凌驾于时代精神之上，而且已经凌驾于臣民们那种绝望的情绪之上」。
领袖的刚愎自用和秘密警察的横行无忌，并不能阻止独裁政权的瓦解。相反，权力越是刚性，转型越是不易，暴力冲突发生的可能性越大。果然，罗马尼亚这个如同「楚门的世界」一般的劣质独裁的国家，其转型之难超过了苏联、东欧地区所有的国家，不仅经历了一场死亡数万人的血雨腥风的内战，齐奥塞斯库亦成为唯一的遭到处决的前国家元首。在齐奥塞斯库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有没有感到后悔过呢？他会不会羡慕其他那些被他认为太软弱的、却得以保住首级颐养天年的苏联和东欧的同僚们呢？（待续）
与其欢迎温家宝，不如赶紧救灾去
「黄金时代」在罗马尼亚已经是一段有距离感的历史，艺术家们才能以之为素材创作电影《黄金时代的故事》。然而，在中国，「黄金时代的故事」依然在继续上演。同一个剧本，不同的演员而已。这一次的主演是备受某些「过于善良」的中国问题专家和中国老百姓爱戴的总理大人温家宝。青海玉树地震发生之后，温家宝最早飞赴灾区，重复两年前在汶川灾区早已驾轻就熟的那些言行。官方媒体报道说，灾区人民高举「总理您辛苦了」的牌子欢迎总理的到来，人们脸上充满幸福的笑容，现场的气氛彷佛在过节一般。
从官方公布的照片上可以看出，这些欢迎总理的百姓个个都衣冠楚楚，根本不像是从废墟中逃生的灾民。只是他们手上举起的牌子，不是质地高级的展板，而是因陋就简用纸箱的纸板制作的，这才有一点灾区的味道。温家宝仍然穿着那件看上去极其普通的黑色棉袄，沿途很多百姓眼含热泪，有人高呼：「温总理，您辛苦啦！」「总理，您保重身体。」这一场景简直就是《黄金时代的故事》中的「故事一」，中国人根本不需要再去观看《黄金时代的故事》了，因为我们就生活在这个舞台和剧本当中。
温家宝倒是满足了自己充当男一号的虚荣心。我却想反问一句：当局精心安排这么多的人手列队迎接温家宝，这些人手如果全都投入到「时间就是生命」的抢救被掩埋民众的工作之中，是否能够多救出一些人来呢？在这个意义上，温家宝的这一趟视察，难道不是干扰救灾工作吗？真还不如不去。温家宝既然多次表示他厌恶迎来送往、厌恶形式主义，为何对此种安排依然安之若素呢？
在温家宝视察灾区的一路上，大小官员和记者前呼后拥，派头十足。一名记者在采访手记中写道：「在整个采访过程中，记者一直与总理离得比较近，甚至有几次是贴身站在一起。在总理走下废墟的过程中，由于人员特别多，总理走起来不是很稳。这时，记者正在总理的对面拍照，温总理眼睛看着脚下，想找一个落脚的地方。记者立即放弃采访，伸手拉住了总理的左手，总理没有拒绝，当即拉着了记者的右手。」这一段话本来是为了拍总理马屁的，却无意间透露出若干耐人寻味的细节来：其一，既然说温家宝轻车简从，为什么周围又「人员特别多」呢？这些「人员」究竟是些什么人呢？其二，能够站在温家宝身边的，并非普通灾民，而是各级官员和官媒记者。这名记者得以接触龙体，说明温家宝对记者颇为重视，镜头感十足，这也正是好莱坞影帝的派头。
不久前，温家宝高调撰文纪念胡耀邦，并非真心实意学胡耀邦的施政风格。他在文章中记述的胡耀邦的简朴与率性，却与他自己的弄虚作假形成天壤之别。当年，胡耀邦到基层考察，常常连一个随行的记者都没有。温家宝也承认，胡耀邦为「尽可能地多了解基层的真实情况」，曾经让他去「做些调查研究」，并特地交代：「记住，不要和地方打招呼。」而现在胡温出巡任何地方，每次都是精心安排、严密布防，不然不会有各级地方领导陪同左右，也不会有大批媒体亦步亦趋。难怪有民间人士嘲讽说：「胡温常以这种架势下去『做些调查研究』，走到哪里，哪里就会成为影视基地。」点石成金，化灾区为影视基地，唯有温家宝有此法力。（待续）
温家宝的眼泪可以感动中国吗？
胡锦涛说，以德治国；温家宝说，以泪治国。刘备的江山是哭来的，温家宝总理的职位也是哭来的——这不是幽默，而是事实。中国的老百姓不用买电影票，每天傍晚七点钟在家中都可以免费观看电影：看央视的《新闻联播》就如同看电影，这是中国人唯一的福利待遇。这部温家宝版的灾难大片中最精彩的一幕，发生在结古镇民族商贸城倒塌的废墟上：温家宝爬上废墟察看，对大家说：「玉树发生地震灾害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乡亲们的灾难就是大家的灾难，乡亲们的痛苦就是大家的痛苦，乡亲们失去的亲人也是大家的亲人。……只要有一丝希望，就要尽百分努力，决不放弃。」温家宝不仅纵容下级官僚们安排群众演员参与表演，更亲自粉墨登场出演男一号。他的这番话说得铿锵有力，但死于豆腐渣校舍的孩子却死不瞑目。
温家宝不需要洋葱的刺激就会流泪。是不是「人民的好总理」，首先就看他会不会随时随地掉眼泪。温家宝在玉树州人民医院，看望受伤的灾民珠玛才仁一家时，眼里含着泪水，安慰道：「我们一起悼念失去生命的亲人吧，过段时间按照你们的习俗安葬他们。」在旁边目睹这一切的记者，立即写了一篇题为《总理为何「眼里总是含着泪水」》的报道，记者写道：「这些都让笔者不禁想起了汶川地震时，总理不停地在灾区奔波忙碌，指导抗震救灾工作。当时，在看望灾民时，总理也是眼含着泪水。」又说：「看到温总理眼含泪水，读着温总理饱含深情的话语，笔者也不免心潮澎湃，热泪盈眶。」
谚云：「滥笑无诚，善哭必诈。」从秋雨含泪到总理含泪，从兆山哭鬼到记者挥泪，这个民族的眼泪实在太多了。可惜的是，不该倒下的校舍又倒下，不该死去的孩子又死去，该受惩罚的官员依然稳坐钓鱼台。数百名孩子如花似玉的生命，又被温家宝的眼泪轻轻冲刷掉。四川汶川大地震，暴露出大量豆腐渣的校舍，引发全世界各大媒体的广泛报道。作家廖亦武在《地震疯人院》一书中写道：温家宝来第一次到灾区的时候，看到校舍倒塌的惨状，当场表态说：「一定要追查到底，给死者和生者一个交待！」但是，后来当局对死者和生者始终没有任何交待。温家宝第二次视察灾区，期望告御状的学生家长们被荷枪实弹的武警拦截在一公里远之外。他们撕心裂肺的哭喊，温家宝根本听不见。此次二零一零年玉树地震，依然有超过百分之七十的豆腐渣教学楼倒塌，温家宝能够问心无愧吗？
二零一零年六月，谭作人案终审维持原判。温家宝将致力于统计四川地震死难学生人数的民间志愿者谭作人关进监狱，这一决定即已表明他关心的只有自己的权力，而非民众的生命。温家宝是谎言的始作俑者之一，寄希望于温家宝来终结谎言帝国，简直是与虎谋皮。罗马尼亚流亡作家诺曼•马内阿在《流氓的归来》一书中写道，在齐奥塞斯库的统治下，罗马尼亚人生活在一个像薄蛋壳般包围着的巨大谎言之中，假如在片刻的疯狂中你喊道：「共产党没有穿衣服」，蛋壳就会立即分崩离析。但是，立即就有人上来抓住你的胳膊，就像对待一个精神错乱的罪犯一样，而且目击者会走上来证明你的不法行为。那个巨大的谎言就像个新胎盘，既不让人们生，也不让人们死。「事实上，我们正不断用其他遮盖物包裹这蛋壳，一层又一层，就像俄罗斯套娃一般。」温家宝不正是最外面的那层的大套娃吗？
古时戏台上有此对联：「无非戏耳，做戏忙，看戏闲，临场时须防失足；犹是台也，上台难，落台易，当局人及早关心。」温家宝先生当玩味再三。如今，早已在罗马尼亚落幕的「黄金时代的故事」，继续在中国上演，但这个剧本还能演到几时呢？如今，齐奥塞斯库流完了的眼泪继续在温家宝的脸庞上流淌，但他的表演还能感动几个中国人呢？ 
3.11温家宝的眼泪可以感动中国吗？
胡锦涛说，以德治国；温家宝说，以泪治国。刘备的江山是哭来的，温家宝总理的职位也是哭来的——这不是幽默，而是事实。中国的老百姓不用买电影票，每天傍晚七点钟在家中都可以免费观看电影：看央视的《新闻联播》就如同看电影，这是中国人唯一的福利待遇。这部温家宝版的灾难大片中最精彩的一幕，发生在结古镇民族商贸城倒塌的废墟上：温家宝爬上废墟察看，对大家说：「玉树发生地震灾害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乡亲们的灾难就是大家的灾难，乡亲们的痛苦就是大家的痛苦，乡亲们失去的亲人也是大家的亲人。……只要有一丝希望，就要尽百分努力，决不放弃。」温家宝不仅纵容下级官僚们安排群众演员参与表演，更亲自粉墨登场出演男一号。他的这番话说得铿锵有力，但死于豆腐渣校舍的孩子却死不瞑目。
温家宝不需要洋葱的刺激就会流泪。是不是「人民的好总理」，首先就看他会不会随时随地掉眼泪。温家宝在玉树州人民医院，看望受伤的灾民珠玛才仁一家时，眼里含着泪水，安慰道：「我们一起悼念失去生命的亲人吧，过段时间按照你们的习俗安葬他们。」在旁边目睹这一切的记者，立即写了一篇题为《总理为何「眼里总是含着泪水」》的报道，记者写道：「这些都让笔者不禁想起了汶川地震时，总理不停地在灾区奔波忙碌，指导抗震救灾工作。当时，在看望灾民时，总理也是眼含着泪水。」又说：「看到温总理眼含泪水，读着温总理饱含深情的话语，笔者也不免心潮澎湃，热泪盈眶。」
谚云：「滥笑无诚，善哭必诈。」从秋雨含泪到总理含泪，从兆山哭鬼到记者挥泪，这个民族的眼泪实在太多了。可惜的是，不该倒下的校舍又倒下，不该死去的孩子又死去，该受惩罚的官员依然稳坐钓鱼台。数百名孩子如花似玉的生命，又被温家宝的眼泪轻轻冲刷掉。四川汶川大地震，暴露出大量豆腐渣的校舍，引发全世界各大媒体的广泛报道。作家廖亦武在《地震疯人院》一书中写道：温家宝来第一次到灾区的时候，看到校舍倒塌的惨状，当场表态说：「一定要追查到底，给死者和生者一个交待！」但是，后来当局对死者和生者始终没有任何交待。温家宝第二次视察灾区，期望告御状的学生家长们被荷枪实弹的武警拦截在一公里远之外。他们撕心裂肺的哭喊，温家宝根本听不见。此次二零一零年玉树地震，依然有超过百分之七十的豆腐渣教学楼倒塌，温家宝能够问心无愧吗？
二零一零年六月，谭作人案终审维持原判。温家宝将致力于统计四川地震死难学生人数的民间志愿者谭作人关进监狱，这一决定即已表明他关心的只有自己的权力，而非民众的生命。温家宝是谎言的始作俑者之一，寄希望于温家宝来终结谎言帝国，简直是与虎谋皮。罗马尼亚流亡作家诺曼•马内阿在《流氓的归来》一书中写道，在齐奥塞斯库的统治下，罗马尼亚人生活在一个像薄蛋壳般包围着的巨大谎言之中，假如在片刻的疯狂中你喊道：「共产党没有穿衣服」，蛋壳就会立即分崩离析。但是，立即就有人上来抓住你的胳膊，就像对待一个精神错乱的罪犯一样，而且目击者会走上来证明你的不法行为。那个巨大的谎言就像个新胎盘，既不让人们生，也不让人们死。「事实上，我们正不断用其他遮盖物包裹这蛋壳，一层又一层，就像俄罗斯套娃一般。」温家宝不正是最外面的那层的大套娃吗？
古时戏台上有此对联：「无非戏耳，做戏忙，看戏闲，临场时须防失足；犹是台也，上台难，落台易，当局人及早关心。」温家宝先生当玩味再三。如今，早已在罗马尼亚落幕的「黄金时代的故事」，继续在中国上演，但这个剧本还能演到几时呢？如今，齐奥塞斯库流完了的眼泪继续在温家宝的脸庞上流淌，但他的表演还能感动几个中国人呢？
虚幻的国家荣誉感是怎样制造出来的？
有了柏林墙的保护，东边的这个世界显得井井有条、欣欣向荣。一九八九年十月，在东德建国四十周年的庆祝大会上，昂纳克自豪地宣称东德是世界上经济状况最好的十个国家之一。尽管东德政权在伪造生产和出口的虚假数据上效率颇高，但东德的经济水平确实在社会主义阵营中遥遥领先，甚至高于葡萄牙、希腊等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欧洲国家。昂纳克和他的同僚们就像《绿野仙踪》里面的巫师那样，利用各种小技巧维持着庞大却摇摇欲坠的统治。东德居民有免费的幼儿园食物、免费的医疗、房屋租金补助和假期补助，而且获得国家批准的人还可以享受免费的高等教育。如果你遵纪守法，不想过另外一种生活，把你的未来完完全全交给党，那么你的生活将会宁静而安全。
尽管如此，东德的普通居民对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还是越来越疏离。当发现共产主义的迷魂汤逐渐失效的时候，东德领导人便努力营造所谓的「国家荣誉感」。国际体育比赛成为「国家尊严」的集中体现。在一九六八年的墨西哥奥运会上，人口只有一千六百万人的东德，位居奖牌榜第三位，仅次于美国和苏联。为了让东德运动员在国际排名上保持领先，莱比锡机构、东德科学院和耶拿制药厂无耻地勾结起来，许多运动员被迫或自愿地服用他们研制和生产的兴奋剂，不久之后他们的身体便不得不承受这些药物带来的灾难性后果。领袖们说：为了国家的荣誉，这点牺牲算得了什么呢？我们的政权可是先辈流血牺牲换来的啊。
但是，人们还是感到这个国家的各个地方都不对劲。由一小群人垄断权力的国家，很难让所有的人都去「爱」它。昂纳克们只好退而求其次，只要人们不公开反对共产党，即便是「假装」的顺从也可以。大部分人就是这种生活状态。但反对者仍然不断增多。为什么那么多衣食无忧的东德人甘愿冒着生命危险、前赴后继地翻越柏林墙呢？可见，一个按照人均比例拥有奥运会金牌数量最多的国家，并不能获得普通民众的忠诚与信靠。可见，人活着不单单是为了食物，人还需要自由与尊严。
每一个公民的尊严可以被践踏，但国家的尊严却可以弥补之，这是昂纳克的逻辑，也是胡锦涛和温家宝的逻辑。胡温虽然迟钝，也意识到原有的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已经千疮百孔，而只能祭出爱国主义的翻天印。比如，温家宝六月一日在东京接受日本广播协会（NHK）专访的时候，便情深似海地说：「我的每一个细胞，每一滴鲜血，都是最爱国的，即使我死了，烧成灰烬，也是爱国的。」然而，今天很少有普通的中国人会被他感动得热泪盈眶了。当年的周恩来欺骗了不少人，如今的温家宝重施故技却效果差强人意。温家宝以为自己的演技足以实现愚民，殊不知，老百姓早已不是他想象的那么傻。（待续）
温家宝与昂纳克一样信心满满
卢班诺夫指出，共产「铁幕」其实只是一道「玻璃墙」，一经冲击便粒粒粉碎了。直到被罢黜之前，昂纳克的自我感觉一直无比良好。他认为自己永远是国家的主人，掌握所有人的命运。就连戈尔巴乔夫也无法说服昂纳克启动改革，哀叹东德政权「好像被冻住了一样」。《柏林墙》中写到一个让人无法忘记的细节：年老的昂纳克在打猎的时候，为了更好地瞄准，把枪架在一位守门人的肩膀上。这位守门人因此丧失了右耳的听力。对此，昂纳克没有任何愧疚之意。他认为，他和守门人一样，都是为党服务，只不过分工不同罢了，他每天工作十四个小时，几乎没有享受过节假日，不也是为大众的福祉付出了绝大的牺牲吗？
柏林墙倒塌之后，被开除出党的昂纳克意识到末日将近，在东德政权迅速解体的混乱中逃往莫斯科。没有想到，短短的两年之后，苏联也解体了。昂纳克被引渡回已经统一的德国，并因为柏林墙和东西两德边界处的两百多起死亡事件而出庭受审。此时，他已重病缠身，在法庭上显得瘦弱干瘪、尊严全无。一九九三年，法庭宣布释放昂纳克，因为「对于一个垂死的人来说，刑事诉讼已经失去了意义」。被释放的次日，昂纳克从法兰克福机场乘坐飞机飞往巴西，然后转机前往智利。抗议者跟随他直到机场的门口。次年五月二十九日，昂纳克凄凉地死在异国他乡。虽然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表现出对家园的眷恋，却没有表露出一丁点的悔恨或悔改之意。在这名无神论者的棺材上，传统的十字架被东德的黑红金三色旗遮盖。
今天，看一看电视上胡锦涛和温家宝们志得意满的表情，彷佛时光倒流、老片翻拍：他们与柏林墙倒塌之前的昂纳克何其相似。美国历史学家托尼•朱特在《战后欧洲史》中评述一九八九年东欧的局势时指出：「共产党在认识到自己所处的不利势态时是多么的迟缓。」今天的胡锦涛和温家宝恐怕连自身的处境「不利」都不会承认，甚至还幻想以「低人权、高污染」的经济模式征服全世界呢。今天的胡锦涛和温家宝与当年的昂纳克一样坚决拒绝政治改革，一样喜欢夸夸其谈，一样以为人民忠诚顺服，一样热衷于国家包办体育。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一浪高过一浪的奢靡，以及「万国来朝」的荣耀，包括苏联在内的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都不曾拥有过。
违背人性的柏林墙，最终的结局必然是倒掉，正如学者刘军宁在《柏林墙为什么会倒塌？》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一些统治者可以在一段时间内阻挡一些人对自由的追求，但是不可能永远阻挡所有国民对自由的追求。柏林墙的倒塌说明，任何有形的人为障碍，都不能阻挡人类追求自由的意志。」在东德是如此，在中国同样如此。胡锦涛和温家宝真的可以靠着虚幻的信心，念一个永远生效的咒语，就能像将头部埋进沙堆中的鸵鸟一样，避开日益严峻的现实吗？他们的下场真的会比昂纳克更好吗？《柏林墙》这本书应当摆在胡锦涛和温家宝的案头和枕边，他们会以一颗恐惧战兢和谦卑受教的心认真阅读吗？ 
 第四卷

自由平等遮羞布
民主集中打劫棋


 
4.1我们需要叔叔辈的总理，不需要爷爷辈的总理
那些吹捧温家宝的文章，常常拿温家宝的年龄说事——一个接近古稀之年的老人，仍然废寝忘食地为国事操劳，这容易吗？有记者写道：「雪灾里的身影，地震时的眼泪，金融危机中四处奔波的声音……这个『老人』还曾在哥本哈根的六十个小时里，几乎没有休息。」甚至还有一个归队的御用文人深情地说：「温总理，您太累了！」
是的，一个年近七旬的老人，本不该如此劳碌。真正的解决办法，不是歌颂这个老人，而是让他解甲归田。当「温爷爷」这个称呼充斥大小报章的时候，我们应当明白：我们需要的是叔叔辈的总理，而不是爷爷辈的总理。大国总理不好当，尤其需要年富力强。对温家宝而言，与其勉强地「老当益壮」，不如尽早退位让贤。如此，我们这个「老大帝国」才能变成「少年中国」。
老骥伏枥与倚老卖老
曹操有名作《龟虽寿》云：「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喜欢引经据典的温家宝，从未没有引用这几句话来「以诗明志」，实在是一大疏漏。在下一次的记者会上可一定不要忘了。古人的寿命相对较短，古人对年龄的老少的看法与今人有着明显的差异。曹操作此诗的时候是建安十二年，那时他只有五十二岁，他就在感叹自己老了；如今，年近七旬的温家宝不服老地对记者说：「至于我的身体，大家会看到，我还是有充沛的精力的。」他介绍，自己基本上没有节假日，喜欢通过散步、游泳让身心放松，以保持旺盛的精力来对付繁重的工作。一名细心记者还注意到，温家宝回答完十三个问题，只喝了四小口水，可见其精力非常人可比。然而，我的看法恰恰相反：一个人如果拼命标榜自己「不服老」，实际上正说明他「老之已至」。
温家宝喜好的体育运动不仅仅是散步和游泳。自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总理、总书记赵紫阳因为公布打高尔夫球的照片而饱受批评以来，中共的领导人一般不再透露本人有什么业余爱好，特别是喜好什么体育活动。他们希望给民众留下一个永远在伏案批示或外出巡察的印象。温家宝是少数偶尔提及自己的运动方式的领导人，不过，他在国内的表述与在国外的表述却迥然不同。此次人大会闭幕式的记者会上，他只是谨慎地说用散步和游泳来舒缓身心；而在二零零七年访问日本的时候，他与日本大学生一起打棒球，由此营造亲民和温和的形象，中共在日本的宣传机构侨报出版社专门出版了《三十五号投手温家宝》一书，盛赞其「棒球外交」的丰厚成果。二零一零年五月二十九日，温家宝在访问韩国期间，在韩国首都首尔晨练，还与偶然相遇的韩国平民打了羽毛球，媒体报道说：「跑了两圈后，温家宝看到草坪上有人在打羽毛球，便走上前去。两名正在打球的青年男子认出了温家宝，迎过来向他问好。其中一人将自己的羽毛球拍让给温家宝，温家宝与另外一人进行了一场『友谊赛』。」可惜，这种亲民秀和体育秀通常只能在出访的时候出现。
如果说温家宝在日本的那张穿着运动服的神采奕奕的照片，让人们觉得他还不算太老、或者还具有「老骥伏枥」的激情的话；那么，他在其他的一些场合却不自主地发出「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感喟来，甚至在感喟之余还「倚老卖老」一番。比如，在教师节的时候，温家宝到山东费县的乡村学校视察。在一间教室里，他与探沂镇中小学的教师座谈。走出教室的时候，他对聚拢过来的小学生们充满感情地说：「我只说两句话：希望你们记住今天，一位年近七十岁的老人来学校看望你们，他对祖国的未来充满希望，他更把祖国的明天寄托在你们身上。」这句话说得颇有几丝悲凉的味道。但是，我想反问一句：这位本该在家中颐养天年的老人，为何还要在第一线奔波呢？为什么不主动将「棒子」交到更年轻的一代手上呢？
温家宝本该只任一届总理，然后及时让贤给年轻一代。因为普遍而言，无论从身体状况、知识结构、文化素养还是国际视野等各方面来看，五十岁上下的一代人大都强于七十岁上下的一代人。如今，温家宝很累、很苦，是他恋栈的结果，而不是他博取民众赞美的本钱。温家宝难道真是因为「忧国忧民」和「爱民如子」才勉强连任一届的吗？我不太相信这个「舍温其谁」的判断，我更认同学者孙隆基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一书中对「老人政治」的分析：「老一代的——尤其是掌权的——没有一个肯退休，必须等待安排好最小的一个儿女出道之后，才肯退休。至于子女，则更需要牢牢地依附着父母这个靠山，因为他们是众多能够为自己『开后门』的特殊关系中最特殊的。」在一个「家天下」的国家里，政治人物是没有远景的。（待续） 
4.2从毛泽东的木乃伊到胡温的御笔
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所以便将「历史」当作一种「次宗教」。从古代的皇帝到共产党的领袖，无不视「青史留名」和「永垂不朽」为最高理想。他们并不畏惧历史，而是以历史为其奴仆。自古以来，秉笔直书的史官少，唯唯诺诺的史官多。皇帝们将史官「倡优蓄之」，除了盘踞在史书的头版头条之外，还让史官将自己的尸体、内裤、毛发和笔迹统统保存起来，以供子子孙孙和亿兆「屁民」瞻仰。于是，神州大地成了「萎人」们专享的博物馆：古代的帝王生前就挑选风水宝地，劳民伤财地修建宏大的陵墓；而「中共国」的开国之君毛太祖的尸体，则被后继者别出心裁地放在纪念堂的水晶棺内展览。当年负责处理毛尸的著名医生吴阶平，在回忆文章《毛主席遗体保护工作的回顾》中写道：「我虽然承担过多次重大医疗任务，但对这次的任务却不可能像以往那样充满自信了。……保护遗体达到瞻仰的目的，要面部颜色、容貌、神态合乎要求，还要能接受光的照射和温度、湿度的影响。作为一个临床医生，这方面的知识当然不多，实际上还没有成熟的科学方法。而且又必须及时采取保护遗体的措施，不能丧失时机，以免出现不能弥补的损失。对这样重大的政治任务，虽然困难很多，却不能不承担下来，因此心情是很复杂的。」在那个普通民众吃不饱饭的时代里，中共当局不惜血本，研制出「气态、液态相结合」的方法，终于使得毛尸跻身于全球「四大木乃伊」（其他为列宁、胡志明、金日成）之列，且显得最为「栩栩如生」。
虽然今天人类的科技日新月异，中国成功地让宇宙飞船升上了太空，但要让毛泽东的木乃伊死而复生，仍然力不能及。毛不能起死回生，但毛时代的意识形态却薪火相传，胡温不仅在中共建政六十周年的阅兵大典上让「毛泽东思想万岁」的巨幅方阵重新出现，而且让毛时代个人崇拜的歪风邪气再度兴盛。文革结束之后，个人崇拜的风气一度淡化：邓小平比较看重实际的权力，满足于垂帘听政的地位，并未主动掀起个人崇拜的热潮；江泽民爱出风头和耍小聪明，有扬州人特有的戏子人格，却没有自塑金身的「雄才大略」；李鹏自知千夫所指，遂不再致力于改善自身的形象，而是纵容其家族闷声发财；朱镕基刚愎自用，自以为是经济专家，对意识形态领域兴趣不大……所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中国人总算可以挺挺腰、伸伸腿了，不必向神坛上的偶像顶礼膜拜了。然而，到了胡温执政期间，胡温两人珠联璧合，其施政特色跨越了邓、江，而直接与毛太祖时代对接。胡温让个人崇拜的恶习死灰复燃，其证据之一便是胡温的「御笔」亦像毛泽东的尸体那样，享受到了「永久保存」的待遇。
胡温的黑板题字花了多少钱保存？
二零零八年五月二十三日，温家宝在视察劫后余生的北川中学临时教学点时，在一间临时教室的黑板上写下「多难兴邦」四个字。后来，这个临时板房不复存在，可这块黑板被精心保护下来，继续在新建的学校的一间教室中使用。温家宝随手写下的四个粉笔字，被有关部门用特制的有机玻璃覆盖起来，「有幸」在这间教室中上课的老师和学生，可以时刻瞩目这四个伟大的字迹。
过去帝王将相、骚人墨客的题词，一般是用毛笔写于宣纸之上，故而可以长期保存。而胡温视察灾区学校的时候，随手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几个字，以显示对学生的关爱。粉笔字是所有字迹中最具「不稳定性」的一种。老师写的粉笔字随时会擦去，再写上新的内容；但作为最高领袖的胡温的题字，却不能被擦去，那么，如何让这些题字得以「永久保存」呢？
《南方周末》就此一课题作了深入的采访报道。报道的主人公是一个名叫李玉虎的专家。《南方周末》指出：「即使在全球文件保护界，他也是顶级专家。」美国国会图书馆保护专家唐纳•德赛伯尔博士曾对李玉虎说：「在这一领域你们走在我们前面，我们落后了。」在这个领域，中国当然会走在美国前面：美国政府受国会和舆论的严密监督，一块美金都不敢拿出来交给有关专家，让他们用在保护布什或奥巴马视察学校时用粉笔在黑板上写的字迹上面。所有美国人都深知「总统是靠不住的」，如履薄冰的总统哪敢搞这种个人崇拜的糗事？可是，中国政府却可以理直气壮地将胡温的粉笔字当作「国宝」，命令字迹保护专家说：「这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你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完成，花多少钱都无所谓。」
李玉虎早已处理过一块与胡锦涛有关的黑板。胡锦涛曾经在陕西省宁强县广坪镇金山寺村金山寺小学的简易帐篷里，在小黑板上用粉笔写下「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十六个字，并和孩子们一起朗读。这个消息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播出后，宁强县档案局的主要领导马上意识到，小黑板是重要的历史档案。一个星期后，档案局向县委报送《关于收藏胡锦涛题字小黑板的请示》。县委副书记李芳当即批示：「经县档案局汇报邀请，省档案局已来我县查看取样试验，并提出了科学的保护保存措施。县档案局已基本具备了保存条件，故可由其收藏。」县委书记张雁毅亦批示「同意」。
但是，粉笔末在黑板上停留的时间有限，如何让「御笔」永不变色？在此领域有权威地位的专家李玉虎遂受邀奔赴宁强。此时灾区百废待兴，民众的日常生活尚未恢复正常，但在地方官员眼中，老百姓的生命远不如总书记的几个粉笔字重要。李玉虎从千里之外抵达灾区，并受到当地官员的隆重接待，他刚一抵达，便与省档案局副局长刘卫实地察看小黑板的材质、漆面等情况。当天，他们将小黑板漆粉取样带回西安化验。经过夜以继日的实验，李玉虎终于拿出了一套让总书记的题字「永不磨灭」的保护方案来。
两年后的玉树地震中，胡锦涛在第一所复课的孤儿院中留下「新校园，会有的！新家园，会有的！」十二个粉笔字。像以往一样，这块黑板在总书记放下手头粉笔的一刻，便成了「重要档案」。这块黑板很快穿越海拔五千米的青藏高原，被送到八百公里外的青海省档案局。小黑板还在高原上时，青海方面便拨通了李玉虎的电话，邀请他赴青海，为保护小黑板提供技术支持。李玉虎再次出马，果然不负众望，经过四十多天的「技术攻关」，拿出针对这块铁质黑板的技术方案来，使得这块小黑板成为青海省档案局的「镇局之宝」。
然而，这篇报道最大的缺憾就是：保存胡温的黑板题字究竟花了多少民脂民膏，这些花费是否会在财政预算公开的项目中出现呢？（待续）
技术专家可以保持「学术中立」吗？
《南方周末》将曾经当选「十大杰出青年」的李玉虎当作一名「行业英雄」来报道。不过，这篇文章中有一处留下了弦外之音：「和保护敦煌壁画、保护陕甘宁历史文档不同的是，这一次，他在保护黑板上的粉笔字迹的研究之余，还饱受来自社会及网络的过度关注干扰。」对待这些「不和谐的声音」，李玉虎不以为然：「保护黑板，是我的工作；别人的评价是他们的自由。」他强调说：「这是我的工作，我的研究，我的学问。怎样保护粉笔字档案，是一个学术问题，不应该把学术问题社会化。……我一辈子做过那么多的文物保护，并不只是保护和国家领导人有关的档案。」 这篇报道当然不敢将那些「别人的评价」一一列出来。在公民意识日益增强的今天，胡温继续搞毛时代个人崇拜的那套把戏，已经无法诱使大众全身心地参与和赞同了。究竟是抢救灾民的生命更重要，还是保存歪瓜裂爪的「御笔」更重要，人人心中都有一个判断的标准。李玉虎所标榜的「学术中立」因此备受质疑：你的「工作」、「研究」和「学问」不是你个人的兴趣爱好，耗费的是民脂民膏，所以它究竟是有益于国计民生、还是有害于国计民生？
技术本身可能是中立的，但技术为谁服务却并非中立的。纳粹集中营的「死亡天使」门格尔，分别获得过医学和哲学两个博士学位，在医学上有相当之造诣。门格尔的理论是：「人和狗一样，都有谱系，有人在实验室里培养出了良种犬，我也能在里面培养出优良人种来。」他最为著名的试验是关于眼球的试验：他将颜料注入孩子们没有麻醉过的眼球，孩子的眼睛大多因此失明，那种撕心裂肺的疼痛自不必说。据另一位集中营医生说：「一九四三年九月，当我来到吉普赛营地时，看到一张木桌上摆满了眼球。所有这些眼球都被贴上卷标、编上号码。眼球的颜色有淡黄色、淡蓝色、绿色和紫罗兰色。」显然，门格尔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专家，而是一个邪恶的纳粹分子，是人类的公敌。
我不是说李玉虎真有门格尔那么坏。跟纳粹相比，中共似乎要温文尔雅许多；跟门格尔相比，李玉虎似乎没有伤害过任何一个人。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一个社会取消或泯灭了对基本的是非善恶的判断，从李玉虎到门格尔就是一步之遥。今天的中国社会，是非善恶的判断日渐模糊，那些帮助中共当局打造金盾工程的网络技术员们，那些在网络上非常活跃的「五毛党」（如「什锦饭」、「八宝饭」）们，那些为毛、邓、江、胡绘制高大全的肖像的画家们，那些为「中国站起来」声嘶力竭地鼓吹的文人学士们……他们并未感到自己是在从事一件邪恶的工作，他们的良心不会有愧疚之感。我们的社会亦变得越来越「宽容」，包括对罪恶的「宽容」，人们会体谅以上这些人士的选择：大家都是为了谋生嘛，不可责人过苛。而这种缺乏是非善恶判断的社会背景，正是一切专制独裁制度得以延续下去的「群众基础」。
与之相反，我们应当营造一种新的、健康的社会论理和价值立场，一种真正的「荣辱观」。整个社会应当达成一种基本的共识：李玉虎用公费来保护「御笔」，就是助纣为虐，尽管他只是处于这个「食物链」的「下游环节」，但他绝对不是「无辜者」。我们要有一种对尊严与自由以及罪恶和败坏的「敏感」。有了这样一种强大的舆论取向，李玉虎自己也会逐渐恢复正常的是非善恶的判断，知道做什么样的事情于良心有亏，从而自发地拒绝将技术应用在「保护御笔」之类的荒唐事情上面。如果整个社会都形成了这种强烈的是非善恶的判断，即便是掌握巨大权力的胡温，也不敢公然违背主流民意，而肆无忌惮地为个人崇拜的恶劣传统招魂。（待续）
胡温的统治逐渐滑向「苏丹式」的劣质专制
当然，比起李玉虎，以及那些用保护御笔来献媚于胡温的地方官僚，更应当谴责的是胡温本人。胡温不可能不知道他们的「御笔」所获得的「崇高待遇」，他们默许和纵容这样的事情发生，乃是个人的虚荣心使然。他们身为最高领导者，放纵个人的虚荣心，就不仅仅是个人的人品问题，而是带头败坏公共生活质量和社会风气。从此一事例即可发现，胡温的统治逐渐滑向了「苏丹式」的劣质专制。
同样是专制制度，恶劣的程度亦有所差异。比如，在当年的苏联和东欧统治集团当中，罗马尼亚的专制就比其他国家的专制更加恶劣。美国历史学家托尼•朱特在《战后欧洲史》中指出：「在齐奥塞斯库的领导下，共产主义已经从全面的列宁主义退化成了新斯大林式的总督领地。这里，触角遍布的秘密警察拱卫着拜占庭式的裙带关系和低下效率。」更有学者将其命名为「苏丹式」的、最恶劣的专制模式。「苏丹式」带有相当程度的「东方色彩」，这也许跟齐奥塞斯库曾经到北韩和中国「取经」有关。齐奥塞斯库败亡的时候，便计划到中国或北韩政治避难。如果成功的话，齐奥塞斯库也许就是北京城里的「西哈努克第二」了。
从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的规划和建设上便可看出「苏丹式」专制的残酷、伪劣与荒诞。《战后欧洲史》如此描述道：在市中心，一块面积相当于威尼斯那样大的古城区完全夷为平地。为腾出空间修建「人民宫」和一条五公里长、一百五十米宽的社会主义胜利大道，共有四万多栋建筑物以及几十座教堂和纪念碑已经被拆除。在白光闪闪的大道正门后面，映入眼窝的仍然是熟悉的景象，是肮脏、冷酷和用预制砖头建成的街区。而且那个门本身，也是那么整齐划一，让人觉得压抑、羞辱和无情，正好做了极权统治最直观最完整的化身。那座由建筑师佩特莱斯库设计的「人民宫」，即使按其同类的标准来看也十分丑陋。怪诞、残酷而有品位低俗，唯一的特点就是大——是凡尔赛宫规模的三倍。其正前方是一片半圆形空地，可以容纳五十万人。而它的接待处，则有一块足球场那么大。这座齐奥塞斯库的宫殿曾经是（而且今天依然是）那种不受节制的暴政的魔鬼般的准确体现。
「苏丹式」的统治意味着统治者对奢靡的仪式的热衷，宫廷政治取代一切的「显规则」，腐败成为一颗不可能切除的毒瘤。统治者本人低劣的价值观和审美观被克隆为全社会所有人的价值观和审美观。齐奥塞斯库做梦也有想到，二十多年前他在罗马尼亚没有做到的一切，二十多年后却在中国被胡温一一实现了。今天的北京与昔日的布加勒斯特是何其相似！看看北京城里因摧毁了无数历史遗迹和街区而矗立起来的「鹅蛋」（国家歌剧院）、「鸟巢」（奥运会主场馆）、「裤衩」（央视主楼），无不是当年齐奥塞斯库「人民宫」的翻版。对国家权力的炫耀式的展示，对没有节制的暴力的迷恋，对领袖的个人魅力的歌颂，对征服历史的无穷的欲望，在建筑、音乐、美术、文学及教育和意识形态宣传的各个方面无不泛滥成灾。权力的仪式化、偶像化，正是提过类似于保护胡温「御笔」的行为征服了各阶层的民众。于是，即便是一个小小单位的看门人，也会将他拥有的一丁点权力运用到极致，以折磨比他更弱小的同胞为乐。
胡温的「御笔」并没有任何一点书法和美学意义上的价值（甚至还比不上希特勒的素描），仅仅因为书写者是胡温便成了「无价之宝」。由此可见，胡温比江朱更接近齐奥塞斯库，他们的文化品位更为低下，他们的危机感更为强烈，才不惜使用「永久保护御笔」这样的「下下策」来营造自我麻醉的安全感。但是，胡温刻意回避的一个真相便是：他们的政权的寿命，不会比被李玉虎运用尖端科技保留下来的他们的「御笔」的寿命更长。当中国人民过上自由和民主的生活的时候，当中国人民按照自己的意志修建一座「共产暴政纪念馆」的时候，胡温的「御笔」一定会被转移到这个纪念馆之中。不是被瞻仰，乃是被唾弃。这算不算是胡温和李玉虎为真实的中国历史所作出的一点点贡献呢？ 
4.3温家宝是遇罗克的同龄人
胡锦涛和温家宝都是一九四二年生人，他们都是在毛时代完成的大学教育。在官方公布的胡锦涛的简历中可以看到：胡锦涛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四年在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学习，一九六四年至一九六五年在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学习并任政治辅导员，一九六五年至一九六八年在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参加科研工作，并任政治辅导员（「文革」开始后终止）。在官方公布的温家宝的简历中可以看到：温家宝一九六零年至一九六五年在北京地质学院地质矿产一系地质测量及找矿专业学习，一九六五年至一九六八年在北京地质学院地质构造专业攻读研究生学位。
毛泽东时代的教育基本上是负面的教育，是将人变成非人（「党的驯服工具」和「螺丝钉」）的教育。经过五十年代关闭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院系调整以及在知识界掀起几次大规模的政治运动之后，大学校园中的五四精神与现代文明已经被连根拔起。像清华大学这所曾经尊奉英美自由民主价值、学术水平直追世界一流大学的高等学府，遂沦为专门为共产党培养「又红又专」的工程师的「摇篮」。而那个时代能在大学中担任政治辅导员或继续攻读研究生学位的学生，当然是经受了党的严格考验的「乖乖羊」。这段大学教育的经历，在胡温的精神世界中打下了深刻烙印。可是说，在毛时代接受高等教育的这代人，是最远离普世价值和人类文明主流的一代人。寄希望于这带人启动政治体制改革，无异于缘木求鱼、与虎谋皮。
温家宝与遇罗克同龄而殊途
我特别注意到，有一个跟胡锦涛和温家宝的人生道路截然相反的同龄人，那就是中国第一个发出人权宣言的思想家和烈士、在中国最黑暗的「文革」年代里,以「出身论」和一系列力透纸背的文章,将中共几十年来制造「阶级敌人」的手法揭露与驳倒，并为之付出生命代价的遇罗克。遇罗克因为出身不好，被剥夺了上大学的权利，因而也就避免了被中共的党化教育洗脑，反倒通过自学和思考，与真理相遇。而在大学里的胡锦涛和温家宝，则主动或被动地接受洗脑，与真理擦肩而过。
胡温固然拥有熏天之权力，却没有遇罗克万分之一的精神含量。香港资深媒体人金钟指出：「遇罗克的『出身论』勇敢说出大家想说而又不敢说出的话。对社会来说，最重要的是良知和表现良知的勇气。遇罗克所体现的，正是今天中国社会所缺乏的——仍需要敢言，不怕牺牲，奋不顾身地维护真理，说出真理的时代精神；中国真正的社会转型才会早一天来到。」学者徐友渔亦认为：「人类历史上，有两种人对同时代人和后来者的精神和心灵产生巨大的影响：一种是烈士，他们为真理，为理想受苦受难，视死如归；另一种是思想家，他们的目光如炬，洞察事实，是社会的先知先觉。一身兼思想家和烈士两者寥若晨星，他们承受的巨大苦难和发出的精神光芒交相辉映，使他们成为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胡锦涛和温家宝应当不会不知道他们有这样一位同龄人，他们可曾想过向这位被中共政权杀害的同龄人致以迟到的敬意，并认真阅读遇罗克的作品，甚至仿效遇罗克去追求真理呢？
我在北大念书的时候，也是属于这代人的几位老教授曾经在课堂上坦诚地讲过，他们不是同龄人中的第一流人才，第一流的人才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遭到摧残甚至毁灭了，如被杀害的林昭，如被关押二十年的张元勋。如果这些人才在一个宽松的环境里成长，他们必定能够在学术界和其他领域作出卓越成就来。在严酷的政治斗争的环境中，只有那些平庸、驯服、谨小慎微的人，才能获得党组织的信任，得以躲过政治风暴，留校继续不痛不痒的学术研究。最后，在「文革」结束之后一跃成为学术界的带头人物。胡温的人生履历不也是如此吗？（待续）
爱读书，就该推动言论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
刘项原来不读书，所以暴君们个个都喜欢焚书坑儒。中共的首脑们却很少是不爱读书的。毛泽东的书房里堆满了专门为他一个人印刷的大号字体的古籍，难怪他对权谋术和厚黑学运用自如。毛对知识分子耍流氓手段，对梁漱溟破口大骂，以蔑视文化为荣，显示出山大王「无知者无畏」的本色。他却对那些胸无半点墨的军头们引经据典，让他们听得云里雾里的，从而对主席之睿智博学叹为观止。本来是张国焘嫡系猛将的军头许世友，被毛刀下留人之后，对老毛遂俯首帖耳。老毛让已经当上南京军区司令员的许世友读《红楼梦》，武功盖世的许大和尚读了五遍都没有读懂，只好到主席面前请求免去这可怕的苦役。
江泽民也喜欢读书，在当年南京的伪中央大学里，他大概是学过几本英文原版的教材的。在一九八九年的学生运动中，时为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面对一群情激昂的大学生，故作从容地用英文背诵美国的《独立宣言》，以显示自己并非民主的敌人，这点功夫肯定是「解放前」的教育打下的底子。如此，让热情澎湃的学生们在这个「民主前辈」面前自叹不如，遂偃旗息鼓而去。大上海的稳定，差不多靠老江的这一场表演奠定。而大上海的稳定，终于让老江北上继位，权倾天下。看来，老江得感激民国时代的西式教育。
而温家宝爱读书、爱引经据典的习惯，更是让「八宝饭」们仰之如山，望之若海，如醉如痴。《金融时报》评论说：「温家宝是一个不拘一格的读者，他透露，每次出国都会携带一册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他说，亚当•斯密认为如果一个社会的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这个社会是不会稳定的。」那么，今天中国百分之七十的财富都被包括温家在内的几百个权贵家族垄断，这个社会能稳定吗？
温家宝不仅没有致力于改变此种现实，首先从约束自己的家人做起，反倒命令新闻出版总署牵制舆论。二零零九年六月，某专家在一次专题讨论会上称：「国外一家研究机构估计，中国百分之零点四的最富裕的人掌握了百分之七十的财富。」这家「外国机构」，就是大名鼎鼎的世界银行。《人民政协报》、《时代周报》、《上海证券报》、《青年时报》等四家媒体对此作了报道并发表评论。结果，「新闻出版部门对上述四家报纸刊登虚假新闻提出严厉批评，下达警示通知书，并责成报社对相关责任人作出处理。」
从遇罗克到刘晓波，中国的读书人没有过上一天的好日子，说真话的读书人遭到戕害的悲剧一再重演。温家宝既然饱读诗书，难道不知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古语吗？温家宝既然爱读书，为什么不推动言论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呢？一个喜欢读书的总理，为什么要继续焚书坑儒的暴行呢？（待续）
我们需要遇罗克，不需要温家宝
海内外至今还有不少人士，在胡温执政的两届任期已经过去四分之三的时候，对从来就子虚乌有的「胡温新政」仍然抱有一厢情愿的幻想。比如，头脑还算比较清醒的香港学者蔡子强便撰文指出：「《南方人物周刊》最近选出总理温家宝作为『年度人物』，我想没有几个中国人会对此提出异议。」我可不愿意被蔡先生的这个「异想天开」所「代表」，我就是那几个对此提出异议的「中国人」之一。而且，我还发现，身边对此提出异议的中国人显然不止「几个」。蔡教授身在香港，大概是因爱国心切，而失去了基本的理性判断。由此可见，许多聪明绝顶的中国人，一旦戴上「爱国贼」的紧箍咒，便进入「类人孩」的状态。他们每天都祈祷遇到一位作慈母状的青天大老爷，恨不得向勤政爱民的父母官下跪谢恩。而温家宝正是这样一个具备慈母气质的「贤相」，满足了大家的这种「叩头心态」。
作家林达有一本探讨美国政治和文化的书，名叫《总统是靠不住的》。套用此一说法，既然连大家投票选出来的总统都是靠不住的，那么像温家宝这样没有经过选举的宰相更是靠不住的。温家宝爱读书，却不爱真理：他喜欢读罗马皇帝奥勒留写的《沉思录》，此书顿时洛阳纸贵，各种版本都热卖起来；但他从没有学会奥勒留在《沉思录》中再三强调的「对那些不假思索发表意见的人的容忍」——连罗马帝国的皇帝都知道要容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理为什么视《零八宪章》的签署者如仇寇呢？他喜欢读亚当•斯密写的《道德情操论》，于是这位寂寞的古典经济学的奠基人，一夜之间红遍全国，官僚与富豪们人手一本《道德情操论》；但他从没有学会亚当•斯密再三强调的「正义准则是唯一明确和准确的道德准则」——「六四」惨案已经过去二十年，当年陪同赵紫阳到过天安门、对是非善恶洞悉于心的温家宝，为何不能向天安门母亲们鞠一躬呢？
温家宝是遇罗克的同龄人。说真话的遇罗克被杀害了，说假话的温家宝却幸存下来并爬上了总理的高位。这就是中国优败劣胜的「潜规则」。遇罗克相信自己说出来的每一个话，敢于挑战官方的金科玉律，甚至否定已经被神化的毛泽东思想，并为之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而温家宝从来就不相信他所说的每一句话，在追求权力的人生之路上，他早已分不清究竟在演戏还是在生活了，当然他更不愿意为实现自己对民众的种种许愿而付出相应的代价。然而，中国需要遇罗克这样的「真人」，不需要温家宝这样的「假人」。当中国人都能像遇罗克这样愿意为真理而献身，而不是像温家宝那样为了维持权位而演戏的时候，中国才有救了。 
4.4温家宝与丹瑞大将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新华社报道，二零一零年六月三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访问缅甸，在缅甸军政权的新首都内比都与缅甸总理登盛举行了会谈。会后，双方签署了涉及能源，贷款，交通，水电站，制造业，汽车组装等十五项协议。
在访问缅甸期间，温家宝还到一所学校参观，他对缅甸学生说：「中国和缅甸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我和你们一样年纪的时候，就知道我们两国有『胞波』之情。我至今记得陈毅元帅曾作过一首诗：我住江之头，君住江之尾。彼此情无限，共饮一江水。」温家宝总理继续发挥说：「这首诗写得非常美，也非常深刻，反映了我们两国有着传统的友谊。我这次到缅甸访问，正值中缅建交六十周年，和孩子们一起庆祝尤其有意义，因为你们象征着未来。」
实际上，温家宝访问缅甸最重要的行程是与缅甸军政权首脑、「和平发展委员会」主席丹瑞大将会面。新华社对会谈的具体内容的报道语焉不详，只有几句云山雾罩的空话，如「温家宝表示，中缅山水相连，渊源深厚……在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和培育下，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缅关系稳步发展，经受住了考验，给双方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等。而从公开发表的几张温家宝与丹瑞握手的照片可以看出，两人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但似乎相当亲密，甚至比温家宝与金正日的合影显得更加「贴身」。
丹瑞为何许人也？
二战之前，缅甸凭借丰富的自然资源和英国高效的管理，是东南亚最富庶的国家之一。一九四七年独立之后，缅甸的民主宪政体制始终未能巩固下来，一九六二年奈温将军发动军事政变，成立革命委员会并自任主席，从此开始了漫长的军人统治。经过二十多年「缅甸式的社会主义」的尝试，国家统制的计划经济陷入困境，就连与奈温合作发动军事政变的昂季准将亦质问说：「作为世界上资源相当丰富的缅甸，为何成了乞丐？」
一九八八年，缅甸民众对军事独裁忍无可忍，遂奋起抗议。奈温政府垮台之后，军方强人苏貌将军再次发动军事政变，夺取政权。一九九零年，缅甸举行大选，军政权没有料到，民主派领袖昂山素姬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居然大获全胜。军政权为了继续掌权，拒绝承认选举结果，并软禁昂山素姬，从此缅甸遭到西方国家的严厉制裁，经济更是雪上加霜。一九九二年，丹瑞大将上台执政，缅甸陷入了比奈温时代更加黑暗的专制独裁的深渊之中。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编辑的《列国志•缅甸卷》介绍，丹瑞于一九三三年生于曼德勒，一九五二年入伍，一九五九年毕业于军校第九期。从少尉排长开始做起，一直升任陆军副总参谋长。一九八八年九月缅甸军政权成立之后，丹瑞成为第二号人物。一九九二年，苏貌宣布因健康原因辞职后，丹瑞任国家恢复委员会主席、政府总理、国防部长、三军总司令，一九九三年「自我晋升」为大将。此后十多年里，丹瑞搜刮民脂民膏，发展军备，军警数量超过五十万人，并对军队和政府的高层进行多次清洗，将大权牢牢掌握在手上。他以「国家和平与发展委员会」主席的身份，持续军事独裁，拥有对所有军政和外交事务的决策权。
二零零六年，丹瑞大将为女儿举行了一场铺张扬厉的豪华婚礼。在互联网上流传的长达十分钟的录像中，身穿传统白色礼服、沐猴而冠的丹瑞，直挺挺地陪着女儿步进大厅，这也是他罕有的不穿戎装的时刻。丹瑞的女儿丹达瑞，则一身珠光宝气，全身上下佩戴超过一百颗的大钻石。这对新人象征性地一起切开五层高的蛋糕，新郎藻漂温少校将香槟倒入多层酒杯。他们还在洞房里的挂着金色饰带的睡床前摆态合照。据说，婚礼和包括多辆豪华轿车和多栋豪宅在内的结婚礼物，总值五千万美元，相当于缅甸全国民众三年的医疗保障开支的总和。专门报道缅甸动态的《伊洛瓦底江》杂志编辑昂佐表示：「这太令人愤怒了，尤其是当你想到多数缅甸人生活极端贫苦的时候。」他同时表示：「以往只要丹瑞想要排除政治异己，就会指控对方贪污。现在看来不过是五十步笑一百步。」
丹瑞的残暴统治不亚于北韩的金正日和一些非洲国家的军事独裁者。一段被当地民众偷偷拍摄下来的画面中，可清楚看出缅甸军人的恶行恶状：军方甚至将老百姓当作「肉身扫雷机」，让人民在毫无保护的情况下，逼迫他们脚踩在地雷密布的土地。联合国在二零零六年人类发展标准的指标上，在一百七十七个国家中，缅甸排名在第一百三十名。至今，缅甸国民平均GDP只有一百八十美元左右。美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人权调查报告》中，将缅甸视为「世界上最为极权控制的国家」。（待续）
「失败国家」的「袈裟革命」
国际政治里有一新名词，叫做「失败国家」。其国家明显的特征就是，官员贪污腐败、政府管理失灵、军事独裁专政、经济萧条以及人民没有自由。。此类型的国家随时可能发生严重的政治冲突和人道危机，进而造成国家治理的崩溃，引发区域内的安全危机，甚至沦为恐怖主义的温床。美国乔治亚城市大学战略研究杰斯特•拉克教授指出：「这类『失败国家』会造成区域安全上的不稳定、武器扩散、毒品走私及恐怖活动。」
缅甸是一个典型的失败国家。二零一零年夏，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发布「失败国家」排行榜，宣称对有关一百七十七个国家的九万份公开材料进行分析，通过十二项指标予以评估。其中，社会指标有四个：人口增长压力；大规模难民迁徙或内部安置人数；寻仇团体或偏执团体的遗留问题；人们逃脱「苦海」的程度；经济指标有两个：经济发展不稳定的程度；严重的经济衰退；政治指标有六个：政权腐败程度；公共服务衰退；法律执行过程中的拖延或武断以及广泛的违反人权；「国中之国」的安全机构的运行；精英派别的蹿升；其他国家或外部政治势力的干涉。在这份名单上，缅甸名列前茅，得分稍好于索马里、乍得、苏丹、津巴布韦等非洲国家。
二零零七年九月，缅甸发生「袈裟革命」，这一次走上街头的是在缅甸地位备受尊崇的僧侣，自此引爆长期积压的社会不公的怒火。示威者提出三个要求：降低消费品价格，释放昂山素姬和其他政治犯，实现全国和解。一开始，军政权采取较为克制的态度。九月二十四日，仰光爆发十万人的大规模游行示威后，军政府采取高压手段，实行宵禁。民众不顾禁令，于二十六日和二十七继续进行大规模街头抗议。丹瑞遂下令开枪镇压，一个小型的天安门事件便在仰光上演了。
新华社对缅甸事态的报道是「没有发生大规模冲突」。香港《苹果日报》发表《缅传千人遇害，弃尸丛林或河中，军官叛逃爆料》一文。文章指出，缅甸官方只承认十人丧生，外界都认为绝不止于此，一名叛逃的军政府情报官员称，至少有数以千计示威者丧命，还有数百名僧侣被处决后弃尸丛林。有传言指恶名昭彰的永盛监狱关了两千名僧侣，刚离开缅甸的瑞典外交官艾格利德说，永盛监狱有四十名僧侣被打死，后遭焚尸。互联网上流传，火葬场人员称，有些受伤的示威者直接被丢进焚尸炉活活烧死。人权团体说，已有一千多人失踪。
对此流血事件，台湾学者杨仁贤在《联合报》网站发表评论指出：「其实，就『失败国家』的本质而言，自一九八八年的暴动后，军政府的再次开火镇压，只不过再次突显出其『失败』的意义。」而中国政府在其中扮演了何种角色呢？杨仁贤认为：「中国长期以来是缅甸军政府最重要的外援，也是缅甸军政府得以存活至今的主因。例如，直至今日，缅甸大多数的军事装备仍由中共提供。」（待续）
温家宝为何高调「挺丹」？
温家宝于六月三日与丹瑞握手和拥抱，此一场景耐人寻味。二十一年前的六月三日的夜晚，中共军队在北京屠杀数以千计要求民主的市民和学生，而丹瑞则是在两年多以前命令缅甸军队枪杀市民、学生和僧侣的刽子手。如果说温家宝当年只是中办主任，地位卑下，无法阻止以邓小平为首的元老们下达开枪的命令；那么，当他担任总理之后，倘有一丝良知，对于六月三日这天应当有一定的忌惮与敬畏之心，而不该在这个「敏感」时刻与另外一个手上沾满鲜血的独裁者把酒言欢。
温家宝上台以来，其外交政策一如既往地支持缅甸军政权。其中，既有利益的诱惑，也有「臭味相投」式的意识形态的趋同。二零零七年一月，美国和英国在联合国安理会提出一项制裁缅甸的议案，两国认为，缅甸国内存在人权、艾滋病、毒品等问题并对地区安全造成威胁。由于中国和俄罗斯投反对票，该决议案未能通过。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王光亚表示，缅甸问题本质上仍是一国内政，缅甸国内局势并未对国际与地区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
当天，缅甸国家电视台晚间官方新闻节目中，临时插播新闻，感谢中国在联合国行使否决权，否决了美、英等国提出的决议草案。五天后，中石油向媒体证实，中国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公司刚刚与缅甸石油天然气公司在仰光签订正式合同，获得缅甸三个深水区块的石油天然气勘探开采权。一桩多么完美的交易啊。
那天，我在电视上看到王光亚举手投反对票的丑陋一幕。这是大独裁者对小独裁者的支持，历史将牢牢记载这一刻。这一幕深刻地表明了非民主国家的常任理事国具有否决权这一机制的致命弊端。只要这种机制还存在，只要处于一党独裁下的中国仍然担任常任理事国，联合国就无法在推动全球民主化和改善各国人权状况方面有所作为。
中国在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席位，本来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国民政府领导全国军民浴血奋战，中国的国际地位大大提升，并在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大力支持之下，才获得的。中共长期在「敌后」破坏抗战大业，集聚力量，才得以战胜国民党，窃据大陆。中共政权利用冷战期间共产阵营的支持，从中华民国那里夺取了此席位。多年来，中共利用此身份在国际舞台上支持独裁政权和流氓国家，在苏联崩溃之后隐然是「邪恶轴心」的幕后黑手。
温家宝将自己与丹瑞这样臭名昭著的独裁者捆绑在一起，缺乏起码的政治智慧。温家宝政府的缅甸政策，让中国的国际形象屡屡受损，使得中国扮演「负责任的地区大国」的努力备受质疑。而与一个四面楚歌、时刻可能孤注一掷的军政权为邻，对中国来说亦是祸非福。二零零九年夏，缅甸军方对中缅边境的华裔聚居区果敢出兵围剿，导致上万名华人华侨逃入云南境内，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所以，为中国自身的国际形象计，为缅甸人民以及在缅甸的数十万华人华侨的生命与尊严计，温家宝当与丹瑞之流的独裁者断袍割席，甚至以外交思路的革新，触发国内的政治体制改革。温家宝有这样的智慧与魄力吗？ 
4.5总理点石成金，小民脱胎换骨？
二零零三年十月二十四日，在重庆考察的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路过农妇熊德明的家门口，一时兴起停下来与之聊天。这一举动让地方干部猝不及防。一片沉默之后，向来直言直语的熊德明，不顾此前村干部的封口令，鼓起勇气说：「总理，我想，我想说说我家里打工的事。」她告诉温家宝说，丈夫在外打工的两千多元工资被长期拖欠，打了一年零三个月的官司，一直没有拿到。温家宝立即指示地方政府解决好拖欠民工工资问题，说：「欠农民的钱一定要还！」六个小时后，熊德明拿到了被欠的工资，这一速度与此前的马拉松式维权相比，可谓神速。
作为被拯救的对象的熊德明，有能力拯救别人吗？
在官方媒体上，这张照片显得无比温馨：温家宝伸手握住农妇带着泥土的手，两人都开心地笑了。对于熊德明而言，几乎是「一句实话、一夜成名」；对于温家宝政府而言，以此为契机展开了清理民工被拖欠工资的老大难问题。
然而，熊德明的丈夫被拖欠工资仅仅是冰山一角，多年来数以千万的农民工被拖欠了数百亿工资，而拖欠环节的源头往往是那些好大喜功、大兴土木的各级政府机关。因此，温家宝的做法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由于缺乏真正意义上的监督机构，党政领导依然为所欲为，解决了一笔民工被拖欠的工资，新的被拖欠的工资又在源源不断地产生着。
在现有政治体制之内，要想完全解决农民工薪水被拖欠的问题，根本是不现实的。堂堂一位政府总理，居然亲自出面为民工讨要工资，足见这套制度的运作是何等低效乃至无效。李庄案的辩护律师陈西说：「从这里看出什么？律师是没有用的，法院是没有用的。因为我们的体制设计就是权力是最有用的，一个官司一年零三个月判不了，拿不到一分钱；总理一句话，钱就送上门了。这样的国家，谁还相信法律？相信律师？」
与温家宝总理的几句对话，让熊德明成为央视「经济半小时」栏目评出的「二零零三年年度经济风云人物」之一，与那些腰缠万贯的总裁和口吐莲花的经济学家们一起登上了领奖台。然而，熊德明所获得的，除了荣誉之外，更多的却是困惑：每天都有大批访客来到她的家中——有七十余家媒体记者的采访，有络绎不绝的政府官员和企业家的慰问，还有从四面八方赶来请求她帮助解决问题、帮助伸冤的农民兄弟。熊德明真还风风火火地跑到温州去帮农民工讨薪水，这是她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替人维权。维权受挫之后，她甚至不够路费回家。
二零零四年三月九日，熊德明对《重庆商报》的记者说：「从去年十月电视播我之后到前天为止，我至少接待了六百多个民工，就在前天，我还接待了十二个。」她说，那些民工一看见她，便如同看见包青天一样大声喊了起来：「我们等你一天了，你终于回来了。」熊德明整整花了两个小时才听完他们的陈述，然后告诉他们说，自己并没有为他们解决难题的能力，正如她在央视「年度经济风云人物」的「社会公益」的颁奖现场所说：「大家都知道我了，说：你能不能帮我追工资。我没有那么大的能力，我的钱还是总理帮我追的。」
谈完这一切已经是深夜了。来访的农民兄弟们有的来自遥远的陕西汉中，最近的也是来自巫山，熊德明还得安排他们的食宿。她用完了家中的两斤面条，还从邻居家借了五斤。然后，她跑了一里多路，在八个乡亲家借来十床棉被，为客人们安排好地铺。最近几个月来，丈夫每月寄回的七百元人民币几乎全部用在了接待来访的农民身上，由于不堪重负，熊德明不得不像丈夫一样踏上了外出打工的道路。对于熊德明来说，最大的痛苦并不是自己消耗的时间、精力和钱财，而是无法为那些比自己更加困窘的农民兄弟帮上忙，她对记者说：「那些没有拿到工钱的人，本来就没有钱，花路费来找我，我又的确帮不上忙，总觉得别人花了钱没办到事，心里不好过。」很多时候，「我很想哭」。（待续）
李昌平远走他乡，自身难保
熊德明的这一困惑，前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也曾经历过。李昌平给朱镕基总理的那封反应「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信件曝光之后，他一夜成名。后来，李昌平出版了《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成为当年中国大陆最畅销的书籍之一。然而，这些耀眼的光环并没有让李昌平获得上级的授权，启动当地的改革。棋盘乡百姓面临的困境依然无法解决。
朱镕基的批示被省市县的领导们轻易地糊弄过去了，尽管朱镕基表面上看似乎是一个明察秋毫的铁腕总理，但地方官员敷衍塞责仍然让他陷入了「无物之阵「。不久之后，李昌平不得不辞去公职，踏上了外出打工之路。这一事实，既是作为堂堂一国总理的朱镕基耻辱——朱镕基不是不知道李昌平的下场，他却对此沉默不语，因为他深知自己改变不了官场「劣币淘汰良币」的潜规则；更说明即便是中共内部的「健康力量」，也对根深蒂固的「三农」问题束手无策，而只能「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朱镕基任满之后，带着他的一长串没有实现的大话作「逍遥游「去了，遗留下来的烂摊子交到了能力比他差一大截的温家宝手上。到了温家宝担任总理的这几年，在各地的基层干部当中，就连李昌平这样良知尚存、敢于说几句实话的人都找不到了，温家宝就没有再收到过类似李昌平的上书。因为李昌平的说真话、惹大祸的「前车之鉴」，所以基层官员大都竭力适应谎言，支持官场之「潜规则」。
背井离乡的李昌平被《南方周末》评为二零零零年年度人物，却成为体制外的「多余人」。尽管如此，许多上访者还是认为他有「通天」的能力，抱着一线希望找他解决问题。在《中国改革》杂志社担任编辑期间，李昌平每天收到三十多封信件和五十多个电话，访客平均每天也有二十多人。幸亏《中国改革》杂志社专门请了一位律师帮助他应付这些事务，否则他即便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其中，都入不敷出。
在新作《我向百姓说实话》中，李昌平写道：「我仔细倾听每一个上访者的诉说，劝慰他们委屈的身心，这是我唯一能做的。他们中间百分之九十的人我是无力给予帮助的……他们中的很多人尽管很失望，临走时还是流着泪握着我的手，感激地对我说：李编辑，你是唯一一位听完我们诉说的干部，你多保重啊！每当上访者失望地离开我的办公室时，我的心里特别无奈和难过。」那些找不到总理的上访者，居然将给总理说过实话却被总理抛弃的的李昌平也当作大救星，这是何等大无奈与可悲啊。而李昌平的命运，再次在熊德明的身上重演了，可见从朱镕基到温家宝，均缺乏解决「三农」问题的诚意。（待续）
李昌平和熊德明的困境，更是朱镕基和温家宝的困境
李昌平和熊德明的困境，更是朱镕基和温家宝的困境。如果说李昌平和熊德明是失败者，那么朱镕基和温家宝更是失败者。朱镕基和温家宝两任总理的失败，彰显出了今日中国「三农」问题盘根错节、牵一发而动全身之复杂性，更显示出中国社会离法治社会尚遥不可及。对此，就连比较亲北京的香港媒体《亚洲周刊》，都在社论《「法治倒退」引发上访潮？》一文中追问道：「难道中国所有遭遇拖欠工资的民工、所有遭遇不公有冤情的人都只能等总理去帮他们讨回公道？」
在传统的体制框架之内，农民为捍卫自己的权利作出了种种努力，如上访、诉讼等等，但所有的这些努力最终的结果都是无效的。因此，他们对「正常的渠道」失望乃至绝望，不再对「三个代表」的政府有丝毫的信任。而李昌平和熊德明可以说都是以某种「非常规操作」的方式直接向总理反应问题，他们的呼吁获得了总理的正面响应，并因此而拥有了巨大的知名度和道义资源。因此，广大农民兄弟便对他们产生了某种不切实际的幻想，认为他们「在中央有关系」，一定能帮助自己解决难题。殊不知，李昌平和熊德明本人尚且处于重重困境之中，哪里有能力帮助他人呢？
总理点石成金，小民并不能脱胎换骨。从朱镕基到温家宝，在农村改革方面所能做事情的并不比李昌平和熊德明多。他们根本不敢实施实质性的改革：比如改变农民作为「无权者」和「贱民」的悲惨身份，取消户籍对农民的束缚，赋予农民以基本的国民待遇，精简庞大的乡级党政机构等等；比如赋予司法系统以独立地位，使得司法的权威和公正得到有力的保障，成为弱势群体的信仰所在，当他们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首先想起的是去法院维权，而不是只有偶遇总理，沉冤方能得雪。这样的改革，需要与整个政治体制的改革同步进行，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之内，中共不会真正启动「伤筋动骨」的政改，朱镕基和温家宝除了作亲民状之外无所作为，所以李昌平和熊德明们注定了是悲剧性的命运。 
4.6胡温真的关心艾滋病人吗？
这些公共政策和行为打着将来可能会给人带来好处的旗号，却造成了现实的苦难。鸡蛋碎了，还可以做出可口的蛋卷，但人心碎了，就无法借其改造社会。
托尼.朱特《战后欧洲史》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一日，在第二十二个世界艾滋病日到来之际，胡锦涛和温家宝各自有好戏上演。他们各自挑选舞台，开始了一场「谁是艾滋病人的好朋友」的大比拼。
胡温拒绝为政府的失职鞠躬道歉
当天上午，胡锦涛和李克强来到国家会议中心，参加首都防治艾滋病志愿者的活动。新华社的报道说：「九时五十分，胡锦涛等领导同志走进场馆，几名志愿者迎上前来，为他们佩戴上红丝带。……胡锦涛一年前在地坛医院见过的艾滋病感染者小郑，又通过视频通话系统同总书记见了面。小郑去年经过服用免费母婴阻断药物，生下了一个健康的女儿。得知小郑的情况后，总书记从自己工资中捐出五千元，鼓励小郑增强生活勇气。再次见到总书记，小郑激动地抱着一岁半的女儿向总书记问好。」
该报道特意突出胡锦涛的五千元捐款来自其「工资」收入。然而，此地无银三百两，谁都知道，区区五千元，在其家族贪腐的巨额黑金当中只是九牛一毫。近年来中国艾滋病的泛滥，跟基层采血体制有关，也跟中西部地区农村的赤贫状况有关，所以很大程度上是政府的失职。比起象征性地捐献一笔工资来，作为党国元首的胡锦涛更重要的工作，乃是早日制订一个长远而全面的防艾计划、公布艾滋病的真相、承认政府的失职并向公众道歉。
当天上午稍晚的时候，温家宝和李克强来到位于地坛医院的北京红丝带之家，看望艾滋病感染者、医护人员和志愿者，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专家意见和建议。在红丝带之家办公室，温家宝和两位艾滋病感染者兼教育员老赵、阿杜一一握手。温家宝说：「所有的病人都应该树立这个信念。我说『坚持』，坚持服药，坚持治疗，坚持锻炼，坚持活下去。」随后，温家宝召开防艾滋座谈会。温家宝说，艾滋病日只是一个象征，防治艾滋病应该作为一项经常性的工作贯穿到社会的各个方面。「我相信，只要我们下定决心，中国一定能够遏制艾滋病蔓延。」
与胡锦涛一样，温家宝也不愿承认政府的责任，也没有拿出任何切实的防艾措施来。仅仅是一厢情愿的「坚持」和「相信」，根本解决不了艾滋病日渐泛滥的严峻现实。担任总理的职务，仅有「万人迷」的演技是不够的，还得有果断地启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心和直面血淋淋的现实的勇气。可惜，在温家宝身上，只有前者，而没有后者。温家宝惯于说一些让人「暂时感动」的空话和套话，在有毒奶粉事件中是如此，在四川大地震中是如此，在此次艾滋病日的活动中也是如此。这些事件发生之后，有哪个责任人，哪怕是乡长和县长被免职甚至查办的呢？堂堂的国务院总理，如果说因为受到同僚的制肘而难以对那些封疆大吏下手，但连那些负有直接责任的乡长和县长都不能或不愿处理，就只能说明这个体制从上至下全都是同流合污之辈。（待续）
温家宝的演技高于胡锦涛
温家宝的演技向来都比胡锦涛高超一些，或者说，胡锦涛显得比温家宝更加怯懦——这一次，温家宝再次与艾滋病患者「亲密接触」（此前，温家宝与艾滋病患者有五次直接接触，包括邀请一批艾滋病孤儿到中南海座谈和观看公益晚会），而胡锦涛只是通过视频向一名患者及其家庭「遥遥致意」。在身体力行地争取民意这方面，温家宝这一次又压倒了胡锦涛。
不过，这两人之间的区别，其实并没有外界传说的那么大。胡温之配合，就如同当年毛周之配合一样：一个扮演严父，一个扮演慈母，可谓珠联璧合。反正中国的老百姓是一群永远也长不大的孩子，他们既需要严父，也需要慈母。在巩固中共一党专制的制度上，胡温两人当然是齐心协力、同舟共济，谁也不愿意让人民（包括艾滋病人）的利益侵犯到党（更确切地说是权势集团）的利益。
而同一天先后陪同胡温参加了两次作秀活动的副总理李克强，不知内心有何感想呢？这名北京大学的高材生，这位团派的「宠儿」，一九九八年至二零零四年间，先后担任河南省的省长和省委书记，河南艾滋病的泛滥便是在其任期之内愈演愈烈的。他没有作过任何的努力去改变这一可怕的趋势，坐视河南演变成「艾滋病第一大省」，更视千万民众的生命如草芥。
二零零一年，高耀洁医生在接受《新闻周刊》访问时指出：「河南艾滋病的高发区有上蔡县、新蔡县，还包括周口、南阳、信阳、商丘、漯河、许昌、平顶山……包括黄河以北的鹤壁。总之，河南地界，恐怕已经没有艾滋病的空白点了。」河南作家阎连科有感于家乡艾滋病泛滥的现实，创作了艾滋病题材的长篇小说《丁庄梦》。他说，在写作的过程中，「有无数的亡灵在我四周耳语」，他是用「生命」和「寿限」来写作的。
然而，对于这些声音，李克强始终充耳不闻。艾滋病席卷河南，他却「官照当、舞照跳」。他不仅没有因此受到中央的处分，自己更没有良心觉醒到引咎辞职的地步，反倒「带病提升」，成为未来总理的接班人。中共的人才选拔机制真的是专门选拔那些最平庸、最无能的人，只要他们有足够的「忠顺」。（待续）
谁逼迫高耀洁老人漂泊异乡？
胡温和他们的接班人，真的从内心深处关爱艾滋病人吗？如果胡温真的关心艾滋病人，被称为「艾滋病人妈妈」的高耀洁医生，早该被他们奉为「国宝」，为何高医生在八十二岁高龄时，还不得不背井离乡、流亡美国呢？高医生如此热爱她生长的那片土地，为何要冒着永远也回不去的风险，远走异国他乡呢？
就在胡温在众人的簇拥之下上演「关爱艾滋病患者」大戏的同一天，高耀洁医生在华盛顿召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发布其新作《血灾：一万封信》，以她收到的一万封艾滋病患者的来信为素材，揭露中国艾滋病失控的真相，诉说自己十多年来帮助艾滋病患者的心路历程。稍有常识的人都能经过粗略的对比，判断出高耀洁和胡温之间，谁在说真话，谁在说假话；谁是艾滋病人的良师益友，谁是艾滋病泛滥的罪魁祸首。
曾担任河南中医学院教授的高耀洁医生，在退休之后，以老弱之躯深入河南和全国许多乡村，调查艾滋病真相，宣传并协助患者、感染者及孤儿摆脱困境，感动了全中国和国际社会，被称为中国的德兰修女，荣获国内外多项奖励，二零零七年国际天文联会将一小行星以「高耀洁」命名。
高耀洁医生透露，她从一九九六年第一次接触艾滋病毒感染者之后，便开始编写印刷防治艾滋病的数据，十多年来她印刷散发了一百万多份防艾材料，所花费的一百多万元人民币全部来自个人的储蓄和奖金。在这一过程中，她逐渐对官方的说法和数据产生了怀疑。中国政府在二零零六年说，中国的带病者和病患是八十多万人，到了第二年年的数字却是七十四万人，十多万人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蒸发」了，或者用当前中文网络上热门的表达法，就是「被消失」了。十万人，在那些冷血官僚眼中，不就是一个枯燥的数字吗？
但是，高医生忘我的工作，十多年一直受到当局的打压，电话、计算机被监控、个人行动被跟踪，甚至软禁，媒体封杀，社会恶势力的诬蔑、骚扰以至于亲属受到株连，当地政府甚至悬赏五百元让群众举报她。在二零零六年老伴过世后，她更处于孤立无援境地，个人安全失去保障，只有选择离开中国。逼迫高耀洁老人晚年背井离乡的力量，不仅来自河南的地方官员，而且来自中南海，来自同样自称「艾滋病人之友」的胡锦涛和温家宝。如果胡锦涛和温家宝还有一点良心的话，就应当命令中国驻美大使亲自劝说和护送高耀洁老人返回中国，并为她设置一个基金会，支持其防治艾滋病的工作。（待续）
艾滋病的真相是「党国机密」
中国政府说，目前中国境内的艾滋病疫情并没有广泛传播的迹象，政府计划在二零一零年将感染者的人数控制在一百五十万人之内。胡锦涛和温家宝在艾滋病日当天的作秀活动中，先后对遏止艾滋病的发展发表了相当乐观的讲话。但是，中国政府一向都有本事作出若干不切实际的「计划」来，但计划从来都跟不上变化快。对中国官方宣称的打击艾滋病的努力，高耀洁批评说：「中国政府绝大的能量是放在说假话上。」她披露说，九十年代仅河南一个省就有官办血站两百多个，私人办的血站更是不计其数，大量农民在卖血中感染艾滋病毒。在过去三四年里，一些血站已经转入地下，中国的艾滋病疫情真相仍未大白于天下。
前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几年前就忧心忡忡地指出，中国已处于艾滋病疫情爆发的临界点，二零一零年中国的艾滋病患者可能超过一千万人，居世界第一位，我们没有时间犹豫了。这个数字与中国当局公布的数字相差了近七倍，我们该相信哪一个呢？
河南等地艾滋病的蔓延，并不是像官方说的那样主要通过吸毒和性行为传播，而是在卖血活动中传播的。那么，农民为什么要去卖血呢？如果不是穷疯了，谁会主动想到卖血的「妙方」呢？谁不知道卖血对身体有伤害呢？正如高耀洁医生指出的那样：「现在得艾滋病，不管在任何地方，河南也好、河北也好、山东也好，肯定在贫困阶层。」一边是「大国崛起」的凯歌高奏，一边是成千上万的农民以卖血为生，这是一种怎样的盛世奇观啊。
在中国，艾滋病问题，显然不是一个单纯的医学问题，而是政治制度和人权的问题。在中共一党独裁的政治体制之下，在共产党蜕变成资本党、对民众从土地到鲜血都疯狂掠夺的情形之下，靠屠夫本人「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良心发现」，靠胡温亲自出来作几场「防艾秀」，根本解决不了任何实际问题。曾经担任美国公共广播电台驻华记者的齐德福，在他所著的《三一二国道》一书中，写到了他在胡佳的陪同下访问上蔡县一段惊险的经历。当地的艾滋病患者对他说：「政府给我们一些药，每月给我们十元钱，要我们封口。」又说：「我们卖血的主要原因就是贫穷，而贫穷的原因则是地方课税太重。地方官员什么都要抽税。他们只想征税赚钱。」是的，有农民的贫困，有血头的贪婪，有各级官员盘根错节的利益纠缠，有中央政府对面子的看重，中国艾滋病泛滥的趋势根本无法得以遏止，艾滋病的真相被视为事关国家安全的「党国机密」被藏在黑箱之中。 
4.7看哪，这个用导弹对准弟弟的哥哥
在岛上哪一个着陆的族群和人民
愿意用颤抖的手迎接新殖民者
登陆猎捕遍布岛国的自由花朵
林宗源《理想国》
温家宝上台八年来，每年两会的记者会，是其向公众和世界展示其个人魅力的重头戏。从一开始的时候的神情紧张、语速如老牛拉破车，到后来渐入佳境、妙语连珠，他的进步还是有目共睹的。每年的记者会上，台湾问题都是记者必问的问题。《南方都市报》在《温总理记者会八年引经据典妙语迭出》一文中说：「每当谈到台湾问题，也是总理最动情的时候。他引用诗词句、一句白话、甚至是一个故事都让人黯然泪下。」然而，我检索温家宝历次关于台湾问题的谈话，不仅没有「黯然泪下」，反倒想起了一句圣经的经文来：「说谎言的，你必灭绝。好流人血弄诡诈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
引经据典背后的言之无物
以学识而论，在最反文化的六十年代受大学教育的温家宝，不仅无法与毛周等中共第一代领袖相提并论，甚至也不能跟江泽民这一代赶上了民国教育的尾巴的人媲美。那个年代的教育，除了专业技术之外，就是政治洗脑了。不过，有意思的是，温家宝似乎要特意弥补工科学生的短处，以喜欢掉书袋而论，他堪称中共高级官僚中的第一名。
二零零三年，陈水扁在彼岸风头正健，温家宝刚刚当上总理后不久，在记者招待会上引用于右任的诗句：「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山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其实，于右任的诗句是表达对故土和亲人的怀念，而不是对共产党政权的臣服与向往。于右任一生虽然比较左倾，但反共的立场始终未变，他宁愿背井离乡，也要到台湾这片没有被赤化的净土上生活。五十年代初中共军队进犯金门的时候，于右任亦全力支持国军的抵抗，他可不是温家宝想象中的「统派」。
二零零四年，温家宝在记者会上特意引用两名台湾本土诗人和作家的诗句。分别为：丘逢甲之《春愁》：「春愁难遣强看山，往事惊心泪欲潸。四百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以及钟理和之名句：「原野人的血必定要返回原野人，才会停止沸腾。」从这两处「在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地点」引用的诗文可以看出，温家宝对台湾的历史与文化传统的了解相当有限。他根本不知道，甲午战败之后，满清朝廷未经过台湾民众之同意，在《马关条约》中将台湾割让给日本，台湾民众遂奋起反抗，成立台湾民主国，丘逢甲乃是台湾民主国的积极支持者。虽然台湾民主国很快被日本侵略军扼杀，但可以看作台湾独立运动之先声。丘逢甲流亡中国大陆，临终弥留之际，嘱咐家人说：「葬须南向，吾不忘台湾也！」可见，他热爱的是台湾而非中国。钟理和则是台湾乡土文学的先驱之一，亦是「二•二八」受难者的家属，他的弟弟钟和鸣在他从手术病床醒来的同一天清晨，因「基隆中学案」被枪毙。钟理和一生都在书写台湾人的故事和台湾人的记忆，对从日本到国民党的外来政权及殖民心态皆有曲折而深刻的批判。倘若钟理和仍然在世，他是绝对不会像没有骨气的余光中那样，因为自己的诗句被温家宝引用而受宠若惊。
二零零六年，温家宝用「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来说明台独势力注定要失败。这又是一次文不对题的引用。如今的共产党政权，明明是一个已经「失道」或「无道」的政权，有什么资格来言说这严肃而神圣的「道」呢？就在孟子的同一篇文章中，有另外一句话，才是温家宝应当好好咀嚼和时常应用的：「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对照今日中共迷信暴力、「天价维稳」而天下愈加不稳的态势，温家宝早该羞愧掩面了。
二零零七年，温家宝谈及台湾问题的时候引用古诗「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二零零八年，他则引用「一心中国梦，万古下泉诗」等诗句；二零零九年，他使用了一句煽情到了极点的话——「走不动，就是爬我也愿意去。」这句话即便是放在以夸张说话著名的台湾的娱乐节目「康熙来了」当中，亦有石破天惊之效果。
但是，纵览温家宝八年来涉及台湾问题的几次讲话，除了这些东拉西扯的引文之外，几乎找不到任何有实质性意义的信息。温家宝讲话的最大风格就是言之无物，而论及敏感度较高的台湾问题时，更是煽情、滥情、矫情，如同隔山打牛、隔靴挠痒。除了承诺免税进口台湾水果等小恩小惠之外，温家宝政府从未停止在国际社会上对台湾的围堵与打压，而正是因为这种围堵与打压，严重地伤害了台湾民众的尊严与自由。（待续）
是兄弟，还是敌人？
二零零五年，中国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高票通过《反分裂国家法》。温家宝在随后的记者会上说又开始念绕口令了：「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同胞兄弟何不容？」二零零八年，他又说：「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而在二零一零年的记者会上，谈到台湾问题的时候，先引用《左氏传》中「兄弟虽有小忿，不废懿亲」来说明「大陆和台湾是兄弟，即使有些小矛盾，仍然是亲人」，然后说：「不要因为五十年的政治而丢掉五千年的文化。」随后，他给大家讲了元朝画家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名画的故事，这幅画一半在杭州博物馆，一半在台湾故宫博物院，他感叹说：「我希望两幅画什么时候能合成一幅画。画是如此，人何以堪。」
好一个「人何以堪」！不知道中共政权用一千五百枚导弹对准台湾，台湾民众又是「情何以堪」！二零零九年底，香港《亚洲时报》报道，台湾国防部发表的军力报告显示，中国大陆对准台湾的导弹已有一两年前的八百枚增加到现在的一千五百枚，其中一千三百枚短程弹道导弹部署在距离台湾最近地点仅一百六十公里的沿海省份。既然国民党上台执政以后，两岸关系已经大大缓解，国民党并不主张台独，为什么这两年对准台湾的导弹数量反倒增加了将近一倍呢？如果说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关系真的是兄弟关系，那么将这么多导弹对准弟弟，是哥哥显示手足之情的最佳方式吗？ 美国智库詹姆斯顿基金会最新一期的《中国简报》称，大陆持续发展和部署新型导弹系统，而台湾停止发展远程巡航导弹，导致两岸军事平衡迅速变化。研究员萧罗素在题为《大陆－台湾加大导弹赌注》的署名文章中指出，大陆在台海对面的省份正部署更加先进的导弹系统。比如，在在福建省某地某基地部署了八个先进的S－300PMU2型地空导弹营。而据俄罗斯军工综合体网站的消息，俄罗斯曾积极向国际市场推销空射型的「宝石」超音速的反舰导弹，中国是最重要的买家。这种反舰导弹，可以装备给俄罗斯专为中国研制的苏－35和苏－33战机。这种导弹和战机配合，攻击的性能将会超过印度的苏－30和「布拉莫斯」反舰导弹的组合。俄国是近代以来祸害中国最大的国家，中共政权却不惜耗费民脂民膏，想俄国购买大量武器，对准的却是作为「手足」的台湾，这难道不是圣经中该隐杀埃布尔的兄弟相残的故事的现代版本吗？
温家宝说：「中国即使发达了，也不称霸，永远不称霸！」那么，在国际局势趋向缓和的今天，为什么中共当局还要大肆扩军备战、每年军费增长接近两成呢？向俄罗斯等国购买昂贵的先进武器，这些预算根本没有告知纳税人，根本没有经过人大的表决和审计。而这些武器很多都是针对台湾的，这就是弟弟对哥哥稍有不满，就必然遭致的惩罚吗？（待续）
放弃殖民者心态才是两岸和解的前提
温家宝虽然在言谈中显得温情脉脉，但骨子里仍然是一副天朝大国的殖民者的心态。中国两千年来一以贯之的「大一统」的酱缸文化，以及中共六十年以来对暴力和杀戮的崇尚，使得许多中国人理直气壮地具备了这种蛮横凶暴的殖民者的思维方式。很少有中国人愿意站在台湾人的位置上设身处地地「换位思考」，一听到台湾人的观点跟自己不一样，立即就要喊打喊杀。就好像在一个家庭当中，当弟弟刚刚提出分家的建议的时候，蛮横的哥哥立即怒火中烧，恨不得将整个家当付之一炬，也不能让弟弟分到一分一毫。这不仅是黑帮老大的派头，更是居高临下的殖民者的姿态。
这种殖民者的心态不变化，两岸问题的「解扣」无从实现。温家宝的表演再精湛，言辞再美妙，不拆除一千五百枚导弹，又如何能够赢得台湾民众发自内心的好感与信任呢？以《环球时报》为代表的左派愤青报纸，常常在头版刊登某些好战分子撰写的妖魔化台湾的文章。这些文章扬言中国的军力如何强大，可以将导弹直接发射到台湾的总统办公室。而中共为了实现作为其「核心利益」的「台湾统一」，甚至不惜与美国血战到底，当年解放军在朝鲜战场上就已经逼退了美军，今天已经站起来了的中国更不怕美军了。这类文章最受那些已经被洗脑的民众的欢迎，看得他们热血沸腾，恨不得马上就要去报名参军了。中国的老百姓自己的房屋随时可能遭到当局的暴力拆迁，即便以自焚抗争也无法保全私有财产，却对「解放台湾」的宏大话题津津乐道。
此刻，我想起了在美国独立战争前夕，英国政治家、思想家埃德蒙•柏克对英国国内从乔治国王以下盛嚣一时的好战思维的批评。在《论与美洲和解的演讲》中，柏克指出：「我们威胁人家，次数既多又狠歹，但这一切有什么效果？我们通过的惩处人家的法律，严酷而多如牛毛，有收到了什么益处？我们从陆上、海上派出的军队，力量之大，是绝不让人小觑的，我们可曾因此接近自己的目标了？」在《致布里斯托行政司法长官书》中，他又说：「我们只相信蛊惑，以为谁想欺压自己的同胞，谁就是爱国；谁恨内战，谁就是煽动造反；谁有宽大、克制、温柔与和解的品格，谁善待本王国属民的特权，谁就是背叛了国家。」我想，这才是温家宝应当熟读和引用的箴言佳句，这才是所有中国人在对台湾问题发言之前应当先服用的一剂苦口的良药。 
4.8戏法人人都会变，八仙过海比高强
——从哥本哈根峰会、刘晓波案和谷歌事件看中美关系之变局
从二零零九年年末到二零一零年年初这两个月之间，中美关系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都悄悄地发生了某些变化。哥本哈根气候峰会无疾而终，中国独立知识分子领袖刘晓波被判处重刑，谷歌突然宣布退出中国，这三件大事可谓一环扣一环，显示出中共当局对「中国模式」信心满满，不仅继续在中国推行「天价维稳的和谐社会」，而且挺身挑战普世价值、阻止全球民主化的进程。这让我想起了一九九三年，中国参加西雅图会议、打破六四之后被西方国家制裁的局面，翻译家杨宪益对此吟出的一首打油诗中的句子：「戏法人人都会变，八仙过海比高强。」而此三件大事表明，美国奥巴马政府上台一年多以来的对华绥靖政策，已然宣告失效，在下一阶段将不得不改旗易帜。
中国要为西方「立规矩」吗？
过去一年多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在金融危机的打击下风声鹤唳、自顾不暇，偏偏唯有中国倚靠「低人权优势」和「土地财政」继续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尽管这种畸形的经济增长被某些西方学者形容为「如同一千个迪拜累加在一起，一旦崩溃将不堪设想」，但至少在短期之内，在表面上看来，中国与西方之间第一次发生了「主客易位」：英国外交大臣谄媚地说，未来的世界将是「中美共治」的格局。而胡锦涛连这种说法都不屑于接受，他所期望的不是「中美共治」，而是中国「一枝独秀」、独霸全球。既然以前的两百年是「西风压倒东风」，那么现在终于轮到「东风压倒西风」了。
二零一零年一月六日，美国国防部批准对台出售爱国者导弹，该项军售案已经比布什政府时代的规模大大缩减，爱国者导弹不过是一种防御性武器，中共将上千枚导弹瞄准台湾，台湾购买用于拦截中共突然袭击的爱国者导弹，何错之有？美国根据其国内法《与台湾关系法》向台湾出售此种防御性武器，何错之有？就好像你弯弓支箭对准人家，却不许人家找一个盾牌来保护自己一样，这难道不是一种强盗逻辑吗？中国军事专家、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杨毅少将扬言说：「我们为什么不对美国进行『防守反击』呢？为什么不可以对这些『肇事者』进行制裁呢？我们要让那些冒犯中国人民利益的企业和利益集团在中国的利益受到『惨重』的损害。」他甚至宣称：「我们可以通过不断的努力来塑造美国的政策选择，而现在是给美国『立规矩』的时候了。」
长袖善舞，多财善贾，今天的中共总算「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了。那么，中共如何给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立规矩」呢？二零零九年十二中旬，美国总统奥巴马上任之后首次访华，他是第一个上任的第一年即访问中国的美国总统。表面上，奥巴马以此显示美国政府高度重视中美关系，然而整个气氛却比以往任何一名美国总统访华都要冷淡。奥巴马尽量放下身段，不公开批评中国的人权问题，没有要求电视直播他在大学里的演讲，也没有安排会见那些代表正在成长的公民社会的民间人士，更没有以参加教会活动的方式来表达对宗教信仰自由的支持。但是，奥巴马的这些退让并没有赢得中共的善意回报，中共反倒以为美国已经无法制约中国了。有西方记者敏锐地发现，奥巴马与胡锦涛共同出现的时候，两人之间彷佛竖立着一堵高墙，一方面是奥巴马的缺乏自信，一方面是胡锦涛的极度刻板，完全没有当年克林顿与江泽民之间的那种「谈笑风生」的氛围。（待续）
中国的人权状况持续恶化
接下来便是在哥本哈根举行的气候峰会。在此次峰会上，温家宝不再假扮出「温良恭俭让」的儒家气质，也不再吟诵艾青的诗句「为什么我的眼中常含着泪水，因为我爱这片土地爱得深沉」，而是暴露出「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的小人本性。奥巴马坚持说，如果中国想要获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环保方面的资金援助，中国所承诺的碳减排就必须接受国际监督。权利与义务是对等的，奥巴马的这一要求是天经地义的。温家宝却坚决拒绝，既要伸手拿钱，又不接受国际监督，以中国目前的政治制度和腐败程度，再多的国际援助也会被特权阶层贪污，温家宝难道不清楚自己的政府早已声名狼藉、失去了本国民众和国际社会的信任？对此，奥巴马忍无可忍，公开宣称，如无国际监督，「任何协议将只是纸上空谈」。温家宝「愤而」离开会议中心，返回其下榻的旅馆，并对美国还以颜色，派遣低级代表取代他出席会谈。当奥巴马发现谈判对手是谁时，几乎难以相信，认为温家宝的故意缺席是很大的外交侮辱，并当场发火说：「我只跟能够作出政治决定的人谈话。」奥巴马终于认识到，他不是在与一群文明人打交道。
再接着就是中共精心选择圣诞节这天将中国独立知识分子领袖刘晓波重判十一年。此前，希拉里和奥巴马访华的时候，先后向胡锦涛转交了希望获得释放的政治犯的名单，刘晓波在这张名单上排在首位。但中共根本不在乎国际压力和国内舆论，以重判刘晓波来断绝了人们对其「自改革」的期待。中共选择圣诞节对刘晓波判以出人意料的重刑，表面上看是利用西方世界重视圣诞假期，各国政府、国会和媒体都处于休假状态，以减轻舆论的压力；实际上，更是故意羞辱圣诞节，以及圣诞节背后蕴含的和平与自由的普世价值。江泽民时代，多多少少还以怀柔政策应对西方对中国人权问题的批评，提前释放了许多著名的政治犯，不管怎样，江泽民还是一个爱面子的人；而胡锦涛掌权之后，则以一种毛泽东式的「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的态度来面对世界，不惜撕破脸皮，将言论控制和政治迫害进一步步地升级。此次中共当局重判刘晓波，不仅是恐吓所有批判中共的独裁政治、推动中国的民主进程的中国人，也是故意挑衅西方世界——「我是流氓我怕谁」！你们已经深陷经济危机的泥潭之中，不要再对我们说三道四了！
然后就是谷歌退出中国。一月十二日，谷歌高级副总裁和首席法律顾问戴维多姆德在谷歌官方博客上发文表示，谷歌集团考虑关闭「谷歌中国」网站以及中国办事处。戴维多姆德在博客中写道，公司网站曾遭遇有针对性的攻击，导致其机密技术被窃，以及有关部门对谷歌搜索结果「审查整顿」的做法让其无法接受。中国政府的网络政策违背了谷歌「不作恶」的核心价值。十五日，谷歌与中国政府的谈判破裂，谷歌退出中国已经成为定局。正如有中国网友宣称的那样，不是谷歌退出中国，而是中国退出世界，这一天堪称中国的「网殇」日。许多中国网民去北京、上海、广州的谷歌大楼前献花，保安却认为这是「非法献花」。连献花都有「合法」与「不合法」之分，可见中国社会是一个高度扭曲的、让人窒息的社会。一年以来一直对中国隐忍的奥巴马政府，终于高调响应此事件。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美国政府支持谷歌的决定；以议长佩洛希为代表的一些国会议员，对谷歌终止在中国的营运表示支持。此前将工作重心放在经贸方面的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也对媒体表示：「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作为一个国家所关注的最重要问题之一，那就是表达自由、言论自由和网络自由。」美国国务院罕见地就一个公司的事务向中国发出外交照会，并发布了一项意义深远的关于支持二十一世纪全球网络自由的国家政策。（待续）
奥巴马绥靖政策改旗易帜
吃一堑，长一智，奥巴马连吃了中共三堑，是否就能长三智呢？总部设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际性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在一月十二号发表了最新年度世界自由度调查结果，在有关亚太国家和地区的调查结论中，中国和北韩、缅甸、越南、老挝、柬埔寨以及阿富汗一道被列入不自由国家行列。该调查报告显示，二零零九年中国的自由程度大幅倒退。对于此种真相，西方世界的政治领袖们难道可以熟视无睹吗？日前，《华尔街日报》社论撰述主任麦古恩发表了一篇题为《在中国有呼喊的时候，美国总统到哪里去了？》的文章。这位布什时代担任过白宫文胆的学者，在文章中严厉批评奥巴马对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独裁政权的绥靖政策。他认为，如果奥巴马继续对中国急剧恶化的人权状况保持沉默，继续屈从中共的压力而回避会见达赖喇嘛，那么美国将失去在道义方面的全球领头羊的位置。
对于中共这样一个本质上反西方、反民主的政权，绥靖政策不可能收到良好的效果。比如，单独摘出环保问题来与中国对话，是毫无意义的。在这个政治全能主义的社会里，环保问题的根子其实在政治问题上。如果中国不能实现民主，环保问题不可能单独地得到解决。正如当年英法诸国对纳粹德国采取绥靖政策，结果坐视其力量迅速增长，最终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一样；如果今天的美国政府为了一时的经济利益而放弃价值的坚持，最终也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缺乏与独裁政权打交道的经验的奥巴马，应当及早放弃对中共绥靖的幻想，联合民主世界的各国，对中共采取一致的、强硬的政策，支持中国民间力量的成长，帮助中国民众实现言论自由与获得信仰的自由。这样做，既有利于美国，也有利于中国，因为一个民主的中国必然是美国在全球最重要的盟友，一个民主的中国也将带动全球民主化的「第四波」。 
4.9奥巴马的姑姑与温家宝的家人为何命运迥异？
在美国的政治光谱中，我不喜欢价值和信仰游移不定的民主党人，当然也不喜欢少年轻狂的奥巴马。在我看来，奥巴马的国内政策让美国变得更加社会主义化，奥巴马的国际政策对若干邪恶国家退让和绥靖，这都将损害美国的基本价值和立国之本。但是，我更相信美国三权分立机制的制约、民众意愿的自由表达以及选票的力量，因此，任何一个「坏」的政治家对美国的「破坏」程度都是有限的。在美国，不会出现一个毛泽东式的混世魔王，在其血雨腥风的漫长统治中，夺走数千万民众的生命。在美国，也不需要出现一个温家宝式的影帝，通过作亲民秀来让奴隶们获得「精神按摩」，从而忘却他们奴隶的身份。
奥巴马的姑姑：一个「黑」在美国十年的非法移民
我相信奥巴马的当选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我不太关心那些有关奥巴马的消息，但奥巴马姑姑的故事却吸引住了我的眼球：二零一零年五月十七日，波士顿的美国移民法院举行了一场长达五小时的听证会。这次听证会的主题，是审议肯尼亚非法移民奥尼扬戈的政治避难申请。过去十年来，她一直寻求以难民身份留在美国，但遭到移民法院的拒绝，甚至差点被驱逐出境。而这一次，移民法官终于批准了奥尼扬戈的避难申请，了结了这场持续多年的移民官司。
为了这五个小时，五十八岁的奥尼扬戈整整等了十年——在这次听证会之后，她终于不再是一名来自肯尼亚的非法滞留者。本来，她只是数百万计的身份终于幸运地「转正」的非法移民中名不见经传的一员，但因为她有一名特殊的亲戚，顿时成为媒体的关注的焦点——她是奥巴马总统「最难忘的姑姑」。
在自传《我父亲的梦想》里，奥巴马描述了他一九八八年第一次前往肯尼亚时，见到奥尼扬戈时的情形。他写道，奥尼扬戈是位「活泼」、「骄傲」的女性，也是欢迎他回到老家的第一位肯尼亚亲戚：「『欢迎回家』，她对我说，然后吻了吻我的双颊。」
二零零零年，在奥巴马的邀请下，奥尼扬戈获得赴美探亲签证。在拜访奥巴马后，奥尼扬戈选择一个人留在波士顿，没有按期回国。「黑」在波士顿后，她的生活并不如意。由于患上格林巴利综合症，她行动不便，居住在波士顿主要为残障人士提供的公有住房里。尽管如此，她还是没有像自己的兄弟、奥巴马的父亲当年那样，回到种族暴力冲突连绵不断的故乡肯尼亚。
在激烈的总统选战中，「奥巴马的姑姑是非法移民」的消息被记者挖掘出来，这让奥巴马一度相当被动。还有媒体报道说，奥尼扬戈悄悄为侄子捐出二百六十五美元的竞选经费。然而，根据美国的法律，外国公民或没有绿卡的移民不能进行政治捐款。于是，奥巴马的竞选团队随即宣布将捐款退还给奥尼扬戈。奥巴马说，他从头到尾都不知道姑姑非法滞留在美国，而「相关的法律必须得到遵守」。据报道，当奥尼扬戈从新闻里听到奥巴马与她撇清关系时，她「心碎地把脸埋在手心里哭了起来」。
这就是民主制度需要付出的部分牺牲亲情的代价。在媒体的监督之下，当选总统之后的奥巴马仍然不得不对亲姑姑表现得相当「无情」，根本不敢施以援手。奥尼扬戈说，她从来没有告诉过侄儿自己目前的困境，也没有要求帮助。而奥巴马的发言人夏皮罗表示，白宫和奥巴马自始至终都没有介入过奥尼扬戈一案，奥巴马也没有帮姑姑支付法律费用，「自从奥巴马得知奥尼扬戈的非法移民身份后，就再也没有跟她交谈过」。
即便如此，那些反对非法移民的组织仍然呼吁奥巴马下令驱逐奥尼扬戈，以作为其严格执行移民法的范例。他们指责说，虽然奥巴马一再表示不干预此事，但仍或明或暗地施加了影响。在美国，要当一个政治人物，尤其是总统，就得忍受铺天盖地的批评和非议。（待续）
温家宝的家人：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姑侄之间「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如果奥巴马的姑姑知道中国高官显贵们的亲属的境遇，是否会羡慕不已呢？
在中共政治局的九个巨头中，声誉最好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亦免不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中国官场的「潜规则」和「隐权力」。温家宝曾经对媒体抱怨总理不好当，当他在剑桥大学演讲被学生斥责为「独裁者」并扔鞋的消息传出之后，老母亲一气之下脑溢血发作。但是，温家宝其他的亲人却占尽天时地利：弟弟温家宏，十多年前还是一名普通工程师，转瞬之间便跻身为中国房地产行业的老大恒大集团的高管。恒大集团的老板许家印出身贫寒，没有什么背景和人脉，进入房地产行业也最迟，却在短短十多年间急剧扩张，囤积土地多达五千五百万平方米，公司在香港上市后市值高达七百亿。《南都周刊》记者历时半年，辗转五地，撰写长篇报道呈现这名地产首富的成长史，却只字不提其合作者温家宏的名字，及温家宏在恒大发挥的隐蔽的、却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的许多问题，看似复杂，实际上很简单：总理的御弟是大地产商，中国的房价如何降得下来？
从八十年代中期起，中共高级领导人的妻子逐渐在公众场合中露面，特别是负担大量出访任务的总理，亦常常携夫人同行。李鹏的夫人朱琳，当年就因为珠光宝气、飞扬跋扈而备受民间舆论的批评。温家宝大概吸取了李鹏的教训，基本不让夫人在公开场合露面和陪伴外访，尽管「夫人外交」有可能为其亲民秀加分。然而，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二零零七年十一月二日，台湾《中国时报》报道说，温家宝妻子张培莉爱珠宝，曾向台湾珠宝商买珠宝，一出手就超过台币一千五百万元。TVB电视台同期播放了温夫人采购珠宝的视频。这些报道引起海内外舆论的大哗，但对于此事和资金来源，温家宝至今没有回应。如果在一个民主国家，温家宝可能「沉默似金」吗？他能不给公众一个交代就轻松过关吗？
比御弟和夫人更上层楼的乃是公子。温家宝的儿子温云松毕业于美国西北大学凯洛格商学院，长相酷似其父。当普通的海归都还在为生存和创业而拚搏的时候，温云松这个不普通的海归已经一夜暴富、富可敌国了。二零一零年三月，英国权威媒体《金融时报》报道，温云松于二零零五年与他人合作创办的私募基金「新天域资本公司」，在私募领域风光无限，一次便募集十亿美元。根据《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的披露，二零零五年至二零一零年初，「新天域资本」共完成二十一个投资案例，投资金额虽然都不大，收益却「令人咋舌」。比如，「新天域资本」通过旗下外资全资子公司新天域湖景对新世纪百货的投资，在这两笔分别为三点五二亿元人民币和三点二三亿元人民币的投资中，浮盈达十九点四亿元。
《金融时报》的中文版网站注销这篇报道之后，第二天就被屏蔽。该文在大陆网站和论坛亦全部被封锁删除。温家宝本人是否读到了这篇文章？是不是他亲自命令有关部门封锁这个对他不利的消息的？这位自诩精力过人、勤政爱民的总理，难道不知道儿子平时在做什么吗？他在日理万机之余尚能博览群书，却无法约束家人的狐假虎威，这符合常识吗？（待续）
「官僚权贵」的「盗贼统治」
温氏家族并未置身于腐败之外。腐败已经侵蚀了中共政权的最高层。用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研究腐败问题的专家苏珊•落实•阿克曼的说法，「腐败主要集中在政府的高层」的国家，就是「盗贼统治的国家」，那么中国是符合这个定义的。美国学者迈克尔•约翰斯顿在《腐败征候群》一书中，进一步概括出四种腐败形式：权势市场、精英卡特尔、寡头与黑帮，以及官僚权贵，他认为中国的腐败属于最后的、也是最严重的一种。
用迈克尔•约翰斯顿对中国现状的描述来透视温云松暴富的轨迹，可谓鞭辟入里：「如果国家精英们在一种制度非常薄弱、政治竞争缺乏和经济机遇正在扩大的环境下运作，那么就为不受惩罚的腐败创造了条件。那里的权贵们——势力强大的政治人物与他们的宠儿们——掌握着所有的牌。」在今天的中国，腐败常常表现为强取豪夺，并且涉及单方面滥用政治权力而不是进行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之间的对等交换，「几乎没有什么力量能阻止野心勃勃的政治人物或他们的委托人掠夺社会财富和侵吞经济利益」。
在由「官僚权贵」实行「盗贼统治」的中国，讨论温家宝是否比政治局的同僚们、以及他的前任李鹏和朱镕基更加「善良」，是一件毫无意义的事情。我们很难获得准确的数据证明温家宝家族比其他权贵家族积攒的财富究竟是多一点、还是少一点。但在我看来，即便温家宝的家人都像奥巴马的姑姑那样一贫如洗，他仍然不能被称为「人民的好总理」，因为他对中国日益蔓延的腐败基本上无能为力。中国目前面临的问题，乃是制度的问题，而非领导人的道德问题。
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三日，国务院召开第三次廉政工作会议，温家宝在会上承认反腐倡廉形势依然严峻。他指出，土地审批出让、矿产资源开发、公共工程建设、企业重组改制、金融等领域腐败现象仍然易发多发，教育、医疗、社保、环保等社会事业和民生领域腐败案件增多，少数中央企业的腐败案件影响恶劣，执法不公、行政不作为乱作为等问题比较突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重，奢侈浪费之风屡禁不止。他进一步指出，产生上述问题的深层次原因，是权力过于集中又得不到有效约束。这个结论没有大的错误，但温家宝有没有尝试过将权力分散和让权力接受监督呢？迄今为止，人们看不到他有这样做的任何迹象。
解决中国的腐败问题和让中国社会免于走向崩溃，还有一线之希望。迈克尔•约翰斯的建议卑之无甚高论：「腐败控制可能依赖一种中国不得不进行尝试：政治改革。」所以，温家宝在国务院的廉政工作会议上应当高声宣讲这段话：「中国的改革是以经济改革为基础的，但是它目前所处的困境在很大程度上则是政治性的。对于目睹别人损害其利益并牟取暴利却无处求助的千万人民的希望和愤怒，该怎么办？我们不能太轻视这些可怕的挑战：对该党来说，『放手不管』将极有可能意味着终结，同时国家将面临巨大的制度压力。」我想，这是历史给温家宝留下的最后的机会了。 
4.10难道只有第一把手才有资格改革吗？
——从叶利钦终结苏联看温家宝的不作为
我们的国家一直饱受诘难。施行马克思主义的任务落在我们头上。最后证明，马克思主义无立足之地——这一理论使我们偏离了成为世界文明国家的道路。
——叶利钦
在中国的媒体上，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几乎是一个娱乐化的人物。关于叶利钦生前事迹的报道，多半集中在他如何醉酒，如何贪吃，如何打盹，如何唱歌跳舞等等琐事上。许多中国人提及叶利钦，都会颇带蔑视地说，哦，那个酒鬼啊。似乎中国人的命运比俄国人幸运得多，毕竟中国的核按钮没有交到一个酒鬼的手上。其实，中国人对真实的叶利钦的了解实在是太少太少了。
要了解叶利钦，以及叶利钦所推动的苏俄的社会转型，就得了解俄国近一个世纪以来的历史，波兰作家、记者卡普钦斯基的《帝国》一书无疑是关于这个主题的最好读物。《华尔街日报》评论说：「当我们的孩子想要学习二十世纪晚期的历史……当他们想知道，为何革命总是一次又一次背叛了它前行革命者的初衷，他们应当阅读卡普钦斯基。」作为波兰通讯社唯一的国外特派员，卡普钦斯基从一九三九年起便一直在观察和研究苏联的体制及变化。尤其是在苏联解体前后，他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捕捉一个民族与时间对抗的惊人经历，以及人们对未来的恐惧与希望。
叶利钦最大的政治遗产是面向自由
叶利钦的政治遗产，至今在俄国和在世界范围内，仍然饱受争议。在位期间，叶利钦为了捍卫总统的权威，甚至动用军队炮轰由保守派把持的议会，行政分支与立法分支兵戎相见，这在现代西方社会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而在刚刚踏入两千年的时候，叶利钦没有任完法定的任期，突然宣布辞职，让位给选定的接班人普京，漂亮地走下权力宝座，得以安享晚年。但是，叶利钦未能为俄罗斯建构起稳定的民主宪政的制度框架，也未能从根本上扭转经济滑坡的困境，使其历史地位大打折扣。对此，卡普钦斯基的分析是：「叶利钦和他的专家顾问们对于改革的预估都太过乐观，忘记了改革就是意味着改变现实，而现实就是一块用血和钢铁琢磨七十年而成的花岗岩大圆石！必须花费多少时间、精力和金钱，才能弄碎这颗政治大顽石！我认为这个国家的倒退、贫困、疏忽与毁灭是如此严重，以至于期望在一年内就有明显的进步，时间实在太短了，让我们再等个十年、二十年吧！」
叶利钦没有取得更大的成功，主要是因为他的敌人并没有随着苏联的解体和苏共被宣布为非法组织而消失。卡普钦斯基指出，叶利钦上台之后，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耗费到与旧体制作斗争上面，而无暇在建立新制度上做得更多。首先，是原封不动存留下来的庞大的管理系统，尤其是政府机关、经济事业、军事机构和警察单位。他们大都是旧制度的获利者，因而也是变革的阻力。其次，是延续数十年的具有大灭绝特征的迫害和屠杀，以及由此造成的人们的麻木和恐惧的心态。人口统计学家塞尔吉•马桑杜瓦的数据相对较低，即便如此，他亦认为在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五三年间，有五千四百万苏联公民非正常死亡。第三，是社会上普遍的贫穷，住房的贫乏、生活的贫乏，「生活中没有什么能给予他们欢愉，让他们欢喜，和感受热情的了」。第四，是社会上惊人的道德败坏的程度，人们对腐败和犯罪采取熟视无睹的态度。第五，是生态的蹂躏，受污染的河川和湖泊，核废料到处倾倒，使得相当一部分民众每时每刻都生活在危险之中。这些情况在今天的中国都存在着，而且因为中共当局竭力延宕政治体制改革，使得状况愈加恶化。
那么，中国人如何看待叶利钦呢？叶利钦逝世之后，在中国的媒体上，惟一发出独立见解的，是《南方都市报》。该报发表的社评题为《叶利钦最大的政治遗产是面向自由》。这也是许多中国改革派知识分子对叶利钦具有相当好感的根本原因。作为苏共体制内的高级官员，本来已经进入政治局，还可更上层楼，为了自由，他却反戈一击，直至被开除出党。由此，他走向民间，以选举撼动原有的庞大的官僚机制。如今，虽然俄国仍然在民主化的道路上艰苦跋涉，普京这样的强人颇具威权主义风格，但民众有如此之共识：任何人都无法将俄国拖回到斯大林时代去了。叶利钦带给俄国人民的自由的滋味，人们尝过之后，那美好的味道再也不会忘记，正如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在自传中所说：「苏联存在了七十四年，对亿万人民来说，这段时期就是他们的整整一生。无论是生还是死，他们都处在压迫之下。同样，对于那些能够活着看到一九八九年的『丝绒革命』和一九九一年流产的苏联政变的人来说，重新获得自由是一段永远不可能从他们那里夺走的经历。」（待续）
出于功利主义的考虑，中共暂不批判叶利钦
苏联解体之后，中共政权从中吸取的教训却是绝对不能搞公开化、新思维和政治体制改革。从江泽民到胡锦涛，对前苏共总书记、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一直充满恶评。胡锦涛在一次内部讲话中将戈尔巴乔夫定位为「共产主义事业的叛徒」，警告党内必须防止出现戈尔巴乔夫式人物，就好像当年毛泽东害怕党内出现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一样。其实，戈尔巴乔夫一直都试图保存苏联和苏共，力图在体制内推动改革；而真正下决心终结苏联和苏共的却是叶利钦，叶利钦对保持旧制度和苏联毫无兴趣。但是，中共从来没有像攻击戈尔巴乔夫那样攻击叶利钦，即便是在叶利钦下台之后也没有发动宣传机器对其妖魔化。这是什么原因呢？
中共暂时没有抨击叶利钦，不是胡温对叶利钦的改革心有戚戚焉，而是出于功利主义的考虑。首先，叶利钦与俄罗斯实权派的关系远比戈尔巴乔夫更为紧密。戈尔巴乔夫下台后，对政坛的影响力小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地步，而近十年来掌握俄国实权的普京则是叶利钦亲自选择的接班人。叶利钦固然不会垂帘听政，但普京等人对其仍然相当尊重。所以，批判作为明日黄花的戈尔巴乔夫，俄罗斯方面不会太在意；而批判叶利钦，将会直接影响到中俄关系。而中国虽然受苏俄之害颇多，却仍然寄希望于「联俄抗美」。在此背景下，中共批戈捧叶乃是其一惯的作派——「柿子专拣软的捏」。
其次，叶利钦在其任内大大改善了苏联时代尖锐对峙的中俄关系。叶利钦曾经四次访问中国，与江泽民把酒言欢，建立起相当良好的个人关系。这恰恰表明俄罗斯几个世纪以来一以贯之的实用主义外交传统。一九九一年苏联解体之后，中俄之间的政治制度不再相同，在中国仍然被尊为「四项基本原则」的那些内容，如共产主义、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等，在俄罗斯已经成为臭名昭著的历史名词。但是，俄罗斯与中共之间却保持着比昔日意识形态相同的时期更为正常甚至密切的关系，俄罗斯成为近年来对华军售数额最大的国家。这是短期的国家利益对意识形态的差异的超越。 所以，在叶利钦生前，中共尽管不喜欢他，但为了实际利益考虑，还是尽量拉拢之。另一方面，在叶利钦去世之后，中国媒体大都不敢正面评价他当年挑战苏共当权派、终结共产党一党独裁体制的历史性贡献，而只能「顾左右而言他」地报道一些关于他的花边新闻。（待续）
温家宝为什么成不了叶利钦？
温家宝自称喜欢读书，我就推荐他读一读卡普钦斯基的《帝国》，以及叶利钦的自传《午夜日记》。在一九九一年的「八•一九」政变当中，叶利钦不顾生命危险，挺身而出，站在一辆坦克上发表演讲，最终挫败了苏共保守派拉倒车的政变。当时，那充满戏剧性的一幕，给刚刚经历了天安门屠杀的中国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此前，叶利钦挑战戈尔巴乔夫，遭到苏共一致围剿的时候，即便选择自杀也拒绝屈服，这与胡耀邦被非法罢黜之后痛哭流涕并写检查形成鲜明之对比。胡耀邦和赵紫阳等中共党内改革派，均不具备叶利钦的气魄和果敢。更不用说赵紫阳最后一次出现在天安门广场的时候，站在其背后、紧闭着嘴巴、神情紧张的温家宝了。当然，这里面既有他们的个性及文化北京的差异，也有国情与政治模式的不同。
温家宝上台以来，说了不少好听的话，但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无所作为。许多观察家对温家宝不无「同情的理解」，他们说，温家宝不是第一把手，不掌握最高权力，因此不具备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可能性。然而，我们看一看叶利钦的履历就一清二楚：叶利钦挑战戈尔巴乔夫的时候，只是一名新晋的政治局委员和莫斯科市委书记，在党内的排名只有七八位左右。那时，叶利钦所拥有的民意支持和能够动用的体制内的资源相当有限，他却敢于放弃党内的地位和特权，向民间沉潜，终于脱颖而出，成就伟大事业。与之相比，今天的温家宝是党内第二号人物，在国务院系统可以调动不少资源，拥有不少的民意支持，如果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条件比当年的叶利钦好得多，他并非不能也，乃是不为也。
另外一个差异就是，当时作为高级官员的叶利钦，尽管在共产制度下享有「超级共产主义」的优越生活，但他和家人并未深陷到腐败体系之中。这就使得叶利钦在倡导改革的时候理直气壮，有充裕的响应政敌攻击的回旋余地。而温家宝家族早已参与了瓜分国有资产的竞技比赛，他的妻子和儿子都已经腰缠万贯，比起政治局其他同僚家族的腐败来毫不逊色。贪腐也是一种中共特色的「投名状」，如果不贪腐，在高位上是不可能坐稳的。故而，温家宝与政治局的同僚们在利益上有着更大的纠缠，甚至已经「同质化」了，遂使得其推动政治改革的动力不复存在。
那个不可一世的苏联帝国一夜之间便像纸房子一样坍塌了。在《帝国》这本「多声部」的作品中，卡普钦斯基通过此种写作方式精确地描述出苏联帝国最大的特征乃是「溃散」。那么，中国呢？杜牧在《阿房宫赋》中说：「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温家宝有没有听到历史冷峻的回音？中共内部至今看不到出现一个叶利钦式的人物的可能性。由于优败劣胜的人才选拔方式，政治局的「九个小矮人」当中，不会出现像叶利钦这样的、以超越个人利益得失的气度和胸襟完结共产党体制的卓越人物。温家宝成不了叶利钦，他不敢面对叶利钦的遗产。这既说明温家宝缺乏基本的民主素养和历史眼光，亦说明中共的制度比苏共更为僵化和没有人性。 
4.11莫道人人说影帝，西游演罢是封神
——温家戏班中「跑龙套」演员的「绝妙好词」
温家宝喜欢对外发表一些格言体（古称「馆阁体」）的「警世通言」，如同莎士比亚戏剧中精美绝伦的台词。在听惯了那些如同嚼蜡的官场八股之后，老百姓突然听到温家宝的这类温情脉脉的「人话」，通常会拍案惊奇，进而感激不尽：原来总理大人如此体贴我们，我们能够活在这个太平盛世，真是三生有幸。
于是，上行下效，温家宝政府中的各级官员和御用文人们，全都挖空心思、绞尽脑汁，制造一些可以显示机智和文采来的箴言和警句。由此，从中枢到地方，一场比赛谁最会说漂亮话的「大话秀」便轰轰烈烈地展开了，这算是温家宝内阁最大的特点了吧。
北京的笑脸与云南的阳光
中国的官员们通常是好客的——对自己辖区之外的人不无谦卑有礼，对自己辖区之内的人则飞扬跋扈。中国的官员们通常是精通修辞的——他们比那些直率粗鲁的西方人更有文化，所以能够脸不变色心不跳地指鹿为马、颠倒黑白。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访华，中国外长杨洁篪与之举行记者会。有记者问：「两人在会谈中是否提到人权问题？」杨外长是见过大世面的，这个小儿科的问题难不倒他，他用充满诗情画意的语言回答说：「虽然目前北京气温比较低，但我相信世界上看到笑脸最多的地方是中国。」
当然了，希拉里在北京接触到的大都是官僚、富豪和警察，以及三自会控制的一家教堂里由警察假扮的教友。他们脸上的笑容都是「久经考验」的，都是职业化的。这些好客的中国人，或者腰缠万贯，或者颐指气使，个个都是「高等华人」，他们的生活是快乐的，幸福的，有尊严的，所以他们笑得出来。
而那些脸上没有笑容的人，统统被阻隔在高墙之外。希拉里在北京见到的惟一的脸上没有笑容的人，大概就是揭露艾滋病真相的高耀洁女士吧。年逾八旬的高女士曾长期被河南当局囚禁在家，经由当时还是参议员的希拉里出面斡旋，才达成了访美之行。面对艾滋病泛滥的趋势，高耀洁能不忧心忡忡吗？她的脸上能有笑容吗？
北京的笑脸与云南的阳光相映生辉。云南看守所的一名普通囚徒李荞明，死于一场公安部门宣布的「躲猫猫」的游戏，由此引发了一场云南的形象危机。年仅三十九岁的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承担起了为云南「补妆」的重任。
伍皓是何许人也？是跟王丹同一届的北大高材生，是「六四」屠杀之后不久，受到江泽民两次接见的、重点培养的「接班人」。同学的鲜血早已淡漠，而伍皓的仕途无比顺畅：从新华社记者到最年轻的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一路青云直上。面对媒体对「躲猫猫」事件的密集报道，伍皓果然文采飞扬，给记者发去了一则手机短信，简直就是一首情深意切的诗歌：「今天昆明阳光灿烂，虽有一丝薄雾，但是阳光依然跟往常一样，明媚地照耀着神奇美丽的云岭大地。云南的天空永远是最蔚蓝最清澈的。欢迎媒体朋友们多来云南沐浴阳光。」
可惜的是，「躲猫猫」而死的李荞明，再也不能沐浴到如此美好的阳光了。还有许多跟他一样惨死的以及在底层苦苦挣扎的民众，也无法「分配」到这宝贵的阳光。他们在无边的黑暗中哀号，昆明的春风、丽江的流水，大理的古韵，就在他们身边，却遥不可及。而伍皓部长却可以好客地邀请大家到云南去玩——他邀请记者去云南玩，花的是自己的腰包，还是纳税人的血汗钱？
杨外长引以为自豪的北京的笑脸，伍部长沐浴着的云南的阳光，温家宝在网络上举重若轻的民意秀，以及山西省省长王君在矿难之后大珠小珠落玉盘的眼泪，他们职位有高低，术业有专攻，集合起来则堪称中国大陆版的「四大天王」。
香港演艺圈的某些天王和大哥们喜欢冒充政客，伪装出一副爱国者顶天立地的模样来。比如，成龙大哥便对法国拍卖圆明园的几个破铜烂铁而感到义愤填膺，恨不得施展他那无敌的功夫，到番邦去勇夺镇国之宝。而中国大陆的政客们却喜欢客串演员粉墨登场，他们的演技一个比一个高明，连成龙和梁朝伟等名副其实的影帝亦望尘莫及。戏场如官场，官场亦如戏场。
然而，治国毕竟不是演戏。一场总理领衔的网络问答秀，能够改变当局封网抓人的事实吗？杨洁篪和伍皓的好客，能够让中外人士改变对中国的看法吗？民气壅遏过甚，一旦怨毒之发，必定是「与汝偕亡」的结局。难怪媒体人凌沧州对温总理进言说：与其充当政治影帝，不如开放媒体。（待续）
「盛世出国虎」
一个目不识丁的农民周正龙，居然用粗制滥造的假老虎图片搅动中华。如今周正龙锒铛入狱，大大小小的「挺虎」官员、「十三太保」纷纷落马，陕西官场展开大整风，但尘埃尚未落定，民众依然困惑。
为什么聪明的官员们会犯下如此低级的错误？在央视对相关人等的访谈中，我注意到镇坪县县长吴平的一段精彩谈话：「盛世出国虎，虎啸振国威。如果不是现在太平盛世，就不可能有老虎的出现，它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我觉得是这样。」这名责任仅次于周正龙的当事人，当地的「父母官」，却没有被免去七品芝麻官，没有回家去种红薯，所受处罚仅仅是被「谈话」。对吴平的处理为何如此之轻呢？
七品芝麻官吴平的「盛世出国虎」之说，让习惯于睁着眼睛说瞎话的央视主持人白岩松也感叹说，这个官员太会「讲政治」了。吴平知道「盛世」乃是官方的「主旋律」，便将老虎也拿来为「盛世」服务。虽然老虎是假，但吴平对党的忠心是真，这番话果然保住了他的那顶乌纱帽。
中国共产党一向以「反封建」为标榜，其实它才是一个最「封建迷信」的政党。中共的大小官僚，没有几个是真正的「唯物主义者」，他们大都不忘烧香拜佛、沉迷算命气功。便是「两弹元勋」钱学森，也对「生命科学」和「特异功能」情有独钟。江泽民更是见佛拜佛，见钟敲钟，见庙下马。既然毛泽东时代有「芒果崇拜」，那么胡锦涛时代为什么不能有「老虎崇拜」呢？
在中国古代的正史中，专门设有《符瑞志》一项，记载前代或历代出现的祥瑞。祥瑞又称「符瑞」，被儒学认为是表达天意的自然现象，如彩云、风调雨顺、禾生双穗、地出甘泉、奇禽异兽等等。为当权者服务的儒学大师论证说，这些现象出现是上天对皇帝的行为和政策表达赞成或表彰。
周武王进攻商朝时，据说有白鱼跳到船里，有火焰降到武王房顶后化为鸟。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称帝的时候，据说有五大行星一字排列出现于天上。此后，几乎每一次改朝换代、每一个皇帝即位，都有祥瑞的出现。上有所好，下必从之，地方官员将发现祥瑞当作重要政绩，以之谄媚中央。于是，弄虚作假层出不穷，一个反向循环的情况出现了：越是朝政败坏的时代，祥瑞便越多。有鉴于此，开创贞观之治的一代明君李世民告诫文武百官说，真正的祥瑞是搞好政治，是让百姓有好日子过。他特别发布命令：凡是发现所谓的祥瑞，地方官员都不必向中央政府报告。
可惜，今天中共的统治，不像贞观之治，而近于「苛政猛于虎」的桀纣统治。今天中国的统治者充满了合法性的焦虑，需要制造出各种祥瑞来自我安慰。老虎确实是祥瑞之一。古史云：「云从龙，风从虎。虎，阳兽也。七月而生，七者阳气成。故虎首尾长七尺。虎性威猛，常喻将帅之勇。发于忠义，非激而恕之也。历代以为仁兽。誉为嘉瑞。」古人又说，白虎乃是「君王有德则见，应德而至者也」。以唯物主义者自居的胡温，其信心却要靠「来无影，去无踪」的老虎来支撑。所以，假老虎便在中华大地上横行无忌，炮制假老虎的农民也能够到政府部门去骗吃骗喝。
在此意义上，此次搅乱大半个中华大地的假老虎，与其说是「周（周正龙）老虎」，不如说是「胡（胡锦涛）老虎」或「温（温家宝）老虎」。（待续）

「贪即反贪」
今日之中国，乃是「共产已死，菩萨当立。」大小贪官们虽然都对党章和党旗宣过誓，但共产主义的理想在他们心中早已是明日黄花，随雨打风吹而去。说他们是共产主义者，他们自己都觉得是一种羞辱。大胡子的马克思，是一个他们根本不认识的洋人；挂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头像，更是一个虚有其表的过气的图腾。北京一名腰缠万贯的高干子弟酒后吐真言：「我现在最怕的就是，真正的共产党跑来共我的产。」
那么，中共的大小官僚们究竟相信什么呢？他们很少信仰基督教，因为基督信仰要求他们舍弃权力与金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耶稣走义路。衡量再三，比较舒服的宗教就是佛教了，还可以「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呢。所以，官员们大都声称自己信佛，他们认为菩萨是可以花钱来收买的，正如他们自己操作的买官和卖官一样。于是，各种菩萨便成了各级贪官的守护神。
二零零九年七月二十七日，内蒙古赤峰市原市长徐国元贪污受贿案在包头市中院开审。赤峰市十二个旗县区中有九个是国家级和自治区级贫困旗县，而「父母官」徐国元在六年时间里，疯狂敛财约三千二百万元。
检方指控，徐国元在家中设立佛堂供奉佛像，夫妻俩每天烧香拜佛。即使进了监狱，也每日手捧佛经念诵。徐国元每收到一笔钱，都要先在「佛龛」下面放一段时间。在他隐匿赃物的箱包中，箱包四角也各摆放一捆钞票，中间放置「金佛」或「菩萨」，企求「平安」。
二零零六年，有关部门对徐国元开始初查，他向外转移藏匿现金和贵重物品，把两百余万元现金和珠宝装在一个密码箱里，运至云南省的一座寺院里，放置在寺院住持住处，密码箱的钥匙藏匿在了佛像耳朵里。可惜是，菩萨最终未能庇护贪官。
无独有偶，山西省繁峙县的号称「史上最牛的反贪局长」穆新成被双规之后，民间舆论却对他不乏同情和惋惜：这个身价上亿的贪官在许多人眼中，俨然是一名「大善人」。他不仅资助穷人家的孩子上大学，还斥资数百万修建寺庙。
穆新成的「佛家恩师」常悟声称，穆对佛法有很深的研究，「如果不是误入歧途，穆居士将有大修为。」作为穆新成一手集资修建的古北台寺住持，常悟对穆的犯罪行为是这样理解的：「他快意恩仇、敢说敢做，深信随性自然即佛之大境界，一切皆为矛盾……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戒即是不戒，不戒即是戒，贪即是反贪，是为了抑恶扬善。」
禅语云：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江山代有才人出，这个大和尚的理论水平还真高，居然说得出「贪即是反贪」这样深奥莫测的话来，比起大部分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大学里的哲学教授来强多了。这句话也比所有律师的辩护词都有声有色，穆大局长在法庭上会引用来为自己作无罪辩护吗？会有更多的贪官以之为座右铭吗？这个大和尚真该享受比少林方丈更高的待遇，真该被请进中南海给政治局上一堂佛学课，一定会让胡温诸君豁然开朗的。
「贪就是不贪」、「贪就是反贪」，多么博大精深的禅语啊！在舞台上，配角的好台词，可以被主角拿来为我所用。所以，在日后的讲话中，温家宝完全可以以「舍身饲虎」的释迦牟尼自比，这是何等悲壮的场景啊，感动不了听众，至少也可以感动自己。如此，全党皆贪的共产党也可以找到一条出路了，不必再搞什么自欺欺人的「三讲」和「科学发展观」的教育运动了：「贪就是不贪」、「贪就是反贪」，不正是一张每个腰缠万贯的贪官都梦寐以求的「丹书铁券」吗？（待续）
天价香烟只是「偶尔抽抽」
南京市江宁区房产局局长周久耕的一张在大会上讲话的照片，被网友发现了若干蛛丝马迹：他旁边放的是一包昂贵的「九五至尊」香烟、他手上戴的是一只价值十万元的江诗丹顿手表。很快，关于这名「全国最牛的局长」的其他信息一个接一个地被披露出来：据知情人士透露，周久耕的座驾为一辆凯迪拉克，远远超过了他的级别所对应的公交车标准。
某媒体报道，据曾在江宁区区政府从业数年的公务人员透露，周久耕为人在当地被称为「讲义气」、「人很好」，并且工作能力一直备受推崇，他很可能是未来的副区长。「周久耕一直很受领导器重，本来领导有意提拔他到区领导岗位，就是因为做事不是很低调，所以在延误。这次不知道最后会怎么样了。」
当周久耕成为网络名人、备受网民讨伐的时候，南京市纪委的有关人士不仅不根据此线索展开调查工作，反倒挺身而出为其辩护说，虽然「九五至尊」牌香烟是一千五百元一条的奢侈品，但官员只是「偶尔抽抽」，大家不必大惊小怪。而与周氏同样在江宁区政府工作的官员则表示：「江宁科级以上干部抽这种烟很普遍，没什么好炒作的」。
我们真应该「宽容」这些官员吗？可是，这些官员何曾「宽容」过百姓？一条「九五至尊」香烟的价格，是普通大学毕业生一个月的工资，是北京和上海等经济发达地区每月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五倍，是西部贫困地区农村小学生一年的生活费……在这样的对比面前，哪个老百姓不会感到义愤填膺呢？官员爱抽天价香烟以及对这种圣火方式的「习以为常」，足以显示：中共政权的腐败，已经渗透到了官员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里。
中共的纪检和监察机构重重迭迭，有纪委，有政法委，有检察院，有反贪局。机构不可谓不多，权限不可谓不大，但所有的部门都在一党控制之下，自己监督自己，左手管教右手，其结果只能是敷衍塞责、自欺欺人。如果不是细心的网友从周大局长公开发表的照片上发现其抽天价香烟戴名贵手表的细节，周大局长一定还会青云直上，仕途得意。
而官僚系统对舆论监督的抵制也显示出权力的傲慢。「偶尔抽抽」堪称二零零八年中国官场最牛的语录：如果用本人的工资买此香烟来「偶尔抽抽」，周大局长当然但抽无妨；但是，一条香烟就抽掉了周大局长半个月的工资，他真会如此「大方」吗？他难道不必养家餬口吗？他抽的香烟究竟是不是用他的工资买的，人人心知肚明。轻描淡写的「偶尔抽抽」之说，表明纪委的作用不是反腐倡廉，而是为贪官污吏保驾护航。
官府不反腐，百姓便「自助」。网络时代，每一个网民都是大侦探福尔摩斯，每一个周久耕都是无处逃遁的「落汤鸡」。据报道，尽管当地纪委的官员公开发言包庇周久耕，但丑闻曝光之后，周大局长已经有半个多月没有到单位上班了，他的手机也一直处于关机的状态。周久耕与南京若干房地产商之间的暧昧关系也逐渐浮出水面。网民虽然不能组建「民间法院」，但网络舆论足以摧毁周大局长的区长梦。
果然，不久之后，陆续有消息传来：周久耕被免职了，被双规了，被逮捕了，被判刑了，被送进监狱了。（待续）
「中国的贪腐程度属于中等」
最近有一则新闻报道显示：在一份题为「您认为哪些行为最损害中国的国际形象」的民意调查中，官员的贪污腐败问题连续三年位居榜首，而且今年选择此项的民众高达近六成左右。由此可见，中国民众对官僚腐败的痛恨，已经到了痛心疾首的地步；而民众对中共自身遏制腐败的信心，也已经下降到了基线之下。
近年来，每当一个新闻事件发生之后，就会跟着有所谓的「专家解读」出现。尽管专家们早已是「被御用」，早已在民众心目中声名狼藉，但他们仍然在媒体上高谈阔论，自我感觉良好得很。这不，该调查报告刚一公布，便有一名专家粉墨登场：对于这份民众的投票结果，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说：「我们中国人自古就是『不患寡，患不均』，其实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贪腐程度属于中等，我们自己把它夸大了。因此，官员的贪腐在调查中居于首位。」
「这个专家不是人，天篷元帅下凡尘」，专家真比戏子还卑贱。原来，根据学富五车的金灿荣教授的理解，不是共产党政权太腐败了，而是中国的老百姓太愚昧、太无知了，再加上中国「仇富」的文化传统，这才「夸大」了当前的腐败状况。实际上，中国的腐败只是「中等程度」，大可不必为此忧心忡忡。中国要成为世界上最腐败的国家，还要经过好多年的努力拚搏呢，心急吃不成大胖子的。而且，中国也不能样样都霸占世界第一的位置啊，在别的问题上可以不谦虚，在这个问题上不妨稍稍谦虚一点吧，甘当中游就可以了。
今天，中国的国际形象堪称两百年来最佳的时刻，就连洋鬼子们都从千山万水之外跑来俯首称臣江泽民的传记，难道不是花旗银行的董事挂名撰写的吗？老牌帝国主义英国的外交部长，不是预测未来的世界是「中美共治」的吗？温家宝这个总理能不当得踌躇满志吗？所以，我们要有充分的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不能因为一点点的腐败问题，就妄自菲薄、三省吾身。谁要是再说中国的坏话，中国一不高兴，世界都要为之颤抖；谁要是不相信中国站起来了，看看奥运会和大阅兵，你想不下跪都不行。
说腐败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是那些从来没有出过国的愚民的鼠目寸光的看法，或者是某些别有用心的卖国贼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言论。如果不是腐败，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官僚及其大奶、二奶、三奶，到欧美国家去住别墅、开跑车呢？如果不是腐败，怎么会有大大小小的官员及其子女，到花花世界去以学习考察之名行疯狂购物之实呢？巴黎的老佛爷百货公司，专门配备了懂中文的导购小姐；而洛杉矶的富人区里一条又一条的街道，全都被太子党买下了。如果不是这些客人们让人叹为观止的消费能力，西方的经济早就陷入了大萧条之中。西方人对中国的腐败只有千恩万谢的份儿，他们就连腹诽都不敢呢。所以，腐败只会大大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
温家宝真该将金大教授提拔为国新办发言人。中国所有的老百姓也当谨记金灿荣教授的教导：中国原来并不腐败，只是老百姓的心理素质太差。 
 第五卷

何处不是人肉宴
古久账簿几篇章

 
5.1这些狗贪食，不知饱足
——强烈抗议刘晓波被中共当局判处十一年重刑
二零零九年圣诞节，中共当局悍然宣布判处刘晓波十一年徒刑。虽然我向来「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来揣测中共的邪恶，但中共的暴行再一次让我「出乎意外」。这是对上帝的挑战，这是对人类公义的挑战，这是对所有追求自由与民主的中国公民的挑战，这也是一个垂死挣扎的独裁政权对一个即将诞生的真正「民治、民享、民有」的新中国的挑战。今天，真正站在审判席上的，不是刘晓波，而是自中共最高决策者以下的所有参与制造这一案件的人们，包括北京市公安局的警察、北京市检察院的检察官、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官以及那个以说谎为生的外交部发言人姜瑜等人。从今天起，对他们的审判就已经开始，而且永远不会结束。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在德国慕尼黑，现年八十九岁的纳粹集中营警卫约翰•德扬尤克坐在轮椅上被送到法庭审判。德扬尤克被控在纳粹的一个死亡营里当警卫期间，参与用毒气谋杀了两万多名犹太人。这场审判虽然迟到了六十四年，却仍然将正义带到了人间。你们这些今天审判刘晓波的恶人，对你们的审判不会延迟这么长的时间。
「崇祯并发症」和「齐奥塞斯库并发症」
你们对权力如此贪婪，如同恶狗贪食，不知饱足。你们以为任何一个批评你们的人，都是觊觎你们的权力，你们不相信这个世界上真有人视权力如粪土，如同刘晓波那样有高贵的心。你们以为将刘晓波关押起来你们就安全了，你们以为把先知下到狱中你们就胜利了。当你们以不义为冠冕的时候，当你们将义人像尘土一样踩在脚下的时候，你们以为整个中国的十三亿人都会假装这一切没有发生吗？是的，六十二年前，你们曾经将五十万说真话的知识分子打成「右派」，送进劳改营，让秦始皇焚书坑儒的伟绩相形见绌，今天再将一个说真话的知识分子送进监狱又算得了什么呢？是的，你们确实武装到了牙齿，二十年前你们杀过人，二十年后你们照样可以杀人，你们认为用杀人来换取稳定是一笔很划算的买卖。是的，世上的权势与荣华都属于你们，你们可以用大笔的金钱来收买某些人变质的良心，但你们真的以为金钱可以买到「万岁」和「不朽」吗？不，你们已经病入膏肓，你们的灭亡就在眼前，就在五步之外。
难道你们忘记了吗：在三百六十五年前的中国，君临天下的崇祯皇帝曾经拥有那么多的锦衣卫；在二十年前的罗马尼亚，党国魁首齐奥塞斯库曾经拥有那么多的秘密警察。他们以为他们的权力稳如泰山、固若金汤，但他们的灭亡却如同山崩海啸一样迅速降临，他们连「后事」都还来不及安排。锦衣卫横行霸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却更加速了崇祯皇帝的灭亡。当北京的城门全然洞开的时候，那些誓言「肝脑涂地」的锦衣卫们都像蚂蚁一样散去了。当崇祯皇帝孤零零地一个人在歪脖子树上吊死的时候，可曾后悔过对那些奴才的无限信任？同样，秘密警察遍布全国，为所欲为、无法无天，却更加速了齐奥塞斯库的垮台。当群众冲进布加勒斯特中央党部大厦的时候，昔日如臂使指的秘密警察们都像乌鸦一样飞走了。当齐奥塞斯库夫妇靠在墙边哭泣着被处决的时候，可曾后悔过对那些「黑乌鸦」的绝对依赖？可惜，「刘项从来不读书」，胡温同样如此，否则他们早就「资治通鉴」了。
今天，「崇祯并发症」和「齐奥塞斯库并发症」同时在号称「大国崛起」的中国发作。你们似乎很自信，但你们的自信是干坏事的自信；你们似乎很强大，但你们的强大早已外强中干。你们企图将刘晓波等追求公义的中国人当作与西方讨论人权问题时的人质，企图通过这一审判对公民社会产生杀鸡儆猴的高压态势，企图批量生产出一批「爱国爱党」的余秋雨、孙东东来点缀「盛世」。你们的这个阴谋会得逞吗？我被一群恶狗堵在家中，不能去法院声援刘晓波，但我在网络上看到了从各个论坛到法院外面到处都飘扬的黄丝带，看到了从白发苍苍的老人到稚气未脱的大学生都赶去表达对刘晓波的支持。毫无疑问，真正爱刘晓波的人比爱胡锦涛的人多，真正跟刘晓波站在一起的人比跟胡锦涛站在一起的人多。胡锦涛、温家宝，你们这些手握大权的人，才是「中国的克格勃制度」的可怜的人质：那些炮制刘晓波案件的走狗们，为了从你们那里获得一点狗食而到处咬人，表面上在忠心耿耿地帮助你们维持稳定，实际上却在为你们挖掘一个看不到底的陷阱。当你们跌落进去的时候，还想爬出来的那一天吗？你们的命运会比崇祯和齐奥塞斯库好多少呢？
是的，走狗固然可恶，信任和纵容走狗的主人更加可恶。动物庄园的统治者们，你们弹冠相庆吧，你们举办盛宴吧，你们瓜分赃物吧。但是，如果你们以为这样做便可以打倒刘晓波和他的朋友们，便可以羞辱圣诞节这个象征着和平与公义的日子，那么，你们就错了，而且错得一塌糊涂。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不为之付出代价的罪恶，你们的丧钟在你们第一次作恶的时候便已经响起。在这个普天之下都在纪念耶稣诞生的日子里，尽管撒旦仍然没有停止干坏事，但上帝的话已经临到了这个恶贯满盈的国度：「因你们的手被血沾染，你们的指头被罪孽沾染，你们的嘴唇说谎言，你们的舌头出恶语。无一人按公义告状，无一人凭诚实辩白，都倚靠虚妄，说谎言。所怀的是毒害，所生的是罪孽。」你们硬着脖子与上帝为敌，还能猖狂到几时呢？（待续）
「平庸之恶」与人的「非人化」
践踏公义的独裁制度能够得以持续，首先靠的就是将人变成「非人」。北京市公安局那些搜集刘晓波罪证的警官们，北京市检察院的检察官们，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官们，就是此类「非人」的典型，用对极权主义的起源有着最为精深的研究的阿伦特的话来说，这就是「平庸之恶」。也许，你们在自己家中扮演着好丈夫、好儿子、好父亲的角色，但当你们将别人的好丈夫、好儿子、好父亲送进监狱的时候，却丝毫没有良心上的障碍。就好像那些刚刚枪杀了集中营中的犹太人的纳粹军官，回到家中立即温柔地教自己的孩子弹钢琴一样。你们说，这是例行公事。
此时此刻，我在猜想：这些人拥有一颗怎样的心灵呢？捷克不同政见者米兰•塞姆卡在《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描述的一名法官，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在处于「正常化」的特定历史时期的捷克，需要大量法官以国家公务员的身份来监督统治系统的法律法规遵守情况，以便使大规模的镇压活动能够在严格的要求下得以顺利进行。塞姆卡描述了他的一位作家朋友拉第斯拉夫被判决的过程，「真正引起我兴趣的，是审判法官」。关于这个法官，他写道：「从我第一眼见到他，我就从他的脸上读到他对自己工作的失望。从他的脑海中不会掠过哪怕一丝关于『公平』的概念。」在这场龌龊的审判之后，所有参与审判工作的工作人员都按时下班回家了。塞姆卡接下来讲述说：「法官自言自语道，繁忙的一天终于结束了。他在晚饭时将会有很好的胃口，这只是非常普通的一天，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于是，所谓的公平公正就这样随着法律在人类意义上的空虚不复存在了，法国学者亚历山德拉•莱涅尔－拉瓦斯汀在《欧洲精神》一书中如此评论说：「法律的代表者们只满足于完成『分内的工作』而已，没有人会烦心去思考那些侵入他们良知的东西。司法，在这样的情况下，已经完全变成了例行公事。」
如今，这些共产党的「公务员」们，已经没有了对主义的忠贞，而只剩下对饭碗的持守。这些审判刘晓波的法官（让我们记住这几个人的名字：审判长贾连春、代理审判员郑文伟、翟长玺）以及像操纵傀儡戏一样操纵他们的幕后人物，何尝不都是如此呢？他们虽然活着，虽然拥有宝马香车，但早已是行尸走肉，做陷害人的事情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他们身上散发出阴沟里的气味，走到哪里都会被认出来。衣冠楚楚的外交部发言人姜瑜在外交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刘晓波是中国公民，中国的法律机构正按照中国法律独立完成审理，因此这完全是中国内部的事情。」将她的这句话翻译成动物庄园的语言，意思就是：这是我们动物庄园的内部事务，动物庄园外的人是无权过问的。而动物庄园里的成员之所以被奴役，仅仅是因为他们出生在一个错误的时代和一个错误的地方。姜瑜这个笑里藏刀的女人，看上去越来越像自称「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的江青了。不，蒋瑜比江青还不如：江青最后毕竟为自己的信仰自杀了；而姜瑜纯粹是一只变色龙，到了中共垮台的那一天，她肯定会最先站出来宣称从此开始「说真话」。
这种「平庸之恶」是不能被「宽容」的。在审判刘晓波的这几天里，那个将我堵在家中、非法限制我人身自由的朝阳区国保支队的姓王的警察对我说，你不要写那些太尖锐的文章了，不妨写写那个批评《蜗居》、却被网友人肉搜索出原来是个贪官的广电局的官员，这些反腐败题材都很好啊。我还不知道有这样的新闻，回头在网上一查，原来，在十二月九日召开的中国广播电视协会电视制片委员会年度大会上，广电总局电视剧管理司司长李京盛点名批评《蜗居》的「价值导向错误」，「有很大的负面社会影响，靠性，靠荤段子，靠官场腐败，靠炒作来吸引眼球」。此番言论，随即引发网友的「炮轰」，有网友说：「可以允许类似三级片的野广告，祸害人民的假药、假货充斥屏幕，却不允许一个反映百姓疾苦的电视剧播出，这是典型官僚作风。」还有网友说：「这完全是广电总局的『掩耳盗铃』，人人皆知的社会现实，你再怎么掩饰又有什么用?」有网友发起人肉搜索，发现李京盛手上的名表价值不菲，还曝光他有「两套豪宅」，「房子是一九九二年购置的高档别墅丽京花园的房子，这片号称北京首家高档涉外的别墅区，不是一般老百姓所能够接受的」，「他近来又砸重金再购入一栋别墅，该豪宅的面积为二百八十平方米」。正是刘晓波揭露的一党独裁的政治制度，才催生了无数李京盛这样的恶狗，这种恶与刘晓波案件中的法官、检察官和警察一样，都是「平庸之恶」。谢谢那个政治警察提醒了我：我们要用同样的方式去「人肉搜索」那些构陷刘晓波的警察、检察官、法官以及姜瑜之流的帮凶，将他们的一切都「晒」到网上，让他们知道作恶者必付出加倍的代价。（待续）
上帝让我们做「好撒玛利亚人」
践踏公义的独裁制度之所以能够得以持续，其次靠的就是让大多数人在面对不义的时候充当「沉默的大多数」和「袖手旁观的大多数」。对于人性的幽暗，刘晓波早已有深刻的洞察，他曾经对我说过，在「破局」的那一天到来之前，绝大多数人宁愿充当人肉宴席上的宾客，最多就是做洁身自好的旁观者，很少有人愿意付出沉重的代价去掀掉这如流水般的吃人的宴席。而到了墙摇摇欲坠的那一天，「墙倒众人推」的场面就会马上出现，人人都将争先恐后地表白说他们为推倒这垛墙作出过多少贡献。正是沉默、冷漠、怯懦和绝望，使得公义长期缺席，华盛顿公义协会主席、人权律师侯嘉理（Gary A. Haugen）在《公义在望》一书中指出：「施暴者晓得自己永远都没有足够的力量和谎言去抵挡全人类能够集结起来对付他们的力量、真理和勇气，因此他们依赖——完全依赖——绝望引致的坐视不动。」通常情况下，人们往往高估邪恶的力量，不愿对最先挑战邪恶的那个人施以援手。白艾蒙对人类历史有如此描述：「邪恶胜利全赖好人袖手旁观。」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波尔布特、金正日……这些魔头之所以敢为所欲为、杀人如麻，如今对刘晓波的审判之所以变成「事实」，全部的秘密正在于此。
那么，我们何为？我们如何摆脱「非人」的状态，如何走出「袖手旁观」的「中立」？作为基督徒，上帝派遣我们来到这个不完美甚至充满不公义的世界，不是让我们消极地等待他的救恩，不是让我们仅仅躲在四面墙壁的教堂中赞美和歌唱，不是让我们虚伪地对那些穷乏的、苦痛的人说，「你们走吧，我们为你们祷告」。上帝让我们做那个「好撒玛利亚人」，上帝让我们做对抗黑暗的行动者，上帝让我们与每一个追求公义的人站在一起，上帝让我们分担和体验十字架上的耶稣的苦痛。作为基督徒和神学家的侯嘉理敏锐地指出：「没有什么比邪恶一派更会挑战我们的信心和盼望；而没有甚么比神那具权威和神圣的话语更能抵挡邪恶的轻蔑。」当他介入调查卢旺达屠杀，发掘出万人坑，被此人间惨剧震撼的时候，仍然坚信以下四个真理：第一，神爱公义，同时恨恶不公义。第二，神怜悯因不公义而受苦的人——无论他来自世界上哪个角落，没有差别和喜好之分。第三，神审判并将施行欺压暴行的人定罪。第四，神积极营救不公义之下的受难者。这四个真理让侯嘉理在这个充满威胁和欺骗的世界中心仍然存盼望，也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即便处在遮天蔽日的黑暗之中也对光明的来临充满信心。
作为一名基督徒，无论现实如何阴霾深深，我永远都不会绝望。这一次，上帝没有垂听我的祷告，没有让刘晓波立即获得自由，没有让公义在此时此刻立即得以声张；但我并不认为上帝对我们掩面不顾，上帝有他自己的计划和安排，只是我们现在还不能明白。也许，刘晓波是上帝看重的那块百炼成金的屋角石，在这条少数人所走的光荣荆棘路上，他比我们其他人都走得更远。上帝让他在这个时代成为一坐标杆。如C.S刘易斯所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危机四伏的「敌占区」，但我们不会没有盼望，也不会放弃抵抗。在刘晓波被中共当局判处十一年的重刑之前，我已经连续做了几个晚上的恶梦，梦见这位良师益友被锁链紧紧缠绕而动弹不得；今天，当这个邪恶的判决像一记重拳一样打得我想呕吐的时候，侯嘉理所坚信的、从圣经而来的四个真理，让我得到了莫大的安慰。是的，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遭到那恶狗无情的撕咬，即便我们无力躲避而被咬得血肉模糊，但仍能坚信：我们跟这些恶狗不一样，我们身上有上帝的形象与尊荣，我们永存对公义和爱的盼望。耶稣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与之对应，我亦深信：那逼迫义人的人有祸了，因为他必跌入地狱。此时此刻，愿神的话语安慰刘晓波和他的妻子刘霞：「因为耶和华是公义的，他喜爱公义，正直人必得见他的面。」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一个愤怒、哀伤、祷告和盼望的圣诞节 
5.2不是胡温审判刘晓波，而是刘晓波审判胡温
刘晓波先生被中共当局重判十一年，为「六四」以来二十年间最为恶劣的一起因言治罪的案件。当年，作为天安门广场的四君子之一，刘晓波先生是八九民运后期的灵魂人物，虽为此承担了牢狱之灾，但也没有被判处如此重刑。这一判决是由政治家的九个小矮人共同作出的「集体决定」，但它不会奠定胡温式的稳定的基石，反倒敲响了胡温虚假民主的丧钟。胡温政权刑罚之酷烈、手段之卑劣、谎言之无耻，有甚于邓小平与江泽民，而直追阴魂不散的毛泽东。至此，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有限的政治体制改革已经荡然无存，即便是邓小平在最后的岁月里以及继承其衣钵的江泽民所执行的某些怀柔政策，胡温也都统统弃而不用，其狰狞之面目暴露无遗。今天，胡温敢于公开回答艾晓明女士的追问吗：「刘晓波要活活等过四千零二十一天才能回家；难道今天的现实比《天方夜谭》更魔幻吗？那个混世魔王苏丹被山鲁佐德的故事讲得心回意转，却也不过一千零一夜，难道听刘晓波故事的圣上，比一千年前的苏丹更愚钝？」
审判胡锦涛的日子，北京变成大监狱
刘晓波案从开庭到审判的三天之间，全国各地的政治警察们倾巢出动，昼夜执勤。受到其骚扰的独立知识分子和维权人士达数百名之多，这年头不会有人像梁山好汉那样「劫狱」，他们为何还如此害怕大家去法院外边声援刘晓波呢？此次秘密警察行动之规模，创下了中共建政以来政治审判案件中的最高记录。好像不是刘晓波在受审，而是胡锦涛在受审。相比于海外媒体一致严厉声讨中共当局玩弄司法、侵犯人权的恶行，中国国内没有任何一家媒体报道此案，哪怕是只言词组也找不到。邓小平时代审判魏京生等政治犯，中共的喉舌上作过不少的报道，表明在那个时代中共还有垄断意识形态并对民众实现洗脑的信心，有将政治犯搞臭、搞垮的信心。而在今天，胡温连邓小平的百分之一的自负都没有了，不仅没有让民众相信其「科学发展观」的信心，而且连在喉舌上连篇累牍地批判刘晓波的信心都没有了。他们根本不敢让老百姓知道有这样一个案件，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一旦老百姓作出自己的判断，那判断一定不会「跟中央保持一致」。于是，他们对信息进行严密封锁，对批评意见不闻不答，一副「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模样。确实，不是胡锦涛将刘晓波送上审判席，而是刘晓波将胡锦涛送上审判席，就如同当年哈维尔将胡萨克送上审判席、曼德拉将博塔送上审判席一样。
我轻蔑地对那个前来找我谈话的国保便衣说：「这不是你们在审判别人吗，你们为什么还怕成这样？」当然，真正感到害怕的并不不是这些可怜又可耻的警察。这些拿着纳税人的钱却侵犯纳税人的基本人权的警察，以一副颇有苦衷的表情对我说：「我们不是你的敌人，我们这样做只是为了保住饭碗而已。」这是他们麻醉自己的良心的唯一办法，他们既是加害者，同时也是受害者。但是，他们的这一恐吓策略能够奏效吗？这些天来，事实证明战胜恐惧的民众越来越多：真正感到害怕的更不是刘晓波和他的朋友们，刘晓波的母校吉林大学的大学生在黑板上写下了支持学长的文字，香港的几十名年轻人奔赴深圳关口「投案自首」，人们用推特等新的网络传播手段表达抗议……这个案件没有像当局设想的那样被冰冻起来，而是继续发酵，甚至成为对千千万万中国公民的一堂宪政启蒙课程。所以，每多一个人听到刘晓波的消息，每多一个人听到零八宪章的消息，那些窃居中南海的高官显贵们便会心惊胆战、寝食难安。如果胡温念兹在兹的稳定，必须依靠将刘晓波关进监狱，那么这种稳定是何等脆弱！胡温将稳定当作一道紧箍咒，套在全体国民的头上，也套在自己的头上。从某种程度上说，胡温自己已经被稳定所异化了。
胡温为何如此心虚？为了保持所谓的稳定局面，为了保持他们自己永远是「先富起来的人」的格局，以胡温为代表的掌权者们不惜干任何坏事。他们逼迫拆迁户自焚，他们将小贩打死在街头，他们把不愿同流合污、手染鲜血的赵紫阳幽禁至死，他们的宝马车撞死路人以后悠然逃逸，他们捏造出处女卖淫的荒唐案件，他们无视法律的尊严抓捕人权律师，他们将上访的结石宝宝的家长抓进监狱……在这个「和谐社会」里，是极少数的特权阶层与所有人为敌；在这个「大国崛起」的时代，空荡荡的「大国」中却只有一群「寡民」。从六四开枪杀人之后，中共当权者对武力的迷恋成了一种惯性思维。民间的反抗愈演愈烈，当局的镇压也愈演愈烈。英国作家切斯特顿在回答一家报纸的命题征文「你认为这个社会的问题出在哪里？」的时候，他的回答只有一个字：「我。」今天，中南海中的衮衮诸公，有没有勇气承认自己才是不稳定的源头呢？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的政治秘书鲍彤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颠覆国家政权的不是刘晓波，而是胡温当局。所以，今天不是胡温在审判刘晓波，乃是刘晓波在审判胡温。（待续）
刘晓波是在「为我国民争回一人格」
刘晓波的所作所为，不仅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而是如蔡锷当年所说的那样「为我国民争回一人格」。蔡锷怒发冲冠起兵云南，不是为了红颜，更不是为了权位，而是为了「为我国民争回一人格」；刘晓波持续二十年以健笔批判当权者，不是为了个人的名声，亦无任何的权力欲望，也是为了「为我国民争回一人格」。从梁启超、蔡锷、胡适、殷海光到刘晓波……这是一个不甘为奴的伟大的中国人的谱系，他们是中国人被专制独裁所摧残数千年之后仍然有起死回生的希望所在。当年，企图称帝的袁世凯败亡之后，梁启超撰文剖析其留下的种种隐毒说：「我四万万人之人格，至今日已被袁世凯蹂躏而无复余，袁氏自身，原不知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何在，以为一切人类通性，惟见白刃则战栗，见黄金则膜拜，吾挟二物以临天下，夫何其不得者。」梁氏以如炬之目光，透视袁氏篡权的秘密：「日日以黄金诱人于前，而以白刃胁人于后，务使硬制软化一国之人以为奴隶。……袁氏窥破人类公共之弱点，乃专务发达此弱点以资利用。其有能自制其弱点而不甘受彼利用者，则必设法屠杀之驱逐之，窘蹇之，使其不能自存。」其结果，先是摧毁知识阶层的独立性和批判精神，使得文化精英趋炎附势、追名逐利：「我国士大夫之道德，实已一落千丈，其良心之麻木者，十人而七八，此无庸为讳者也。」继而让全体国民对动物庄园里的生活甘之如饴，甚至「尽丧失其为人类之价值」。
袁世凯之隐毒，比之共产党党魁毛、邓、江、胡之隐毒，乃是小巫见大巫。袁世凯运用的「白刃」与「黄金」，也就是「大棒」与「胡萝卜」，在中共掌权者那里，更是无比娴熟，「两手抓两手硬」。故而今日中国人之奴性，比之民国初年，又要根深蒂固若干倍。刘晓波所面对的民族精神的沉沦，也就比之蔡锷和梁启超那个时代深重若干倍。刘晓波正是梁启超所说的那种既不怕白刃，也不爱黄金的人，二十年来，中共几度抓捕之，却未能摧毁其意志、改变其信念。可以说，「六四」屠杀之后二十年以来，刘晓波从未享受过一天真正的自由，那些监视和跟踪他的秘密警察如影随形，「事事关心」。然而，就是在这样的境遇之下，在中国九千六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在十三亿人当中，刘晓波是那个灵魂最自由、最高贵的人。他在《未来自由中国在民间》一书中，发出了掷地有声的宣言：「人，生而自由、平等。导致普遍的奴役和不平等的，决不是因为统治者过于强大或过于英明，而是因为被统治者们的跪下。难道三叩九跪的皇权时代已经废除了一百多年的今天，国人还自我作践、找出种种理由为自己的跪姿辩护？仅仅是小康的恩惠和允许富人入党的开恩，难道就使国人只会以下跪叩谢来显示独裁者的高大和恩典吗？！……自由中国的出现，与其寄希望于统治者的『新政』，远不如寄希望于民间『新力量』的不断扩张，民间尊严在观念上和法律上得以确立之日，就是国人的人权得到制度性保障之时。」那一天并不遥远，刘晓波终将归来，并如他的妻子刘霞画笔之下的鲜花一般绽放。 
5.3胡耀邦对待魏京生与温家宝对待刘晓波之差别
温家宝的那篇回忆胡耀邦的文章发表之后，诸多海外中文媒体纷纷对其作「过度阐释」，某些对中国国情一知半解的「中国问题专家」也口吐莲花，似乎这就是胡温要在任内最后两年开启政治体制改革的信号。我对这些言论不禁哑然失笑。如果一个人说了三五次慌都没有被识破，说明这个人说谎的能力颇高；但如果一个人一辈子都在说谎，却还有人当他是在说真话，这就跟说谎者的本领无关，这就是听众的信息接收和判断系统出了问题。
温家宝从来不是政治局中的「异议分子」
《南方周末》评论员郭光东在《温家宝忆胡耀邦文的不凡之处》一文中再三强调温家宝文章的「个人名义」，并说：「在领导人公开发表的文章中，这样的文字、文风是相当罕见的。如果领导人能够不再限于用公文、报告的语调发布政见，而是多用一些《再回兴义忆耀邦》这样的人性文字，相信能为政坛带来一股活泼的新风。」我真疑心这位作者从来没有在中国生活过，彷佛是刚刚从月球空降中国一般。在中共极其严格的宣传机制之下，高官们在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哪里有什么「个人名义」？个人永远服从于组织，即便是贵为总理的温家宝发表署名文章，也必定经过政治局常委会讨论通过，是一种集体意图的表达。
那么，中共政治局为什么允许温家宝发出「不同的声音」来呢？为什么其他常委都不发表此类署名文章，偏偏由温家宝出面呢？为什么胡锦涛要将这样收买民心的「好处」让给温家宝呢？在我看来，这不是温家宝具备了敢于充当一名政治局中的「异议分子」的勇气，而是最高领袖胡锦涛和政治局集体的精心安排。在政治局的九个小矮人中，需要选出一个人来扮演人民的慈母的角色，以维系民众对这个政权最后的希望，而温家宝的位置和性情都最适宜扮演这个角色。与之相比，作为最高领袖的胡锦涛需要躲在幕后，保持喜怒不形于色的神秘性。在此意义上，温家宝丝毫不比其他八个人心地善良、人品高贵和政见开明。如果温家宝真的跟其他八个人存在严重分歧，他哪里可能安稳地度过这么长的任期，更不必说以「三代老臣」的身份熬成首辅了。温家宝服务过的两届总书记先后中箭落马，他这个大内总管却安如盘石，难道还不能说明此人在权术和自保上有过人之处吗？
胡温当政以来，比起江泽民时代来，官场之腐败如同脱缰野马，贫富悬殊在全球名列前茅，新闻控制和文化封锁造成万马齐喑，「国进民退」的经济政策逆时代潮流，铁腕「维稳」更是草菅人命。就政权之劣质化而言，胡温远远超过江朱。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停滞不前，不是如同某些善于为胡温开脱责任的海外人士猜测的那样，是早已退休的江泽民的制约；相反，乃是胡温在意识形态上本来就比江朱更加僵化，胡温时代既得利益集团的纠缠也更为牢固。以温家宝为例，他自己装模作样地穿一双修修补补的破鞋，而他的妻儿均富可敌国，这两个自相矛盾的镜像，该相信哪个呢？显然，温家宝不是体制的牺牲品或异议者，而就是体制的代言人与吉祥物。如果连这个事实都认识不清，如果继续对温家宝过于夸张的话剧表演激情欢呼，那就比之《动物庄园》中的「奴在心者」的动物都不如了。
温家宝在文章中用诸多细节表明他对胡耀邦如何有情有义，即便胡耀邦下台之后，他仍然常常去门前冷落的胡宅问寒问暖。因此，《南方周末》的评论文章说：「从温家宝对待胡耀邦的态度上，我们依稀看到古风犹存，中国人士人风范还在。」其实，所谓「中国人士人风范」，根本就是作者一厢情愿想象出来的。中国从来就没有什么「士人风范」，即便有，也保存在民间，而非朝堂。在尔虞我诈的官场上，从来都是「人一走，茶就凉」，哪里有一丝人性的温情呢？温家宝之所以去探望胡耀邦，与他此次发表纪念胡耀邦的文章一样，与他当年陪同赵紫阳去天安门广场一样，不是由他的「个人意志」所决定的，乃是得到「核心」的批准甚至根本就是「核心」所授意的。否则，温家宝与胡耀邦接触的时间并没有赵紫阳多，照理说，他与赵紫阳的关系更为亲密。那么，他去探访胡耀邦，为什么不去探访赵紫阳呢？赵紫阳被幽禁致死的遭遇，他就一点责任都没有吗？赵紫阳去世的时候，即便他人不能到场，但连一个花圈都不送，这难道就符合中国的「古风」吗？
可见，温家宝清楚地知道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做；做什么事情会给自己带来负面影响，做什么事情会给自己带来正面影响。胡耀邦是可以去探望的，还可以刺探些消息来向邓小平汇报；而赵紫阳是不可以去探望的，如果去了，就是与「敌人」和「叛徒」划不清界限，就是立场不坚定，就不是「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战士」。所以，温家宝的这篇回忆胡耀邦的文章什么也说明不了，背后也没有什么高深莫测的「玄机」。
胡耀邦违背邓小平命令，改善魏京生在狱中的待遇
温家宝常说，对一个人要“听其言、观其行”，殊不知，这句话用在他本人的身上更加合适。如果对温家宝“听其言、观其行”，我们会发现，温家宝与胡耀邦根本就不是一类人——从胡耀邦对待魏京生和温家宝对待刘晓波的态度上，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1979年，西单民主墙事件发生，魏京生被捕之后，胡耀邦虽然未能阻止来自邓小平的命令，但他仍然在诸多公开场合表达不同意见。他在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说：“我始终支持任何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希望大家都在宪法的保障下享有最大的自由。尽管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以及在这次人大会议上，不少同志点名也好不点名也好，批评我背着中央，支持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所谓民主化运动，助长无政府主义，但我仍要保留我自己的看法。”他还说“我奉劝同志们不要抓人来斗，更不要抓人来关。敢于大胆提出这些问题的人，恐怕也不在乎坐牢。魏京生抓了3个多月，至今没有作过检讨。听说他还在绝食。他一死就会在群众中成为烈士，是人们心中的烈士。”这些话放在今天仍然掷地有声。温家宝引用了胡耀邦的很多言论，为什么偏偏不引用这些言论呢？当温家宝政府抓捕刘晓波并判处重刑的时候，他有没有意识到自己正是胡耀邦所批评的对象？
最近，魏京生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承认，是胡耀邦救了他一命。1984年，魏京生被公安医院确诊患有冠心病，邓小平亲自下令，将他送往青海高原，并且规定了极为恶劣的生活待遇，不给治病、不给电视报纸、不给改善伙食。连警察们都看出来，这是把人往死里整的措施。次年胡耀邦访问西藏、青海，专门抽出时间找司法系统的干部开会，听取了有关几个政治犯的情况汇报，并指示说：魏京生等政治犯患有疾病，目前的形势不能保外就医；但是也不能按照普通犯人的待遇。按照革命的人道主义原则，应给与普通职工的医疗待遇，并且改善生活条件，达到普通居民的标准。对此，魏京生深怀感激之情说：“在那关键的几年中，胡耀邦确实救了我一命。由此我也相信有关胡耀邦的传闻是真实的。他的确是共产党内的异议人士；是一个存有善良之心的、敢于改正错误的好人。”
在魏京生一案上，当年的胡耀邦敢于发表与太上皇邓小平不一样的意见，还作出切实的措施和指令，改善了魏京生狱中的生活条件，从而救了魏京生一命。要知道，那时邓小平的地位是一言九鼎，对魏京生恨不得除之而后快，胡耀邦这样做是要付出极大的风险的。而这才是一个有良知的政治家为了公平正义而置个人权位于度外的壮举。
温家宝参与重判刘晓波，带头践踏法治与人权
与胡耀邦对魏京生的宽厚态度相比，温家宝在刘晓波一案做过些什么呢？将刘晓波这样一位为中国人的自由和尊严而奋斗的先知式的知识分子关进黑牢，温家宝是参与者之一。面对这起发生在其任内的最恶劣的因言治罪的人权案件，温家宝既没有公开发表过不同意见，也没有暗地里采取任何措施来修正之。可以想象，在政治局会议讨论刘晓波案件的时候，如果温家宝对此案发表强烈的反对意见，至少可以让刘晓波获刑的时间减少一大半，至少可以以此挽回一点中国人权状况恶化的恶劣的国际形象。但从刘晓波获刑之重超过大部分人的预料的结果来看，温家宝并未这样做过。
迄今为止，对刘晓波的终审判决已经过去了3个多月，照例他应当早被分发到监狱中服刑。但是，奇怪的是，他仍然被羁押在北京市看守所。这段时间，不仅他的亲人不能去探视，连律师的例行探视也被取消。他的妻子托国保送进去的书籍，居然遭到“有关部门”的无理扣押。对于一个喜欢读书的知识分子来说，不让其读书就是最大的折磨了，显然这是当局有意为之。40年前，曼德拉在南非种族隔离政权的监狱中都可以读书；40年后，刘晓波在中共的监狱中却连读书的权利都被剥夺了。刘晓波所遭遇这些恶劣的待遇，温家宝真的一无所知吗？或者他知道了却无能为力？
胡耀邦受制于中共僵硬的制度，未能成功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最后“出师未捷身先死”，我对他充满了敬重与同情；而温家宝根本就是专制制度的“二把刀”，企图利用胡耀邦的名望来为自己和自己所代表的政治局涂脂抹粉，我对此种虚伪而矫情的文字充满了厌恶。胡耀邦让人尊敬，不仅仅是他的亲民和简朴，更是因为他对异议者的宽容，以及对公民基本权利和现代民主制度的认同。温家宝东施效颦地去学习胡耀邦的皮毛，却拒绝跟从当年胡耀邦的精神取向，可谓买椟还珠也。《南方人物周刊》评论员何三畏在《纪念政治人物离不开政治的意义》一文中道破了事实真相：“这些千百年来每一个亲民勤政和体察民情的政治家一直惯用的工作方法，就是现代政治的精髓，是当今中国最需要的政治策略吗？中国政治家真正需要突破的，是下层官员的‘安排’，而不是自下而上一级一级地筑起政治的合法性，建立持续稳定的制度保障。”所以，温家宝释放对民众的善意的最好方法，不是撰文纪念胡耀邦，而是立即释放刘晓波。我坚信，中国人民的尊严，是靠无数像刘晓波这样的普通民众以牺牲自己的自由来争取到的，而不是靠温家宝空洞而虚幻的许诺与赏赐。
 
5.4既然缅怀杜重远，便当释放刘晓波
——寄语叶公好龙的温家宝
统战与组织（人事）、宣传被视为中共夺取政权和维持政权的「大大法宝」。自周恩来以下，统战便是总理的份内之事。温家宝自然也不例外，除了对巴金、季羡林、钱学森等「国宝级」的学者礼贤下士、嘘寒问暖之外，对那些「民主人士」以及历史上支持过中共的名人的纪念、缅怀以及对其后人的关怀，亦是需要一一关照的。二零零六年，民国时代著名在左派社会活动家杜重远的故居在上海修复开幕，温家宝特别作出批示：「我向杜重远先生致敬，让他的两个女儿杜毅、杜颖健康起来。」后来，温家宝专门给杜重远的后人写了一封信。于是，这封信又成了温家宝的一则可圈可点的「佳话」。
温家宝缅怀杜重远是支持言论自由吗？
就温家宝缅怀杜重远一事，《亚洲周刊》记者江迅写了一篇长文渲染之。文章首次引用了温家宝给杜重远后人的一封信，全文如下：

杜毅、杜颖女士：
惠书、近照、诗作均已收到，以前几信及令堂大人《清明雨》也都收读，十分高兴。我因事忙，迟至今日作覆，尚乞原谅。重远先生上海故居已经开放，可供人们缅怀先生为国献身的精神和光明磊落的品格，实为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凡是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舍家忘我，苦斗不屈，勇于牺牲的人，国家和人民永远会铭记不忘的。重远先生、御之女士的英灵应得以慰籍。
你俩清恙有起色否？甚以为念。处此情况，只有姐妹俩能相互理解和照顾。愿你们保重身体，多做一些对国家和人民有益的事情。
专此奉覆，顺祝康吉。
温家宝
二零零七年五月七日

温家宝不是第一个赞誉杜重远的中共总理。早在中共夺取政权之前，周恩来便与杜重远交往甚密。杜重远作为民国时代相当左倾的实业家和新闻活动家，深受马列主义思想的影响，为周恩来之魅力所吸引。而温家宝的前任朱镕基也将杜重远称赞为「最热忱的爱国者」、「知识分子典范」。
那么，杜重远是如何爱国的呢？本来他是一位事业有成的实业家，在东北亦深受张学良之器重，但在日本侵华的情势之下，他舍弃实业而投身舆论界，为抗日事业鼓与呼。一九三二年春，杜重远与李公朴、胡愈之等发起筹办《生活日报》。一九三三年，又创办《新生》周刊，自任总编辑和总发行人。一九三五年五月，由于《新生》周刊刊登《闲话皇帝》一文，日本帝国主义借机挑衅，国民党当局勒令《新生》停刊。
杜重远挺身而出对抗国民党当局钳制言论自由的行径。同年七月九日，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开庭审理此案。法官只问了几句话，便退入内室「集议量刑」，仅隔片刻便以「散布文字共同诽谤」的罪名判处杜重远有期徒刑一年两个月，并不得上诉，立即送监执行。这时，杜重远怒火满腔，大声喊道：「法律被日本人征服了！我不相信中国还有什么法律！」
「《新生》事件」轰动全国，激起人民之公愤。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中说，「《新生》事件」发生后，国民党政府「大约是受了日本领事的警告罢，那雷厉风行的办法，比对于『反动文字』还要严：立刻该报禁售，该社封门，编辑者杜重远……判处徒刑，不准上诉的了，却又革掉了七位审查官，一面又往书店里大搜涉及日本的旧书，墙壁上贴满了『敦睦邦交』的告示」。
杜重远出狱之后，在新疆从事教育和抗日宣传工作。后来由于新疆督办盛世才与苏联闹翻，清洗在新疆的共产党人及左派人士，而被捕并被杀害。其实，杜重远在中共建政之前死去，也算死得其所。如果一九四九年之后，他留在中国大陆，以他作为实业家和新闻活动家的身份，不知要受多大的罪。三反五反他躲得过去吗？反右运动他躲得过去吗？文化大革命他躲得过去吗？杜重远的同事和朋友们，大都在受尽屈辱之后悲惨地死去，或跳楼，或投湖，或自缢。以杜重远之直率刚烈，毛泽东及中共政权能让他畅所欲言吗？当所有的媒体都收归党有之后，杜重远无法继续他的新闻事业，不能享有言论自由，他的人生还有什么价值呢？在一个万马齐喑的时代，他必定生不如死。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至今仍然剥夺十三亿民众言论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的独裁政权，居然好意思隆重纪念杜重远。我想，在中共治下，杜重远必定不改初衷，宁愿「进监狱、继续写」（毛泽东对鲁迅如果活到「新中国」的命运的评估）。而最为可悲的是，杜重远在死后半个多世纪，还被中共抬出来充当统战对象。这才是对他的第二次谋杀呢。
温家宝的权力究竟有多「小」？
读到温家宝的这封信，我想反问的是：温家宝先生，与其装模作样地给杜家后人回信，不如好好研究研究国务院系统的新闻办、文化部、公安部等部门究竟在干哪些倒行逆施的坏事。对杜重远最好的纪念，是释放被关押的那些因言论而获罪的作家和记者们，如刘晓波、师涛、杨天水、力虹等数十人。只要一天中国的监狱中还有良心犯和言论犯，你就没有资格纪念杜重远。开放报禁、还政于民，比整修一百个杜重远故居都要重要和实在。如果杜重远先生九泉之下有知，他一定会赞同这个看法的。
每当我批评温家宝的时候，便有若干「八宝饭」以及貌似中立的人士站出来为之辩护。比如，当我批评温家宝纵容警察滥用暴力「维稳」，便有人反驳说，公检法领域由忠于江泽民的政治局常委周永康掌管，公安部部长是属于上海帮的孟建柱，所以温家宝有心无力。比如，当我批评教育和文宣部门实行愚民教育和钳制言论自由，又有人反驳说，意识形态领域由忠于江泽民的政治局常委李长春以及宣传部长刘云山控制，温家宝根本无从插手。
这些看法有道理吗？如果说受制于中共权力斗争的格局和权力划分的现状，没有一个强大派系全力支持的温家宝，确实是中国历届总理中最弱势的一位，要求他破釜沉舟启动政治体制改革有点「强人所难」的话，他总不至于连国务院大部分部委的事务都不能过问吧？他至少可以在某些领域作一些有限度的修修补补，对民生问题多些补救的措施，比如制止暴力拆迁、改善劳工处境等，这总不算是过分的要求吧？在缅怀杜重远的同时，改善那些像杜重远那样追求言论自由的「良心犯」在狱中的待遇，更不是让温家宝「鞭长莫及」的事情吧？作为总理的温家宝，在这些方面作过善意的改变吗？
无论温家宝做过多少「仰望星空」的民主秀，却从未「脚踏实地」地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付出一丁点的努力。温家宝与胡耀邦和赵紫阳完全不是同一类人：胡耀邦和赵紫阳是有改革的诚意和远景的，并愿意为此冒失去权力的危险，而温家宝则是一个不愿承担责任和风险的「童话大王」。如果看不到这一点，自作多情地将周恩来和温家宝想象成青天大老爷，那就是奴性思维方式的残留。历史学家徐复观在《两汉思想史》中指出，经过两千多年的运转，中国的权力运作已经形成了一架比浑天仪或地动仪还要精密的机器，「这架机器，是以法家思想为根源，以绝对化的身份、绝对化的权力为中核，以广大的领土，以广大的领土上的人民，及人民散漫的生活形式为营养，以军事与刑法为工具所构造起来的。一切文化、经济，只能活动于此一机器之内，而不能溢出此一机器之外，否则只有被毁灭。这是中国社会停滞不前的总根源。」看温家宝上任以来的所作所为即可发现，他从未致力于拆毁此一专制机器的尝试，而是竭力维持其运转。今天评价温家宝的现实作用与历史地位，如果有此一维度，便会对他的一言一行看得清清楚楚，便不会成为被影帝感动得忘记了今夕是何夕的台下观众。
没有言论自由的中国，能够输出什么价值？
杜重远早已过世了，所以温家宝可以安全地缅怀之，不怕当事人从地下钻出来指斥这种缅怀方式的虚假本质；而与杜重远一样爱这块土地以及生活于其上的人民的刘晓波，却被中共当局关进了监狱，这一举动比起当年审判杜重远的国民党当局来，更是等而下之。杜重远只是被判刑一年零两个月，刘晓波却被判刑十一年，温家宝在这个判决中起了什么作用呢？
在刘晓波先生被捕并被判处重刑的肃杀氛围当中，我完成了《刘晓波与胡锦涛的对峙：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为何停滞？》一书并在香港出版。我未能分享刘晓波先生所遭受的迫害，也不能陪同刘晓波先生去坐牢，而只能用这种方式表达对他的敬意。完成此书之后，我又开始写作《中国影帝温家宝》一书。因为我认为，将刘晓波送进监狱的、扼杀中国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的，既是胡锦涛，也是温家宝，以及他们的若干同僚和下属。他们谁都脱不了干系。
湖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高中在公开出版的《国家安全与表达自由研究比较》一书中指出，许多官员形成思维定势，有人激烈抨击政府官员和政府的内外政策，就会有损政府的尊严和信誉，进而危及执政者的安全和国家安全。他认为，这是一种「权力异化」、「国家异化」的必然产物，「一个能够被批评浪潮所吞没的政府，肯定在执政理念、执政模式、政治与法律制度建设方面存在着巨大的缺陷」。相反，「在任何一个宣称『主权在民』的国家，领导人接受批评是其不可回避的道德责任」。我建议温家宝在缅怀杜重远之前应当好好读一读这本书。
《约翰内斯堡原则》中规定：「任何人都不得因为批评或侮辱本国民族、国家或其象征性标志、本国政府及其机构、本国公职人员或外国民族、国家或其象征性标志、外国政府及其机构、外国公职人员而受刑罚。除非这种批评或侮辱意图在于或者有可能引起即将发生的暴力。」当年，国民党政府将杜重远送入监狱，违背了该原则；如今，共产党政府将刘晓波送入监狱，更是违背了该原则。《约翰内斯堡原则》就是普世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喜欢标榜普世价值的温家宝，为何对刘晓波深陷黑狱的遭遇默不作声呢？
很多御用文人已经开始宣扬说，崛起的中国需要向世界「输出价值」了。那么，中国究竟有哪些价值可以输出呢？百岁文化老人周有光先生，日前在接受《财经》杂志访问的时候，直言不讳地说，中国现在最缺乏的是自由，即「罗斯福讲四大自由，现在我们要超越『四大自由』的自由，第五大自由就是网络自由」，「网络自由是头等重要的问题，中国还没有了解自由的重要，原来『四大自由』都没有，第五大更谈不上。全球化时代是透明化的，反对透明化就是逆历史潮流而动。苏联经不起透明，一透明就垮掉了，我们难道害怕透明吗？」温家宝喜欢跟季羡林空谈爱国感情，倒不妨去拜访一下充满真知灼见的周有光，周有光会告诉温家宝说：真正的爱国者，是将那些将自由的火种撒播在中国的人。
 
5.5反党与叛国
——从陈独秀案与刘晓波案看威权与极权制度之差异
二十世纪南京国民党政权制造的陈独秀案，与二十一世纪北京共产党政权制造的刘晓波案，堪称这两个政权统治时期最引人瞩目的人权案件。炮制这两个案件的当政者最终弄巧成拙：备受诟病的偏偏是审判者，获得崇高声誉的却是被审判者。陈独秀被捕之后，在北大曾为其学生的著名历史学家、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傅斯年，即在《独立评论》杂志发表题为《陈独秀案》的文章，称赞陈独秀为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彗星」，「他在思想上是胆子最大，分解力最透彻的人，他永远是他自己」。而刘晓波被捕之后，当代学术地位崇高的前辈人文学者余英时先生，迅速发表评论指出，刘晓波是一位「可敬的公共知识分子」，「二十年来刘晓波不断发出狮子吼，都是为了挽救一个一天天沉沦下去的大国，希望他有一天会回到文明的主流」。掌权者视陈独秀和刘晓波为罪犯，民众却视他们为英雄。
陈独秀案和刘晓波案在法院审理过程、政府介入方式、媒体关注程度以及社会各界的参与等方面的异同，折射出国民党和共产党政权特性之异同。首先，这两个政权都是「以党治国」的专制政权，理所当然地视「反党」为「叛国」。它们敌视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学术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垄断权力，践踏法治，肆意打压不同政见。掌权者以为这就是长久维持其统治地位的不二法门。其次，这两个政权又具有各自不同之特征：前者为威权体制，如美国学者乔•萨利托所论，「是一种几乎没有给自由留下余地的政治制度」（但「几乎」之说，其实又留下了一点向民主转型的可能性），是依靠「令人生畏的暴政」实现统治（到了无法令人畏惧的时候，威权统治也就走向瓦解）；而后者为极权体制，它将整个社会囚禁于国家机器之中，整个社会都被政治化了，它「是登峰造极的暴政、是所有暴政中最强调的暴政」，它扼杀了所有善意的、改良的建议，故而这种政体实现和平转型尤为困难。
作为先知型知识分子的陈独秀与刘晓波之异同
陈独秀与刘晓波都是各自时代先知型的知识分子。他们热爱自由，推崇民主，甘愿为理想而献身，如同盗火者普罗米修斯，如同推石头上山的西西弗斯，他们以血肉之躯在铁屋子中撞开一个门缝。他们以批判为志业，是中国的脊梁，是伟大的爱国者，尽管背负莫须有的罪名，却无怨无悔地挚爱着这片土地与生活于其上的同胞。他们因先知的身份而屡次遭到当权者的逼迫：陈独秀五次入狱，刘晓波四度入狱，出入之间，不改初衷。陈独秀第二次被捕的时候，胡适说过：「爱国爱公理的报酬是痛苦，爱国爱公理的条件是忍得住痛苦。」这句话精辟地概括了作为「国事犯」、「政治犯」和「良心犯」的陈独秀与刘晓波的悲剧性命运：因为思想的超前性，他们不得不承受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和孤独。
实际上，陈独秀与刘晓波都不是「国家的敌人」。陈独秀从被捕到被审判、被释放，从未认过罪。他认为，反对某一党派乃是公民的天然权利，当执政党祸害国家之际，反党就是爱国者自然而然的选择。他当庭怒斥国民党政府：「国家现状如此，国民党腐败、反动所致，如此误国的党误国的政府，若不早去，则必定会丧失国家前途。国民党才是真正的『危害民国者』！」既然国民党政权非由人民选举，且危害了人民的基本权益，则「人民即有反抗此违背民主主义与无民权实质政府之义务。」所以，陈独秀说：「予固无罪，罪在以拥护中国民族利益，拥护大多数劳苦人民之故，开罪于国民党已耳。……」在法庭宣判之后，他再次抗议道：「本人乃叛国民党，并非叛国，以此不公之裁决强加于人，吾人定会上述，以明是非！」
时间的流逝，在中国并不意味着社会的进步：七十六年之后，刘晓波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入罪，彷佛是陈独秀案的重演，而制造此案的导演和演员的水平更加拙劣。与陈独秀一样，刘晓波自始至终都拒绝认罪。刘晓波在《我的自辩》一文中指出：「在我失去自由的一年多时间里，面对预审警官、检察官和法官的询问，我一直坚持自己无罪。」他从中国宪法中的有关规定、联合国的国际人权公约、自己的政治改革主张、历史潮流等多方面作无罪辩护。其辩词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可耻的是毫无司法独立精神的法庭，比当年审判陈独秀的法庭还要心虚，根本不许刘晓波当庭宣读自辩书。
当然，陈独秀与刘晓波对自身的定位亦有所不同。陈独秀不仅是一名坐而论道的持不同政见知识分子，而且起而行道，是民国时期最大的在野党--共产党--的创始人。当中国共产党后来逐渐沦为苏俄的附庸和傀儡，走向暴力革命、武装叛乱之路，损害中国国民的利益和中国的国家主权的时候，陈独秀不惜与之决裂，被以叛徒的罪名开除出党。此后，他创立托派组织，晚年更是回归五四时代的民主价值。陈独秀晚年的反省在他那一代知识分子中是走得最远的，他彻底与以毛泽东为首的、效仿苏联斯大林主义的延安中共分道扬镳，并指出苏联的独裁制度与德国的纳粹如出一辙，「苏联十月革命以来秘密的政治警察掌握大权，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不容许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所以，他期望未来的中国走向英美议会民主之路，这一点自然为国共两党所嫉恨，遂成为「终身的反对派」。
刘晓波在八十年代相对宽松的文化思想氛围中以黑马的姿态出现在中国文化界，而使之完成人生之「凤凰涅盘」的乃是「六四」的枪声。此后二十多年来，他成为生活在中国大陆的最敢言的知识分子，有三分之一时间在狱中度过，即便在狱外的生活，亦无时不刻地处在秘密警察的监控与骚扰之中。刘晓波从未将自己定位为政治人物，更未参与党派活动，而是保持一名独立知识分子的超然立场。他既批判共产党的极权统治，亦批判中国两千年的专制主义文化传统；既批判新左派、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等将中国导向危险路途的思潮，亦不讳言海内外的「民运」和「维权」力量自身的缺陷。所以，刘晓波被称为「异议人士中的异议人士」，如鲁迅一样与一切不民主的势力「横战」。如果说国民党政府抓捕和审判陈独秀，主要是因为其政治活动，陈独秀曾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故而出于国民党垄断与独占权力的思维定势，抓捕陈独秀有逻辑上的必然性；那么，共产党政权抓捕和审判刘晓波这位不曾从事政治运作和政党活动的书生，则是赤裸裸地以言论入罪，表明这个政权对公民个体的批评性言论也害怕到极点，比之当年的国民党政府更为虚弱与暴虐。
陈刘案中政府对新闻舆论控制之异同
古今中外专制制度最大的共同点之一，就是不让人说话。无论是昔日的国民党政权，还是今日的共产党政权，都蔑视与敌视公民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如畏惧洪水猛兽般畏惧民众的表达自由。陈独秀指出：「现在国民党统治是刺刀政治，人民既无发言权，即党员恐亦无发言权，不合民主政治原则。」刘晓波则在《我没有敌人：我的最后陈述》一文中指出：「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言论自由早已成为多数国人的共识，文字狱却是千夫所指。从客观效果上看，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监狱的高墙关不住自由的表达。一个政权不可能靠压抑不同政见来建立合法性，也不可能靠文字狱来达成长治久安。」遗憾的是，他们的良药苦口般的劝诫，根本不为当权者所接受。
同样是专制制度，在威权体制下和在极权体制下，政府对新闻舆论的控制力度仍有明显之差异。对于威权统治当局来说，当然希望做到「滴水不漏」，但囿于时势与环境，心有余而力不足。比如，从一九二七年至一九四九年，国民党政权在形式上统治全国期间，始终无法完全取缔独立于政府之外的新闻舆论，反对派的媒体亦有一定生存的空间。蒋介石曾经威胁《申报》总经理史量才说：「我手下几百万军队，激怒他们是不好办的。」史量才则针锋相对地回答：「《申报》发行十几万，读者总有数十万！我也不敢得罪他们。」后来，史量才虽然遭到暗杀，但《申报》对国民党的批评依旧。而对于极权统治当局来说，在他们夺取政权之日，就是其一统媒体、钳制言论之时。毛泽东一生中出任的第一个重要职务，便是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毛因此深知「笔杆子」的重要性。所以，在共产党时代，媒体被改造成党的「喉舌」，媒体负责人即是党的官员，媒体本身也是党产的一部分。在共产党的极权体制下，从来没有出现过一家独立的媒体，从来没有形成过在政府掌控之外的「第四权」。此种差异，从媒体对陈独秀案和刘晓波案的报道便可看得清清楚楚。
陈独秀被捕之后，北京《晨报》、天津《大公报》和上海《申报》等重要媒体先后作了报道。其中，《晨报》记者获准到狱中探视和访问陈独秀，报道其在狱中的生活情况。《晨报》题为《陈独秀被捕》的社论，质疑政府对陈独秀的迫害，「因独秀昔日之同志方以武力为争夺政权，乃迁怒独秀之身，则人权一无保障」，国家必将「陷入于大混沌状态」。该文还称赞陈独秀说：「盖陈思想虽不容于社会，惟其能牺牲一己，而推行其本人认为拯救民众之主义，即其人格弥可钦佩。」当时媒体上的大部分评论，都是支持陈独秀而反对国民党当局的。正是在舆论的压力之下，蒋介石不得不放弃将陈独秀付诸军法审判的初衷，而电令南京「为维持司法尊严计，应交法院公开审判」。在开庭期间，有多家中外媒体申请到旁听资格，对整个庭审过程作了全面而细致的报道。国民党当局尽管通过其控制的《中央日报》等媒体发表支持政府、严惩陈独秀的社论，但其影响力根本不能与民间汹涌澎湃的舆论相抗衡。陈独秀终审获得减刑并在三年之后被提前释放，跟作为「第四权」的新闻舆论的压力不无关系。蒋介石其人，真是「民主无量，独裁无胆」，对舆论还是忌惮三分的。
而刘晓波被捕之后，中国大陆所有媒体全都噤若寒蝉，没有一个媒体对该案有只言词组之报道。在互联网上，关于此案的消息亦被列为敏感信息而遭到封锁和过滤，只有少数掌握了翻墙技术的人才能到「墙外」看到有关的消息。当然，更不可能有记者获准到狱中去探视和采访刘晓波。胡温时代的中共当局，完全丧失了意识形态上的自信心。在一九八九年「六四」屠杀之后，邓小平下令文宣部门拼凑出《刘晓波其人其事》一书，收录诸多御用文人撰写的对刘晓波极尽污蔑丑化之能事的文字，这些文字虽然相当不堪，但由此举动可以看出，当时的秉政者还有一种坚信自己真理在握的专横与独断。而到了如今的胡温时代，对新闻出版的严酷控制直追毛泽东时代，执政者心胸狭窄，刚愎自用，其统治模式愈来愈刚性化，亦必将导致官民冲突的日渐剧烈。当局连刘晓波案本身都不允许作公开报道，更不用说组织御用文人在中央级媒体上对刘晓波发起大批判了。胡温比谁都清楚地知道，即便是一篇妖魔化刘晓波的报道，也只能起到让该案为更多公众知晓刘晓波的政治主张、让政府的做法遭到更多民众的唾弃的「反作用」。所以，他们只能对此案实施严密之封锁，竭力让刘晓波这个名字不为人所知。可见，堂堂执政党行事为人宛如地下党一般卑琐阴暗，即便是大权在握的胡温亦如同蝙蝠一般躲藏在黑暗之中。但是，躲藏在黑暗中，就能够拒绝光明的到来吗？
陈刘案中体制内外人士反应之异同
在陈独秀案和刘晓波案中，从社会各界的反应中便可以看出专制体制对人性戕害程度之不同：在威权体制下，文化界人士和体制内的某些官员还有一部分的人性存留，还遵循正常人的道德伦理准则；而在极权体制下，文化界人士和体制内的所有官员则僵化成化石一般，不说人话，也不具人情。在陈独秀案中，若干文化界的名流挺身而出为之呼吁，许多国民政府内的高管显贵亦以各种方式对其表达同情和声援，并为降低其刑期、改善其狱中待遇做了许多切实有效的努力。而在刘晓波案中，发表签名信声明愿意与刘晓波一起坐牢的知识分子人数寥寥，那些浮在台面上的名流贤达大都「过于聪明」地保持沉默，甚至假装不知道这一事件。体制内的各级官僚，上至经常作亲民秀的温家宝总理，下至上网跟网民交流的云南省宣传部副部长伍皓，无不对刘晓波案噤若寒蝉，没有任何一个人的身上残存有一丝人性和光芒和良知的判断。
民国时代的文化界风骨尚存。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五日，陈独秀在上海被捕，之后迅速被押解到南京。九天之后，上海《申报》全文刊登了蔡元培、林语堂等八人联合请释的电文。该电文指出，陈独秀虽然「不幸以政治主张之差异，遂致背道而驰」，但其立场「实与欧美各立宪国议会中之共产党议员无异」，所以不应受军事法庭之审判。傅斯年亦在《独立评论》发表文章，希望政府对陈独秀「不妨依据法律进行特赦运动」。蒋梦麟、刘复、周作人、钱玄同、沈兼士等十二位著名学者致电国民党要人张静江、陈果夫等，为陈独秀说请。北大、燕大等高校的师生举行演讲会等活动对陈独秀进行声援。此后，在整个审理过程以及陈独秀被囚期间，文化界和教育界人士从未保持沉默。陈独秀被囚在南京老虎桥监狱期间，日本轰炸南京，监狱亦受害。前去探望的北大学生、金陵大学中文系主任陈钟凡目睹这一情况，立即与胡适和张伯苓商量，以求联名保释陈独秀。
在国民政府内部，也有不少将道义看得高于权位的高级官员。翁文灏、胡适及南京政府外交部长兼行政司法部长罗文干等致电蒋介石，请将陈独秀案付司法审判，不由军法从事。后来他们的意见被蒋介石采纳。陈独秀入狱之后，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政务处长的段锡朋，顾念昔日的师生之谊，是最早前来探监之人，此后亦多次赠送衣物食品，对陈独秀的帮助很大。其他许多国民党的高级官员，或亲自入狱探视，或赠送各种礼品，他们并没有「自我审查」，害怕因为与这个前共产党领袖来往而影响仕途上的发展。他们未必赞同陈独秀的政治见解，但他们敬重陈独秀的人格，珍惜与陈独秀之间的情谊。可见，威权政治尚未完全泯灭人性，在那个社会里，意识形态并非判断生命中一切事务的绝对标准。
作为陈独秀多年的朋友和论敌的胡适，有一次经过南京却未到狱中探视，引起敏感的陈独秀的不满，差一点宣布与之绝交。其实，胡适并未忘记这位在五四运动中并肩作战、如今深陷囚牢的老友，他利用自己特殊的影响力，为陈独秀的获释四处奔波。后来，胡适通过国民党第二号人物汪精卫向最高领袖蒋介石陈情，促使蒋介石最终同意释放陈独秀。是时，陈独秀刚刚在狱中赋诗嘲讽汪精卫亲日、媚日的言行，汪精卫却能放下被冒犯的面子，积极参与对陈独秀的营救，并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可见其心胸颇为宽广，其人格并非全无可取之处。
相比之下，陈独秀的年轻的「托派」战友，几乎没有一个人对他作过真正的关心帮助，借空洞的理论之争而攻击刺刀的，倒不乏其人。而蜗居于延安的中共更是幸灾乐祸，在机关报《红色中华》的社论中预言陈独秀将被蒋介石招安，「蒋介石不一定念其反共有力网开一面许其不死，……或者还会因祸得福做几天蒋家官僚呢」。看来，希望将陈独秀置之于死地的，不是蒋介石，倒是延安的毛共。此种落井下石的行径，实在是极端的卑劣而下流。
而在刘晓波案中，当代文学界体现出来的整体性的世故与怯懦，与民国时代知识分子的温情与纯朴形成鲜明之对比。学者崔卫平致电若干作家学者询问对此案的看法，某些著名作家和大学教授或婉拒之或贬低之。比如，作家莫言说他对此事没有什么看法，北大教授张颐武说他更关心小沈阳。其实，如果他们对此案发表一二看法，并不会危及他们的事业，他们的恐惧更多的还是出自内心的恐惧。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在参加德国法兰克福书展期间，接受德国媒体访问的时候，居然说她从来没有听说过刘晓波这个人。这种明目张胆地对全世界说谎的行径，让人齿冷与心凉，可见权力对人的异化到了何种程度。极权主义不允许人有一点人性的存留。
再看体制内的情形。除了胡绩伟、杜导正等多名退休的开明派官员起草并发表了一份为刘晓波辩诬的公开信之外，现任的各级官员当中没有一个人敢于对刘晓波案件发表个人看法。在党员和官员的「思想统一」方面，共产党做得比国民党成功千百倍。与汪精卫抛弃前嫌而为陈独秀的自由作出种种努力相比，温家宝在刘晓波案中的不作为，再次坐实了他早已被极权体制泯灭了基本的人性，他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比太阳更加光辉的正义」，他连汪精卫都远远不如。当然，这不能完全责难温家宝，温家宝的表现，更是表明了极权体制比威权体制对人性有更大的戕害，它是一种「以恐怖为基础的政体」。
陈刘案中司法独立性之异同
国民党奉行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虽然实行军政和训政，却也预留了一个宪政的远景。国民党建党之时学习苏俄一党独裁的模式，另一方面也深受欧美民主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影响。所以，国民党政权尽管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司法独立，却也不至于让司法完全沦为统治者手中的玩物，供职于司法界部分有识之士也有维护司法独立的意愿与诉求。与之相比，共产党集现代的极权主义和中国传统的帝制文化之大成，其一党独裁之严密与严酷，即便是苏俄和纳粹德国均望尘莫及，是否「后无来者」尚不可知，但「前无古人」应该是当之无愧的。近年来，中国的法治更是出现大幅的倒退，警方之刑讯逼供、秘密警察之践踏人权、政法委之垂帘听政、法院之颛臾贪腐，全都可以荣登世界之最。
当年，陈独秀从被解到江宁地方法院看守所拘押，到高等法院派人审理，历时半年有余。究其原因，是审判人员的委派出现了「将多难出征」的尴尬。法官和检察官们尚有一定的廉耻之心，知道此案于清誉有污，并会危害司法之权威，遂实行「推事」的办法：不是推敲法律，研究审判之策，而是将案件推开了事。个个成了「足球队员」，最后将球踢给了胡善称、朱隽二人。针对胡、朱二人的欲加之罪，陈独秀在法庭上慷慨陈词：「法院若不完全听命于特殊势力，若尚思对内对外维持若干司法独立之颜面，即应毫不犹豫地宣告予之无罪，并判令政府赔偿予在押期间之经济上、健康上的损失！」果然，在陈独秀案中粉墨登场的胡朱二人，永远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当然，陈独秀的刑期不是胡朱二人可以决定的，而是来自于最高当局的命令。陈独秀一审被判处十三年有期徒刑，最高法院在二审中减为七年。陈独秀入狱三年之后，国民党当局同意将其释放。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一日，司法部门在一天之内完成了所有的法律程序，其效率之高乃是前所未有的：先由司法院长居正呈文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请求减刑为三年，以示宽大；接着国民政府下达减刑指令，随后司法院训令司法部长王作宾，「现值时局紧迫，抑即转饬先行开释可也。」第二天，《中央日报》报道了「国府明令，陈独秀减刑」的消息。
当年，国民党时期的司法系统是黑暗的，但还没有黑到不见底的地步。而今天中共的司法系统则是厚黑无形，在各个政府部门中，法院和检察院最为贪腐与暴虐，最不得人心。即便在每年一次的橡皮图章式的「两会」上，两院报告的得票率亦最低。在极权体制下，法官和检察官们毫无维持司法独立、秉公执法的意愿，而安于充当暴政之工具。那些参与刘晓波案等人权案件的检察官和法官，都将这类案件当作光荣的、可以由此获得升迁的政治任务来看待。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敢像陈独秀案件中的法官和检察官那样「踢皮球」，而是忠心耿耿地执行和贯彻来自党的命令，而视宪法和法律的尊严与权威于无物。
在刘晓波案的一审和二审期间，当局派遣便衣占据法庭的座位，西方媒体和外交官无一获准入席旁听。英美及欧盟等十七国的驻华使节到法庭外声援，并发表声明，谴责中共以言入罪，要求无条件释放刘晓波。当局如临大敌，在法庭外布置十多辆警车和上百名警力，设置警戒线，将前来支持刘晓波的普通民众远远地阻隔在警戒线之外，甚至当场将「天安门母亲」之一的张先玲等人绑架到警车中带走。而包括我在内的诸多刘晓波的友人和支持者，则被非法囚禁在家中或被带到外地「旅游」，可见当局风声鹤唳、杯弓蛇影到了何等地步。法庭连形式主义的走过场都不愿走充分。刘晓波辩护律师尚宝军表示，二审宣判过程仅十分钟，庭上只有法官宣读判词，而不允许刘晓波为自己辩护，刘晓波只好被带走前高声说了三个字：「我无罪。」
且不说审判的结果早已由中共政治局「内定」，具体经办人员只能执行；但是，他们就连将审判过程扮演地更加像模象样的努力也不愿付出。比如，不给刘晓波发言的时间，不将刘晓波被秘密关押的半年纳入刑期等等，他们非得将事情做到最恶劣的地步不可。他们希望超额完成上级交代的「政治任务」，不惜表现出比上级更坏的态度来。所以，让我们牢牢记住下面这串践踏法治和人权的作恶者的名字：一审的审判长贾连春、代理审判员郑文伟和翟长玺；二审的审判长赵俊怀、代理审判员林兵兵和刘东辉。我相信，在我的有生之年，可以看到对此六人以及他们幕后的指挥者、包括作出最后决定的胡锦涛和温家宝的正义的审判。
陈独秀和刘晓波在监狱中待遇之异同
作为政治犯，陈独秀和刘晓波在狱中都受到一定的特殊对待。比起普通囚犯来，陈独秀的待遇优越得多，而刘晓波的待遇则是更加糟糕，由此可见此两个政权之不同：昔日国民党政权会考虑国内外舆论的压力，监狱长和狱卒亦尽可能为陈独秀提供便利的生活条件；而今天的共产党政权已经到了「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地步，罔顾海内外的谴责与呼吁，非得将坏事做绝、竭力折磨刘晓波这个「到手的猎物」不可。
当年，陈独秀被关押在南京老虎桥模范监狱。他的囚室是由看守宿舍辟出来的一间房，约十余平方米，室内有一书桌、两藤书架，一单人床，室外有小天井。他的饮食也比一般犯人好，每餐两菜一汤。他要求将菜和汤混做成一个菜，主食喜欢吃面包。外面送来的食品很多，常常吃不完。外人的探视络绎不绝，其中不乏党国要人，狱卒一般将来访者的名片先交给陈独秀，陈独秀若表示愿意会见此人，则导入囚室与之交谈，会面时间亦无限制。许多来访者都会带来各种礼物，狱方从来不敢查扣，据说陈独秀收到的御寒的皮袍就有十四件之多。
陈独秀曾经说过：「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优美最高尚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价值的文明。」他一生五次入狱便是对此作出了最好的注释。不过，他所入的乃是民国的监狱，在民国的监狱中尚有从事学术研究的条件，倘若让他入一次中共的监狱，他一定会改变以上的论述，将监狱诅咒为让人生不如死的地狱。
作为两袖清风的读书人，陈独秀不怕被关进监狱，就怕在监狱中没有书读。在坐牢期间，陈独秀的老友、上海亚东图书馆的汪孟邹派侄儿汪原去探视之，此后陆续帮助他购置各类图书。陈独秀还写信给胡适等老友索要书籍，不久他的囚室中的两个书架上就放满了图书数据，可以在狱中展开学术研究了。狱方从不检查和扣留陈独秀的书籍，他在狱中仍然可以阅读到各种「反动书籍」，如马克思的著作《经济学评判》、托洛茨基著作《不断革命论》和《中国革命问题》等，以及日本版的《史学杂志》和英文版《大美晚报》等。
刘晓波想如陈独秀那样在狱中从事学术研究则根本不可能。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八日，刘晓波被秘密警察非法绑架，此后在北京郊外的一个秘密处所单独囚禁了半年之久，其间只安排他在另一处所与妻子有过一次会面。据刘晓波的妻子刘霞女士介绍，刘晓波告诉她，自己被囚禁在一间没有窗户的密室之中，在那里连放风的待遇都没有，且不能阅读任何书籍。二零零九年六月二十三日，刘晓波被正式逮捕，移送到北京市看守所。在看守所关押期间，他也不能会见亲人，只能与律师见面。亲属委托国保警察送去的书籍，却遭到有关部门的无理查德德扣，绝大多数都不能送达刘晓波手上。而这些书籍都是符合监狱方面要求的、在中国大陆正式出版的图书。这种故意的刁难与折磨，简直就是灭绝人性。
终审判决之后，延宕了三个多月之久，刘晓波才于二零一零年五月二十六日被移送到辽宁锦州监狱服刑。这又是当局故意的作难。刘晓波在北京生活了二十多年，有固定的居住地，已经算是北京人了，且其家人大都生活在北京，理应安排在北京的监狱中服刑。其次的选择是遣送回户籍所在地大连。而锦州跟刘晓波毫无关系，将其送到锦州的监狱中服刑，于法于理于情，都无法解释得通。唯一的解释就是，当局故意增加亲属探视的时间和经济成本，让其亲属在路途上疲于奔命，以达致一种隐蔽的惩罚效果。这是一种多么恶毒的小人之心啊。
二零一零年六月初，刘霞第一次到锦州监狱探视刘晓波。由刘霞的弟弟驱车六个多小时才到达监狱。狱方坚称，只有直系亲属才能探视，内弟不在直系亲属的范围之内，故而阻止刘霞的弟弟入内探视。当年，与陈独秀毫无血缘关系的朋友和学生，都可以入狱探视；今天，就连刘晓波的内弟都不能与哥哥会面，此种僵硬恶毒的制度设计，已经超出了威权主义者的能力，唯有极权体制方能有此想象力和执行力。刘霞说，她带去的所有书籍都必须接受狱警严格的检查，即便是国内的公开出版物，也有不能送进去的，更不用说境外出版物和外文书籍了。刘晓波告诉妻子说，他的囚室是六人间的，狱中的食物极为糟糕，很多时候菜肴只有土豆，他已经患上了胃病，经常胃痛。当年，陈独秀做牢的时候，不仅朋友们可以入狱探视，朋友们还安排名医入狱为之看病；今天，刘晓波坐牢的时候，只能获得狱中的医生最基本的诊治。从陈独秀和刘晓波狱中待遇的差异可知，统治当局对政治犯的狱中待遇的严苛程度，亦是判断威权主义和极权主义的一个指标。
陈独秀案和刘晓波案，都无损于当事人的伟大，而从反面坐实了当权者的独裁本质。陈独秀在上诉状中说，「予惟有为民族、为民众忍受一切牺牲，以待天下后世之评判。若以强权之外，复假所谓法律，以入人罪，诬予以『叛国』及『危害民国』，则予一分钟呼吸未停，亦必高声抗议。」他指出，此判决不是剥夺他一个人的自由，而是对所有国民基本权利的侵犯，此判决「关系予等罪状之事小，侵害思想言论自由、阻抑民主政治之事大」。当国民党政权被民众抛弃之时，蒋介石等掌权者却茫然不知人心的失丧始于何时。人心的失丧始于他们侵害思想言论自由、阻抑民主政治之时。
七十多年之后，举世震惊的刘晓波案表明，今天的共产党正在重蹈昔日的国民党之覆辙。在这个案件中，胡温的一意孤行，每一步都作出最坏的决定，已经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这样做不是表明他们有足够的自信，乃是表明他们已然自卑到了极点。鲁迅说，凡是看记述五代，南宋，明末的野史和杂记，与现在的中国一比较，就可以惊心动魄地发现，「现在的中华民国也还是五代，是宋末，是明季」；我则从陈独秀案与刘晓波案的对比中发现，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更是五代，是宋末，是明季，连中华民国的那一点民主和法治的面膜都没有了。金钱的招安和峻法的恐吓，真的可以让共产党的江山永不变色吗？
正在觉醒中的中国，不会被这样的人权案件所制造的恐怖气氛重新拉入黑暗之中。即便是被判处十一年重刑的刘晓波，对中国之未来仍然怀有乐观之期望：「我期待我的国家是一片可以自由表达的土地，在这里，每一位国民的发言都会得到同等的善待；在这里，不同的价值、思想、信仰、政见……既相互竞争又和平共处；在这里，多数的意见和少数的仪意见都会得到平等的保障，特别是那些不同于当权者的政见将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护；在这里，所有的政见都将摊在阳光下接受民众的选择，每个国民都能毫无恐惧地发表政见，决不会因发表不同政见而遭受政治迫害；我期待，我将是中国绵绵不绝的文字狱的最后一个受害者，从此之后不再有人因言获罪。」让我们一起为这样的远景而努力，这也是我们告慰刘晓波的最好的方式。
 
5.6朱厚泽一眼看穿「胡温新政」和「中国模式」的真相
二零一零年五月九日，中共党内改革派元老朱厚泽因病去世。八十年代中期，朱厚泽是胡耀邦的得力助手，在其短暂地担任中宣部部长期间，以提倡「宽容、宽松、宽厚」之「三宽」闻名，营造了中共历史上言论环境最为自由的一段时期。本来，胡耀邦对既有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又有宽广的视野和深厚的理论水平的朱厚泽寄予厚望，甚至将其作为未来的接班人予以培养。谁知胡耀邦自己很快因为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而被老人帮逼下台，朱厚泽也受到牵连，被贬斥到总工会担任闲职。六四之后，朱厚泽更是受到进一步的整肃，在公共领域中消失了二十一年。这既是他个人的悲剧，更是中国改革事业的悲剧。倘若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的执政者是朱厚泽等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必定早已是风生水起、成就斐然。
胡温比江李更坏更左
朱厚泽被认为是改革派元老中思想最深刻的人。遗憾的是，朱厚泽性情内敛低调，闲赋二十年来很少发表文章和接受海外媒体的访问，未能像晚年李慎之那样将「剔骨还父」的生命历程和思想反省全盘地展现在公众面前。有意思的是，在宗凤鸣所记述的《赵紫阳晚年软禁中的谈话》一书中，我发现了好几处朱厚泽所发表的精辟观点。当时，宗凤鸣以医师的身份经常拜访幽禁中的赵紫阳，也充当赵紫阳与其他改革派元老之间的消息渠道。他每次都将其他改革派元老以及中青年知识分子最新的思想观点介绍给赵紫阳，其中也包括好学深思的朱厚泽对若干时政问题的看法。这些他人的观点与赵紫阳晚年的思考形成了良性互动，促使赵紫阳像晚年陈独秀一样，完全抛弃了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全盘接受自由民主的价值。
由于对江李深恶痛绝，李锐、杜润生等改革派元老在胡温刚上台的时候，对他们抱有厚望。朱厚泽却一开始就看穿了「胡温新政」的欺骗性，他说：「朱镕基上台时曾发表了豪言壮语，声称无论前面是万丈悬崖，还是地雷阵，我都要义无反顾，一往直前。这次温家宝上台后也发表了类似的豪言壮语：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但这都无济于事，扭转不了，这是体制问题。」朱厚泽甚至一针见血地说：「胡温比江李更坏更左。」这种「更坏」不是人格和道德意义上的，乃是就其政策所造成的结果而言。
朱厚泽的这些观点赵紫阳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一开始，赵紫阳并不同意朱的看法，他也对胡温抱有一定的期待，他说：「胡锦涛在西藏工作时同他谈过话，该人比较稳健，讲实际，上台执政还是好的，不至于采取高压政策。过去在贵州、西藏工作还不错。至于温家宝恐怕不敢担责任，怕事。这样，就很难有什么作为。」此一阶段，赵紫阳对胡温有较多的正面评价，且对胡的评价高于温。大概是因为赵紫阳任总书记的时候与作为中办主任的温家宝接触较多，六四期间，温家宝为了自保做过不少对赵不利的事情，所以赵认为温不是一个有担当的政治家。
随着胡温执政一年以以来事态的发展及他们的政治取向的逐步呈现，赵紫阳对胡温的看法逐渐向朱厚泽接近。赵紫阳说：「过去曾谈了对胡锦涛不能要求过高，他外受江的控制，常委会内又有上海派，并认为他们内部一定有矛盾。经过最近一年的观察，看来，情况并非如此，主要的乃是胡锦涛是在正统意识形态下培养出来的青年干部，属于正统的思想体系。从他上台后，首先去西柏坡，又到井冈山，后又察看毛主席故居，这说明他要按正统的路线走下去，要维持旧的一套。这就不会在制度上有什么改变，也就不可能进行政治改革，只能是搞些作风上的改变而已！」这一时期，他的胡温两人的评价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对胡的批评居多，对温则有了些正面看法。比如，从李昌平事件和孙志刚事件中，赵紫阳认为，温家宝还是有一定的改革的思想的，只是其为人谨小慎微，且党内有一把手掌握大权的传统，作为总理的温家宝只能对胡亦步亦趋，不可能有大的动作。所以，赵的结论是，总体而言，「胡温缺乏理念，缺乏历史眼光。」由此可见，赵对胡温的看法逐渐与朱靠拢。
朱厚泽与胡锦涛的两次交锋
「胡温比江李更坏更左」，在胡温执政八年之后，同意这个看法的人已经越来越多。比如江时代的言论控制尚有一定的空间，而这几年胡温的言论控制则让人窒息；江时代释放了若干重要的政治犯，而这几年胡温则重判刘晓波、谭作人等异议人士；江时代民营企业的发展有相对较好的外部环境，而这几年胡温则掀起了「国进民退」的狂飙；江时代毛派反对改革的言论阵地《中流》被取缔，而这几年胡温则纵容毛派力量再度集结……那么，朱厚泽为什么在胡温刚刚执政一年的时候便能有「先知先觉」式的看见呢？这是因为他对胡温有着透彻的了解，特别是与胡锦涛有过两次不大不小的「交锋」。
八十年代中共的干部提拨机制尚有相当之活力，若干改革派大员都是在地方任职并有突出之政绩之后，才被提拔到中央的。赵紫阳、万里是如此，朱厚泽也是如此。朱厚泽在担任贵阳市委书记和贵州省委书记期间，使得贵州的经济文化获得了长足发展，深受好评。一九八五年七月，朱厚泽升任中宣部长，接替邓力群；胡锦涛则继任贵州省委书记。朱厚泽交接工作的方式有些特别，他陪胡锦涛到基层去，毕节、六盘水、黔西南、黔南等，一边走，一边看，一边听，一边议论。八月，接到中央的电话，才赶往北京任职。然而，胡锦涛接任之后不久，即在贵州展开「肃清朱厚泽余毒」的运动，将朱厚泽重用的一些有能力的地方干部免职，致使贵州的经济文化陷入停滞状态。贵州百姓对朱、胡的看法趋向于两级，故而埋下胡嫉恨朱的种子。
二零零四年七月，一批党内外民主派学者在青岛举办了一场民间修宪论坛，有朱厚泽参加。《凤凰周刊》事后发表了在朱厚泽家中的一个访问。朱厚泽在这个访问中提到「中国当务之急是推动宪政教育」，其中有两段话使胡锦涛「勃然大怒」。在第一段话中，朱厚泽说中国已从强人政治转入常人政治。「强人有他产生的历史原因……邓以后的领导人，如果意识到了强人已去而强人政治必将随之消失，他没有「强人」这个基础，他只能制定规则，到人民中去寻求新的资源做支撑，适时转入常人政治。」在第二段话中，朱厚泽非议了胡锦涛的「新三民主义」。他认为，现代民主政治第一即是讲「权力来自于人民」，即人民主权论。胡锦涛不提权为民所授，不讲权力的来源，只奢谈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实际不过是毛泽东当年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翻版，毫无新意。
中共的每一个独裁者都认为自己是强人乃至超人，哪里肯接受「常人」的定位？再加上胡锦涛刚刚登基，正是志得意满的时候，哪里肯听他人的建议和批评，更何况这个人是本来就有过节的朱厚泽？于是，胡锦涛指控朱厚泽是此次会议的黑手，指示中央速发三份文件，指控民间修宪活动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点名十人，第一人即是朱厚泽。而挺身为朱厚泽辩护的会议的召集人、经济学家曹思源，此后亦长期受到秘密警察的贴身监视。胡之心胸狭窄，可见一斑。
中国模式究竟是人类的希望还是人类的祸害？
面对外界的「风刀霜剑」，朱厚泽一笑置之，仍然继续其对中国现实的观察和思考。近年来，「中国模式」被许多人认为是一条「金光大道」。中共当政者及其御用学者认为，过去中国走的道路和现实的中国发展的模式是最好的，值得全世界包括受金融危机重创的美国学习。世界离不开中国，中国甚至有能力拯救世界。一个美国家庭尝试过一年不买「中国制造」的生活，却发现给日常生活带来巨大的困扰。而「中国制造」绝不仅仅是无数价廉物美的产品，背后还有中国的发展道路及价值观。中国官方看到，中国似乎正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不战而胜」。既然「中国模式」堪称放之四海皆准的最佳选择，那么中国根本无须改革。于是，晚年朱厚泽的思考重点便集中于此：中国模式究竟是人类的希望还是人类的祸害？
如果说民间意义上的「改革已死」，指的是民间对胡温的政治取向有了明确判断，这就是胡温拒绝政治体制改革、要将专制独裁之路走到尽头；那么，官方意义上的「改革已死」，就是一种踌躇满志的心态--既然我们已经是全世界最好政治经济制度了，还有什么需要改革的地方？对此，朱厚泽的看法是，这种低人权、高耗能、高污染、漠视社会公平正义的发展模式，对中国和对世界而言，只能是祸害和灾难。对于中国民众而言，自由被扼杀，人权遭践踏，从暴力拆迁到有毒疫苗再到校园屠童，连人身安全都不得保障；对世界而言，西方跨国公司到中国与狼共舞，如雅虎将拥护的信息提供给中共安全部门导致师涛等作家被判处重刑，如沃尔玛接受中共的要求在公司中建立中共党组织以进一步控制员工，均可以看出「中国特色」对普世价值和基本道德伦理的腐蚀与挑战。
与朱厚泽的思考不谋而合，赵紫阳在逝世前夕曾对所谓的「中国模式」有过一番精辟的评论：「中国的改革与经济发展是在黑箱作业下做起来的。这便于权钱交易，便于侵吞国有财产，致使国有财产大量流失。尤其以建设为名，大搞圈地、圈钱，实际上是对人民的一种掠夺。」赵紫阳逝世之后这几年以来，胡温更是让中国这列火车加速行驶在这条不归路上。一直关注极权主义研究的许允仁教授，在最近的文章《从党对意识形态的操控看「楚门的世界」的构成》中，对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极权主义的本质特征作了分析和概括。他认为新极权主义的「新」，主要体现在极权主义终于找到了和私有制、市场经济和信息时代相结合的新形式。不管和共产主义的极权主义相比，还是二战时法西斯主义的极权主义相比，中国特色的新极权主义都显得更为「成熟」。
面对此种「成熟的极权主义」，知识分子何为？如何从胡温的「欺」与「瞒」中走出来，如何认识和揭穿「中国模式」的肥皂泡，是赵紫阳和朱厚泽未完成的工作，也是他们对更年轻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厚望。中国模式还可以持续多久，当它所掩盖的各种社会矛盾最终爆发的时候，中国的转型将经历怎样的阵痛？又如何避免大规模的崩溃中的流血与暴力？在刘晓波、张博树、秦晖、刘军宁等中年一代的著作中，可以看到不少这方面的真知灼见；在余世存、袁腾飞、韩寒等更年轻一代的言论中，也可以看到诸多画皮画骨的评论。而最终破解这面中共赖以生存的「遮羞布」，我们还需要有更大的韧性、智慧和勇气。
 
5.7温家宝不必闻「赵」色变
在二零零六年人代会闭幕式的记者会上，温家宝的表现比起刚刚履新的时候来，有了长足进步。回答问题的速度稍稍加快，不再慢如蜗牛，引用古典诗词更加恰如其分，在涉及经济方面的问题时，诸多数据倒背如流，脱口而出。但是，一被问到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的问题，他立即恢复了「温吞水」的本色，常常王顾左右而言他，或者以官话、空话、套话来搪塞之。
这次记者会上最精彩的一幕，是温家宝回答法国《世界报》记者的提问。法国记者的问题单刀直入：最近，前总理、前总书记赵紫阳先生在香港出版了一本书，在书中认为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放弃党的垄断权力，发展民主，保障人权。温总理在两会前夕发表了一篇文章，也谈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与民主的关系等问题。那么，温总理的文章是否受到赵紫阳的观点的影响？温总理如何评价赵紫阳？
温家宝刚才还意气风发，一听这个问题，脸上的肌肉立即绷紧，嘴唇像一把铁锁。可见其内心之紧张。这一表情很像十七年前，他作为中央办公厅主任，陪同已经被罢黜的总书记赵紫阳去探望天安门广场的学生时的样子。那时，温家宝站在赵紫阳的身后，也是紧张万分、沉默似金。那时，他早已知道赵紫阳已经失去权力的信息，他陪同赵到天安门，不是表示对赵的支持，而是执行邓小平让他监视赵的指令。这个角色并不那么好扮演的，可温家宝颇能胜任，故而「六四」屠杀之后，赵系人马纷纷遭到整肃，唯有温家宝反倒因祸得福，步步高升。
十七年的时光如白驹过隙，十七年之后，「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赵紫阳从昔日服务的主人，变成了囚禁的对象；温家宝从大内总管，熬成了当朝宰相。温家宝的名字在媒体上亮相的频率仅次于胡锦涛，而赵紫阳则成为一个高度敏感的词语。对于这个问题，温家宝的回答是：「我的文章跟你提到的那本书没有任何关系，我也没有看过那本书。」这个回答四平八稳，是典型的温家宝风格。他甚至不敢重复「赵紫阳」这个名字。虽然作为赵紫阳的下属，作为昔日的「大内总管」，温家宝为赵紫阳服务过两年时间。在赵紫阳被罢黜和幽禁的十六年里，他与赵之间没有过任何接触。在赵紫阳逝世之后，他也没有出席葬礼，甚至连花圈也没有送一个。
讨论温家宝的无情与多情是没有意义的，这是中共泯灭人性的专制体制造成的恶果。温家宝是共产党的乖孩子，否则怎能在政坛的纷争与倾轧中脱颖而出呢？这个所谓的「乖孩子」，必然将党的「组织纪律」看得高于人性与良知。在满清和民国时代，下野的高官与昔日的下属之间，仍可自由交往，还保持着温情脉脉的人际关系。而中共以阶级斗争、暴力革命为纲，不仅让普通民众「道路以目」，即便是贵为总理的外温家宝，为了保住权位，亦如履薄冰，不敢有丝毫的真情流露。可见，在中共治下，人的异化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
法国记者所提及的那本书，是由香港开放杂志社出版的《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中国大陆有许多「犯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类的书籍，不能在大陆公开出版，往往在新闻出版自由香港问世，再通过盗版等方式「回流」内地。这大概是「一国两制」之下香港的出版自由对内地读书人的最大的好处吧。「自由行」开通之后，许多内地居民冒着被海关查扣的危险，到香港旅行的时候也要购买大量的书刊以解灵魂之渴。
普通民众爱看香港的出版物，中南海更有其信息渠道。《开放》杂志的总编辑金钟先生就曾经告诉我，中南海订阅了数十份《开放》杂志，是订数最大的「单位」。因此，我相信温家宝一定看过《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虽然他在公开场合矢口否认。说谎对温家宝来说，已经成为一种「条件反射」。
赵紫阳的这本谈话录，全面地展示了其晚年思想的发展轨迹，其中也有对中共几代领导人的极为坦率的臧否。赵紫阳目光如炬，且心胸宽阔，在论及温家宝时，并没有埋怨温的无情，而是持平地说：「温是好人，是比较开明的中年干部，是在改革开放潮流中成长起来的。但该人谨小慎微，要在尊重党的一把手的这一传统下工作，看来，在改革上也不会有大的作为。」
寥寥数语，可谓画皮画骨。不知温家宝本人读到这几句话，该作何感想？
 
5.8中国的国情根本不特殊
温家宝在西方访问的时候，或者接受西方媒体访问的时候，经常为中国的「不民主」辩护。他的两大论点是：第一，中国的国情很特殊，所以不能照搬西方的民主，要探索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制度；第二，中国的民众素质很低，所以不能着急，要慢慢来。看来，在他心目中，「中国特色」还是高于「普世价值」的，或者更准确地说，中共的独裁地位还是高于民众的基本人权的。毫无疑问，温家宝认为中国的国情很特殊，其目的就是为了维持中共一党独裁的统治地位。
温家宝拒绝给出一张人大直选的时间表
英国《金融时报》主编巴伯问温家宝说：「有人说问这个政治问题得特别小心，因为用中国人的话来说，如果不小心就会被「戴帽子」、「穿小鞋」。谈到中国未来政治体制的发展，您认为能不能在十年内实现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直选？」
温家宝回答说，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也不能保证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要建设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保障人民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权利。他还引用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里的观点说，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要威胁社会稳定。
温家宝又说，在西方人看来，中国人好像怕民主、怕选举，其实不然。中国现在实行的是村级的直接选举，乡、县和不设区的市人民代表的直接选举，县以上实行的是间接选举。群众能管好一个村，就一定能够管好一个乡，一个县，也就能够管好一个省。但要按中国的实际情况，发展具有自己特色的民主方式，循序渐进。
「顾左右而言他」，打太极拳，是中国官场必须具备的特殊本领。被许多人认为敢说真话的温家宝也不例外。人家问的问题清清楚楚，十年内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否可能实现直接选举，你的回答应当简单明了，一个字就可以了，「是」，或者「否」。温家宝却刻意回避该问题的实质，滔滔不绝地说了一大堆大话、空话和套话，最终还是没有回答人家的问题。温家宝最害怕的就是给出一张民主选举的时间表。因为他的心态是当一天和尚敲一天钟，他根本不敢对现有体制实施伤筋动骨的手术。
在另外一次接受西方媒体访问的时候，温家宝拿出美国的例子来搪塞之：「如同其他国家一样，民主的发展需要一个过程。我曾经对美国朋友讲，从一八六三年林肯发表《解放宣言》到一九六三年马丁。路德。金发表《我有一个梦》的演说，美国黑人真正获得选举权大约经历了一百年。中国在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国家中推进民主建设，同样需要时间。」这里等于间接回答了巴伯的那个问题：十年太短，我们需要一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实现人大选举，至于党政系统的选举，等个五百年也不算长吧。
温家宝本人的职位就不是由人民选举的。选举他的那些人大代表亦非由人民选举的。温家宝说过：「一个政府不应该怕人民，应该创造机会让人民监督和批评政府。」那么，为什么当年在文盲占大多数的解放区农村，中共都敢搞「豆子选举」；如今在中国民众的教育水平已有大幅提升的情况下，中共反倒以民众素质低和国情特殊来抵制和延宕选举呢？为什么积极监督和批评政府的刘晓波和谭作人却被你们关进了监狱，你究竟害怕什么呢？
吴南生给了温家宝一记响亮的耳光
对于温家宝的「国情特殊论」和「民主素质低论」，即便是在中共党内也有不同的看法。任仲夷去世之后，广东党内元老中思想最开放的当推吴南生。吴南生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中国人口多，素质低，缺乏民主传统是事实，但这并不成为拒绝民主的理由。「就像小孩不识字才要去学习一样，民主实践过程本身，也是最好最快教育人们尽快懂得民主的惟一途径，我们不可能等到每个人都教育成为大学生以后才去实行民主。中国人目前的文化素质总比二三百年前的欧美国家强吧！但它们都成功地实行了民主。今天，连蒙古、南非，以及很多比中国更落后的非洲国家都在进行民主实践，怎么能以中国的「国情特殊」为由拒绝民主呢？」另一方面，中共以民众素质低作为拒绝民主的借口，那么香港民众的整体素质在全球算是一流的吧，中共为何还要剥夺香港居民直选特首的权利呢？
吴南生十四岁读中学时参加革命，十五岁入党，十六岁出任中共汕头市委宣传部长，此后长期从事文宣工作。文革结束后，出任广东省委书记，负责筹办深圳、珠海、汕头三个经济特区，并兼任深圳市委第一任书记、市长。在一九七九年的省委常委会议上，吴南生义无反顾地说：「如果省委同意，我愿意到汕头搞试验，如果失败了，要杀头，就杀我好啦！」一言既出，「杀头工程」之说不胫而走。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谷牧鼓励说：「办特区，就看你们广东了，你们要有点孙悟空大闹天宫的精神。」当时的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当场就说：「南生，你去当中国的孙悟空吧。」
吴南生回忆说，思想解放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长期在毛主义禁锢之下的中共干部，一时之间要接受「自由化」的生活方式还真不容易。「我就曾闹过笑话。我一到深圳，就要求男青年一律不准留长头发，发现了统统剪了。但是行不通啊。后来，我儿子说，爸爸，这就是你不对了，人家马克思是长头发，恩格斯也是长头发啊。我一想是啊，共产党的老祖宗都是长头发，留长头发怎么算是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呢？」
广东设立经济特区的尝试，在中央得到邓小平、杨尚昆等人的支持，在地方则归功于任仲夷、吴南生、袁庚等人的实践。二十多年来广东的经济奇迹独领风骚，直到九十年代中期才受到上海、浙江的挑战。但是，广东始终未能成为「政治特区」。政协系统的《同舟共进》杂志仅仅因为说了一点真话便被改组。这不能不说是吴南生的一大遗憾。近期在与友人的一次谈话中，他感慨说：「经过这么多风风雨雨、生生死死，我确实悟出一个道理，也是我这一辈子最深刻的体会，也可以说是最大的收获，就是认识一条真理：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具有普世价值。因为它是人类实践探索出来的文明，是人类共同财富。」
少年时代，吴南生被国民党军官讥讽为「共产党的孝子贤孙」；如今年逾八旬，他方悟出民主自由之可贵。他说：「中国迟早要实现民主政治，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这些老家伙算是看透了。」他所理解的民主卑之无甚高论：「作为政治制度层面的民主，其共性大致包括自由选举、权力制衡、竞争政治、言论自由、保护人权、人民军队等内容。」这些内容大都是《零八宪章》论述的重点。温家宝不愿意接受《零八宪章》的建议，那么为什么连吴南生这样的老前辈的忠言都听不进去呢？
「国情特殊论」实际上是一种民族虚无主义
卑之无甚高论，中国的国情并不特殊，中国人的人性也不特殊。中国人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人一样，都是本能地热爱自由、民主和法治，如英国思想家洛克所说，「人不能够让自己服从于另一个人的任意的权力」，这乃是「上帝的伟大设计」。本来，这是一个不言自明的常识。然而，胡锦涛、温家宝偏偏喜欢说违背常识的话，喜欢做违背常识的事，以「国情特殊」和「人种特殊」来否定中国人需要民主的事实，甚至用「一搞民主就乱」来恐吓国人。中共当局经常污蔑那些呼吁学习西方的民主制度的知识分子是卖国贼，其实他们自己才是「自我种族主义者」和民族虚无主义者。他们将中国人看得低人一等，根本不配拥有民主。如果民主是一个繁花似锦的公园的话，那么温家宝会挂出一个牌子来宣布说「华人与狗不得入内」。
对此，吴南生指出，民主并没有那么可怕，政治体制改革第一步，应该是开放舆论。开放舆论可以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还可以开启民智、开启官智，通过心平气和的理性讨论和意见交换，就民主化的利弊、目标、程序、时间表等种种具体问题，展开充分的讨论，以达成基本共识。中国的民主转型就可望避免不良势力的扰乱，事半功倍，以较小的代价争取最大的成效。遗憾的是，吴南生是在退休之后才悟出这些道理的，而且是在退休之后才敢说出几句真话来。即便如此，如果说中共党内还有开明派和改革派的话，吴南生大致可以算是一个了。如果我们将吴南生的观点与温家宝的答记者问一对比，就能清晰地发现，温家宝根本不是某些人所期待的开明派或改革派，温家宝最多就是一个「维持派」。
人们对温家宝的期望并不高，他只要像吴南生所说的那样，做一点力所能及的改革，就可以在历史上赢得与胡耀邦和赵紫阳近似的崇高地位。但是，温家宝做过什么呢？他上台之后，好话倒是说了不少，却从未「脚踏实地」地做过什么有益于民主改革的事情。他固然不像某些僵化派那样常常对民众喊打喊杀，对民主自由「污名化」，相反，他经常为某一民众的遭际而动情甚至垂泪，但他基本上是「雷声大，雨点小」，坐视中国这艘大船慢慢地沉没，而不愿以牺牲自己及其家族的利益为代价，做出力挽狂澜的抉择。难道是中国的国情太特殊，才导致温家宝无所作为吗？不，不是环境决定一切，个人的信仰与信仰才是决定性的因素。
所以，在政治体制改革这个关键问题上，温家宝跟胡锦涛、吴邦国、贾庆林等同僚是一致的：拒绝政治体制改革，才能维持特权地位。温家宝与政治局同侪的差异，仅仅是他作秀的本领高出一筹，「九人帮」便推举他出面来扮演「不和谐社会」的「吉祥物」。
 
5.9有时，我们要下到井里仰望繁星
——从「面包时代」的七七宪章到「蜗居时代」的零八宪章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日，中共当局悍然宣布，公安机关将刘晓波一案的起诉意见书送达检察院，即意味着在未来数星期之内，该案将开庭审理。对此，捷克共和国外交部发布声明表示深切关注。该声明指出：「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日，世界人权日也是《零八宪章》发表一周年，我们欢迎它表达了对中国公民社会的解放，并将继续把它视为一个珍贵机会，以启动讨论其提出的关键问题。……令人遗憾和关心的是，我们收到官方镇压宪章代表人物和签署者的信息，使人联想起一九七七年后捷克《七七宪章》签署者面临镇压的情况。」捷克虽然是一个中欧小国，在经济和政治上无法制衡多财善贾、踌躇满志的中共，但在美国和欧洲各大国纷纷放弃对华人权外交、为了自身利益而「与狼共舞」之际，这份声明对于所有追求自由与公正的中国公民而言，都是寒冬里的一丝暖意。
这一声明当然难以收到促成刘晓波获释的实质性作用，但它再次显示出《零八宪章》与《七七宪章》之间的精神传承关系，以及作为命运共同体的人类在被背叛、占领、欺骗或侮辱的情形之下，仍然可以做出「脱颖而出」的选择，这种「脱颖而出」的精髓就是「对邪恶的抵抗、不顾一切的抵抗」。哈维尔说过：「有时，我们要下到井里仰望繁星。」一个不坚守心灵的真理的人，是不会真正去仰望星空的。如今，为了看到满天的繁星，刘晓波下到了最黑暗的井底。
用尊严来换取面包的捷克
「七七宪章」诞生于捷克的「面包时代」。那时，苏联东欧诸国的计划经济模式已现颓势，实际的经济状况与物质生产根本不能支撑官方意识形态许下的「全民福利国家的诺言」。不过，这种经济水平反倒使得执政的共产党当局可以利用短缺经济来达成对民众的精神控制，用匈牙利经济学家雅诺什。科尔奈的话来说，这是一种权力自我合法性的「父爱主义」，他在巨著《社会主义体制》中指出：「当权者坚信他们比被统治阶级更了解自己（被统治阶级）的利益要求。官僚集团处于家长的位置：所有其他社会阶层、团体或个人都是孩子，作为他们的成年监护人，必须对「孩子」的心灵成长肩负起监督职责。」换言之，如果你是一个听话的孩子，你就可以分配到面包吃；如果你是一个不听话的孩子，你就没有面包吃——不仅如此，你还会受到各种形式的惩罚，直到你流泪告饶为止。
这就是列宁的承诺：面包会有的。对此，法国思想史家亚历山德拉。莱涅尔－拉瓦斯汀在发掘中欧持不同政见者思想的《欧洲精神》一书中指出：「清洗运动最终成功地建立了一个时代。在当时无人为这一时期命名，但后来，长于黑色幽默的捷克人把它形象地称作「面包时代」——在恐惧环绕四周的时候，日常生活的面包便超越了人类所有其他的目标，成了为惟一追求的对象。」这是一个社会中大部分人的选择。
对于「面包时代」大部分民众的生活状况，目光如炬的哈维尔举了一个有趣的例子来说明：布拉格某水果店的经理在橱窗上张贴了一幅标语，上面写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其实，这个经理的内心深处并不相信这句话的真实含义，他对全世界无产者是否团结也不感兴趣。另一方面，即便他不这样做，也不会立即遇到麻烦。但他仍然要这样做，这是为什么呢？这是一种主动向当局效忠的方式，至少传达出这样的意思：「我是一个安分守己的人，我完全接受你们定下的游戏规则。」这是一张挂在脖子上招摇过市的「良民证」。由此，他扼杀了自己的良知，向全世界、包括他自己，伪装起真实的一面。在哈维尔看来，这样的「不沉默」的大多数，同时是权力系统的受害者和支持者，他们正在一边腐蚀又一边建设着这一系统。他们只是为了日常生活的更加安逸，而放弃了自由与道德原则，他们的所作所为又成为其他公民的压力，致使更多人仿效这样的做法。由此，权力大获全胜：「在现代社会中，权力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变得隐蔽而又无比强大，强大到可以深深影响到每一个个体。」
那么，有没有人从「面包时代」的辖制中「脱颖而出」呢？在像传染病一样扩散的冷漠、虚伪、利己、怯懦和对物质利益的狂热当中，确实有这样一群「拥有改变世界能力的人」。对于他们来说，人生的最高目标是追求真实和自由，而非对自身温饱的关切，并非满足于日常生活所给予的一点微不足道的幸福感。他们坚定地认为，「那些被人们抛在脑后的东西：尊严、责任、团结以及精神生活，才是构成欧洲文化的真正价值」。要做一个真正的公民，就必须肩负责任，不计较得失。他们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也确实改变了这个世界——有人亲身经历到了这种改变，比如，昔日在狱中从事重体力劳动的囚徒哈维尔，后来成为共和国总统；也有人没能活到自由降临的那一天，但他们安心地瞑目而逝，因为他们为那个无比美好的愿景承担过、付出过、战斗过，他们的不幸遭遇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自找的，而这种日常生活的不幸又为他们带来最大的幸福感与成就感，他们中的一员，就是哈维尔的老师、哲学家帕托什卡。
帕托什卡：为了真理，受苦是值得的
帕托什卡不是海德格尔那样的哲学家——海德格尔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成功地扮演了「哲人」的角色，一边向权力暗送秋波，一边又故作高深莫测状，让自己在纳粹时代和战后同样享受尊崇，这需要一种怎样的「聪明」呢？而帕托什卡是一位「笨拙」的哲学家，甚至是一位「失败」的哲学家，他在纳粹时代被禁止教书，在共产党政权下更是自贬为社会的最底层。由于选择不背叛，他在长达三十多年的时间里几乎失去了一切：被禁止使用护照，禁止出国访问，作品被共产党政权列为禁书。他想要勉强维持家庭生活，只能从事一些收入微薄的工作：担任保管员、操作工以及翻译。他没有公开的课堂，只能在自家的地下室中秘密地给几名学生上课，学生们蹑手蹑脚地来，蹑手蹑脚地离开。帕托什卡的女儿回忆说：「在七十年代，每翻译一页的收入只有二十克朗，约合四法郎。但即便如此，父亲仍然宁愿选择翻译那些愚蠢的文章也决不做出任何妥协。」因为这位真正的知识分子坚信：「作为一名有担当的知识分子，作为一名哲学家，其使命并非跳出自己的领域去关注那些无关紧要的事情；而是应将哲学与国家大事紧密联系在一起。」
当哈维尔邀请帕托什卡参与《七七宪章》的工作的时候，这位年迈的老人慨然同意。他意识到，现在是该走出象牙塔的时候了，在一个被权力所异化和扭曲的社会中，所谓「价值中立」的、「抽像」的学术并不能改善人们的生命质量，并不能阻止人们的道德水平跌破底线。很快，帕托什卡全权负责《七七宪章》的组织工作，探访所有需要联络的人，四处搜集签名，虽然忙得无法负荷，却固执地拒绝将哪怕一丁点事务交与他人。当有人建议他寻求一点帮助时，他总是愤怒而坚定地回答：「我是发言人，我还能动。」对于帕托什卡的贡献，多年以后，哈维尔深情地回忆说：「他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工作中，将自己的生命毫无保留地贡献给了这份事业。我难以想象，如果在运动一开始缺少了他光明的人格魅力的引导，宪章将会变成什么样子。」
帕托什卡精心修改了《七七宪章》的文本，使得在这份历史性的文件中，签署者们的视角已不再局限于对道德必要性的诉求，他们将目光瞄准了现代社会的种种危机、责任感的普遍丧失、制度合法性的来源以及所有那些让每个个体同时成为行为者和受害者的陈规陋习。《七七宪章》跟政治有关，但又超越了具体政治事务，《欧洲精神》一书如此概括其精神立场：「诚然，所有这些关于深刻问题的思考是在受到共产主义政权压迫的特殊情况下出现的，但与此同时，它又远远超出了其最初狭窄的范围：不同政见思潮不断地深入，已经触及到伦理学问题，其基本观点影响到了我们每一个人。在今天这个社会里或许更是如此。」也就是说，它关注的焦点与所有人的日常生活有关。
当初，帕托什卡答应参与《七七宪章》运动的时候，他并不是不知道这件事情有多么危险。与纳粹政权和共产党政权这两个极权主义政权长达数十年的抗争与周旋的经历，让他深知一份具有精神性的文本比一份单纯的政治性的文本更让当权者心惊胆战。正如哈维尔的狱中书简让那个崇拜希特勒的典狱长大声咆哮一样：「所有这些关于「精神秩序」和「存在秩序」的废话都是些什么玩意儿？你们必须操心的惟一秩序就是监狱秩序的规矩！」这就是精神的力量、光明的力量、正义与善的力量。即便典狱长看不懂，他也感到害怕。果然，《七七宪章》刚一发表，帕托什卡便遭政治警察逮捕，在狱中他经历了无数次漫长而痛苦的审讯。最终，在一次长达十小时的问询之后，他再也无法坚持，于一九七七年三月十三日因脑溢血逝世。
在帕托什卡最后的日子里，完成了一篇具有墓志铭意义的绝笔，其结尾处这样写道：「真正应该做到的是，在任何时候都活得有尊严，不胆怯，不退却。即使在某些时候会遭到镇压，也要义无反顾地讲真话。因为只有在经历了磨难之后，人们才会逐渐意识到，有些东西是值得为之受苦的。如果世界上没有了艺术、文学、文化这些高尚的事物，那么我们就只剩下疲于奔命的日常生活了。」是的，没有像帕托什卡这样的英雄人物的战斗与牺牲，捷克的天鹅绒革命就不会水到渠成。上帝并非对捷克人偏心，上帝并非遗忘了中国人，上帝的恩赐从来都是给予那些愿意为自由付出代价的民族。
用自由来换取蜗居的中国
如果说昔日的捷克是一个「面包时代」，那么今天的中国便是一个「蜗居时代」。就普通人的物质生活而言，今天的中国人比昔日的捷克人要充裕和丰足得多。昔日的捷克人面临着如何用足够的「面包」填抱肚子的问题，而今天的中国人则面临着如何寻找一个「蜗居」栖身的问题。以权势熏天的市长秘书和他包养的二奶为主人公的电视连续剧《蜗居》，一时间万人空巷。这部电视连续剧以一种几乎等同于复制的方式将中国人当下的生存状况搬上了屏幕，虽然遭到审查部门的删节，仍然具有近年来中国影视作品中罕有的一种质量，那就是真实。人们不再义正词严地谴责「二奶」和「小三」们了，反而对她们充满了同情甚至艳羡，这是不是社会的一种「进步」呢？
年轻一代的大学毕业生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如果连「蜗居」也争取不到，便只好沦为「蚁居」了——北大社会学博士廉思经过广泛的调查，发现了一个处于传统的三大弱势群体（农民、农民工、城市下岗职工）之后了第四个弱势群体，即「大学毕业生聚居群体」，并以「蚁族」命名之。而「蚁居」要升级为「蜗居」，做「二奶」与「小三」便是一条终南快捷方式。喜儿何妨嫁给黄世仁呢？
从蚁居到蜗居的路有多长？署名「落雪是花」的媒体人在凤凰博客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八零后女人急于寻找有钱有权男人？》的评论，文章说：「这年头，尊严能值几个钱？还不是物质跨下的玩物？只要做了「二奶」，所谓的爱情、友情、人格、廉耻等就统统被严重扭曲了。……当调查都市女白领「傍大款」、「周末二奶」现象时，竟有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女人表示「应该及时享乐」，言外之意就是认同这些现象，只是如此「好事」没机会碰上，如若碰上了那还不是趋之若骛、纷纷效仿吗？」而另一位作者梁丁在《从「蜗居」开始社会重建》一文中写道：「像道德沦丧和价值解体，每个时代都有。可是，我们这个时代，连做房奴都需要很拚命，否则你连房奴都做不了，不信，你就想想很多农民、矿工、农民工的遭遇吧，于是大家都在努力地向上攀爬，可你即便拚命了，甚至说你还很有能力，你也可能被人家权二代富二代轻易地黑下来，于是，这个奋斗就成了一个「斗智斗勇」的话题，「不择手段」只是很基础的要求。在中国，如果一个人正直且勇敢地生活，不但是得不到奖赏，而是时刻都走在通往监狱的路上，那么，我们还如何去要求每一个人都应该具备正直，诚实，勇敢这些品德呢？所以，我们这个社会的基本特征是，大部分人都不同程度的在使坏，可每个人又能轻易发现大面积的社会之坏，然后为自己提供持续使坏的动力。」这样的一个社会，谁在其间有幸福和尊严呢？
中国的「崛起」，是以大部分人不得不「蜗居」乃至「蚁居」为代价实现的。年轻漂亮的女性为什么要去傍那些并不英俊和年轻的男人呢？一言以蔽之，那些男人有钱有势，而钱又是来自于权，所以她们实际上是依傍于权力。而其他人呢？在今天的中国，谁没有依傍于权力呢？在权力面前，哪个商人、哪个大学教授、哪个电影明星不是低三下四、点头哈腰的呢？秋雨含泪，故而有资格入股国企，熬成亿万富翁；兆山哭鬼，故而能入选法兰克福书展中国作家代表团，花纳税人的钱周游世界。这个时代，其实是有选择的自由的，尤其是选择作恶的自由。余秋雨和王兆山，孙东东和孔庆东，并没有人用刀枪逼着他们作恶，他们作恶乃是自觉和自动的作恶，乃是一场向着权力的裸奔。
我在写作这篇文章的时候，看到《新京报》刊登了一则新闻：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三日，位于四川大邑县的建川博物馆馆长透露，他们修建的「中国领袖广场」即将完工，雕塑家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四个领袖塑造了巨型塑像，每个塑像重达十多吨，选用四川上好的晶点花岗石，红色背景墙上，还配有六篇《人民日报》社论。房地产商樊建川曾投入巨资兴建抗战博物馆，呈现国民党抗战的功绩，深受民众之赞誉。然而，这一次他却赫然「转型」，塑造领袖塑像、修建领袖广场，这是什么原因呢？身为国民党将领的后人，樊建川在毛泽东时代受过不少折磨，他在内心深处未必敬重与缅怀毛泽东。但他仍然以此表达「政治正确」的立场，这一做法与哈维尔笔下的水果店的经理何其相似！那个经理只想平平安安地经营一个小店，故而只需挂出一幅横幅就足够了；樊建川则要确保已有财富的安全，甚至继续赚更多钱，故而要打造规模宏大的领袖广场。
在今天的中国，越是有钱和有名的人，这种「效忠式」的表态就越是要高调，这是中国社会的另一个「潜规则」。所以，「神州亿万皆小三」：《蜗居》里的女主人公海藻如是，「文化大师」余秋雨如是，作协主席王兆山如是，地产巨子樊建川亦如是。
哈维尔和刘晓波的光荣荆棘路
然而，为面包而活、为蜗居而活，毕竟不是人类生活的全部内容。如果说《七七宪章》的横空出世戳破了「面包时代」是一个「福利社会」的谎言，它彰显出另一种价值——人是一种不单单靠面包来生活的动物；那么《零八宪章》的应运而生则揭穿了「蜗居时代」是一个「和谐社会」的大话，它也彰显出另一种价值——人是一种不单单靠蜗居而活的动物。当年捷克的帕托什卡、哈维尔们，只要稍稍抹煞一点良心，共产党当局就会按照他们的地位和才华让他们「食有鱼、出有车」。而曾担任过驻外大使的波兰诗人米沃什和曾担任过国务部长的匈牙利哲学家毕波，完全可以凭借各自的民望继续在政坛上长袖善舞，但他们意识到这个制度不公正性，便毫不留恋地与之决裂：或走上流亡的之路而成为被共产党的宣传机器咒骂的「祖国的叛徒」，或留在国内成为「内心的流亡者」并被所有的公共媒体「消音」。哈维尔多次被捕，没有在监狱中的时候，警察则寸步不离地跟踪他。警察在他郊外的农舍的外面设立了一个永久性的视哨——它看起来像一个建在椿柱上的可移动的小教室，他们还故意弄坏他的汽车并宣称是「爱国群众」的「义举」。
当年在苏联东欧发生的一切，今天在中国继续上演。刘晓波和《零八宪章》的许多签署者一样，并不是被「逼上梁山」的，走到今天这一步，乃是出于良心的自发选择——如果他们愿意接受这个与毛泽东时代相比「次坏」的社会、这个纵容人们升官发财的欲望的时代，如果他们将个人的才华与学识「卖与帝王家」，肯定能卖出好价钱。当年，在大学里才华远不如刘晓波的、他的同学和同事们，现今多半已经成为学界名流，或在央视「百家讲坛」上为帝王将相唱颂歌，或对漂亮的女研究生实施「潜规则」，或挂名主编利用学生的无偿劳动编写教材，个个忙得不亦乐乎。而刘晓波选择的是一条光荣荆棘路，一条少有人走的路，他对生活的理解超越了「面包」和「蜗居」的层次，他是为人的自由、尊严和社会的公平与正义而活。在刘晓波家的楼下，中共当局也设立了一个简陋的岗亭，无论是酷暑还是寒冬，都有穿警服或穿便衣的人呆在里面。在被捕前夕，刘晓波与刘霞正在准备搬家，刘晓波被抓走之后，是刘霞一个人搬完了家。虽然刘晓波还在狱中，但在他们新家的楼下，一个崭新的岗亭又建立起来。
与帕托什卡并非《七七宪章》的最初起草人一样，刘晓波也不是《零八宪章》的最初酝酿者。但是，后来帕托什卡和刘晓波都成为各自国家的宪章运动的灵魂人物。我还记得，二零零八年秋天的一个夜晚，我与刘晓波和其他几名朋友在一家餐厅中谈论这份文稿时的场景。那时，这份文稿连名字都还没有确定，是叫《人权宪章》好呢，还是《零八人权宪章》好？我和刘晓波不约而同说出了《零八宪章》这个名字，既简洁明快，又直接与《七七宪章》呼应。我当时没有意识到这份文件会让中共如临大敌，并丧心病狂地将刘晓波抓捕入狱。这份文件已经温和得不能再温和了。
这些年来，我们这些人差不多每天都在写作比这份文件的措辞更加尖锐的文字。我们虽然生活在不自由的大环境下，但早已「假装」生活在自由的环境下。我们点名批评胡锦涛的时候，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公民权利；就好像一个美国的批评家，当他点名批评美国总统的时候，不会有任何的恐惧感。我们不认为批评胡锦涛或共产党是一件「大逆不道」的事情。所以，我那时并未将《零八宪章》放在心上。但是，比我敏感的刘霞已经有了不详的预感，她建议晓波不要卷入太深。晓波说，这些事情必须去做，即便为此坐牢，这是他对「六四」亡灵欠下的债。他始终将自己当作一名「赎罪者」。一旦晓波做出此决定，刘霞便完全支持他。二十年以来，此前晓波三次入狱，她均是如此默默地承受告别与重逢的煎熬。
不值得颠覆的政权与为救中国而努力的刘晓波
刘晓波的罪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这完全是莫须有的罪名。刘晓波对权力没有任何兴趣，自然也没有颠覆它的兴趣。就好像当年哈维尔反对共产党并不是为了「吾可取而代之」，虽然后来他成为民选总统，但他的精神气质始终与权力结构格格不入，他的总统身份更是象征意义上的。与之相似，刘晓波在圈子里被大家认为像孩子一般透明，其人格魅力正在于直言不讳。他是我所见过的最蔑视权力的中国人，并像一根鱼刺一样卡在权力的喉头。「六四」屠杀之后二十年来，他持之以恒地用墨写的文字捍卫渐渐淡去的血写的真相，他如杜鹃啼血般告诉国人和世人，侵犯人权、耗尽能源、破坏环境、纵容腐败，并不是中国经济增长必须付出的代价，这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最终只能是一个死胡同。如果整个世界都被迫依附于中共的这一「梦想」，那么人类就有可能陷入万劫不复之深渊。
近年来，刘晓波的许多文章已经不再局限于批判权力的运作，而进入到精神和价值的反省与重建的层面。在他的思想和写作中，有一个即便在独立知识分子当中也罕有的维度，那就是「对批判的批判」和「对异议的异议」。换言之，他深刻地认识到，「共产党」并不是一个外在于「我们」的恶魔或怪兽，「共产党」就在我们每天呼吸的空气、每天饮用的水当中，就在我们的思维和语言当中。经过六十年的统治、教育与宣传洗脑，我们已经被共产党全部或部分地「克隆」了。这是一个不能回避的事实。所以，我们必须像哪咤那样「剔骨还父」，像关公那样「刮骨疗伤」。在这个意义上，刘晓波的文字并非「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而是引导同胞完成对被奴化的精神结构的颠覆与重建。
刘晓波被捕之后，我所能做的事情，除了撰写若干篇关于刘晓波和《零八宪章》的文章并结集成《刘晓波与胡锦涛的对峙：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为何停滞？》一书，并在香港晨钟书局出版之外；便是为刘晓波编辑一本名为《大国沉沦：写给中国的备忘录》的文集，并在台湾允晨出版公司出版。在编辑这本文集的过程当中，我重新仔细阅读了刘晓波这几年间撰写的数百篇文字，不禁感慨万分。刘晓波的作品理应选入中学和大学的公民读本之中，因为这些文字堪称如何成为「好公民」的简明说明书，让我们摆脱「蜗居」这种可悲的生存状态，让我们眺望到温家宝眺望不到的灿烂星空。而温家宝悍然将为这个国家寻找灿烂星空的刘晓波逮捕入狱，正表明他的内心何其黑暗。
三十多年之前，帕托什卡的文字在捷克只能得到相当有限的传播，「所谓地下传播的方式，通常就是一小堆人躲在一处隐蔽的地方，用打字机一页一页地慢慢拼凑出一本书。那时候的一张碳纸只能复写出四五份文稿来。」三十多年之后，刘晓波的文字虽然在中国大陆不能公开出版，却通过互联网在整个华人世界里广为流传；他在香港和台湾出版的著作，亦有不计其数的盗版和复印本在中国大陆悄悄流传。可以说，刘晓波比帕托什卡要幸运得多。我在香港机场的很多书店里，都看到《大国沉沦》一书被摆放在显着位置，我也看到香港作家倪匡先生在《苹果日报》上对该书的一段评论：「刘晓波。记住这名字，他是当代伟人，二十多年，矢志不渝，为救中国而努力。他是一介书生，无权无勇，以文章为战斗工具，对抗种种来自极权的迫害，「不识时务」至于极点。以人性的光辉织出他身上的光环，是黑地狱中少见的明灯。」
今天，如果中国的街头遇到一名路人，如果他们看过电视剧《蜗居》，如果他们读到过《零八宪章》的文本，那么询问他说，你愿意活在《蜗居》中的中国，还是实现了《零八宪章》的中国？我想，绝大多数人的答案都是后者。是的，胡锦涛和温家宝关得住刘晓波的身体，却关不住他的灵魂和思想；胡锦涛和温家宝可以动用举国之力封杀和围剿《零八宪章》，却不能阻止《零八宪章》的理想离中国人民越来越近。
 
5.10是从「六一」到「六四」，还是从「六四」到「六一」？
——「六四」屠杀二十一周年祭
告别儿童时代之后，我意识不到「六一」还是一个节日已经很多年了。直到两年前，我有了孩子，这个日子才重新与我发生关系。然而，在这个自豪地宣称已经「站起来」的帝国之内，我们能够自由和快乐地跟孩子一起过「六一」儿童节吗？
从「六一」到「六四」只有三天吗？
「六一」这一天，作为父亲，我本来计划带孩子去动物园或海洋馆玩，没有想到我却失去了这样的自由。从五月三十日开始，警察们又出现在我家门口，强迫我在此后的一个星期里接受他们的「高级安保」和「专车服务」。
没有孩子的那些年，我为自己在「六四前后」享有这种特殊待遇而感到某种良心上的安慰：正是通过这种轻微的「损伤」，我与「六四」之间的联系得以增加而不是削弱。如果「六四」这一天，没有人出现在我家门口非法限制我的人身自由，是不是表明我与「六四」的关系已经疏离了呢？当然，我也告诫自己，不要被扭曲成「被虐待狂」，以「被服务」为荣。这只是我自己的选择，以及为自己的选择承担的后果。
有了孩子之后，这才发现此种特殊待遇让我有产生更强烈的「不舒服感」：不幸的是，「六一」是一个离「六四」只有三天的节日，因为「六四」的牵连，「六一」也被圈进了「敏感期」。作为一名普通的父亲，我陪伴孩子过一个正常的「六一」的权利，也就被侵犯和终止了。
如今，孩子还太小，我不愿带着他坐上警察开的车外出。如果孩子天真地问我：「爸爸，开车的叔叔是谁呢？」我该如何回答他呢？我不能对他说谎，我必须告诉他，开车的叔叔是警察。那么，孩子一定会继续问：「警察叔叔为什么要开车送我们呢？警察叔叔为什么不去抓坏人？」那么，我就只能从「六四」说起。可是，这个话题实在太沉重了，孩子还没有成熟到可以理解它的年龄。
如果孩子渐渐长大，长大到可以承受「六四」的苦难与血腥的时候，我一定会带他一起坐上警察叔叔开的车（当然，但愿那时已经没有这样的车辆和保镖了）。我会告诉孩子，一介平民的爸爸为什么会享受这种「优待」，因为爸爸是一名拒绝遗忘「六四」屠杀的写作者，爸爸的理想是像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装》里那个孩子一样，说出「皇帝什么都没有穿」的真相。我会告诉孩子，在你出生之前十九年的那一天，六月四日的那一天，有那么多跟当年的爸爸年纪差不多的人离开了这个世界，他们的生命被定格在如花似玉的少年时代。
从「六一」到「六四」，真的只有三天吗？其实，并不仅仅因为「六一」离「六四」时间太近，才导致「六一」被「六四」波及、冒犯乃至污染。「六一」与「六四」重迭在一起，不仅是我个人的体验，更是千千万万中国的孩子、中国的父母的刻骨铭心之痛。对于每一个天安门母亲来说，「六一」和「六四」都是同样的伤痛，他们多么希望自己的孩子当年还停留在高高兴兴地过「六一」的阶段，那么就不用承担「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感了，就不会被子弹穿透柔软的躯体了。
「六一」离「六四」有多远？对于每一个在四川和青海的地震中死于豆腐渣校舍的孩子的母亲来说，对于每一个死于三鹿毒奶粉和问题疫苗的孩子的母亲来说，对于每一个被充满仇恨的凶手杀害的孩子的母亲来说，「六一」永远是一道迈不过的坎。而所有的死亡，都被笼罩在「六四」的阴影之下：那是一场让屠杀变得合法化的屠杀，那一场屠杀之后的所有的杀戮，因此有了堂而皇之的理由。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的父母都是天安门死难孩子的父母；不仅「六一」就是「六四」，而且每一天都是「六四」，正如作家冉云飞所说：「每天都是六四……每天发生的灾难都是八九六四灾难的延续。每个人的受伤都与我们血肉相连，利益攸关，我们无权旁观。今日每天发生的灾难，都与六四问题没有得到真正解决有关。」二十一年过去了，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生活的每一天都是「六四」的缩影，包括「六一」在内的每一天都被烙上了「六四」的印记。
从「六四」到「六一」只有二十一年吗？
「六一」这一天，我收到了刘晓波的妻子刘霞发来的短信：「明天，我将去辽宁锦州探望晓波。」这是一个好消息，还是一个坏消息？刘晓波一案终审判决之后几个月以来，刘霞一直不能与丈夫见面，如今总算有了见面的机会，这是一个好消息；然而，此后漫长的十一年，难道刘霞每个月都得奔波在从北京到锦州的道路上，这难道不是一个坏消息吗？
在纪念「六四」十八周年的文章《那个春天的亡灵》中，刘晓波写道：「那个春天，扑倒在坦克的履带下，纵使我掏出全部智慧和献上赤裸的灵魂，也达不到坟墓的高度。」由此可见，刘晓波此次自愿承受十一年的重刑，不是因为《零八宪章》，而是因为「六四」。「六四」屠杀之后二十一年来，刘晓波所承受的监禁、迫害、诽谤与攻击，所赢得的独立、尊严、荣誉与自由，全都根植于那个枪声乱作、坦克轰鸣的夜晚。这二十一年来，刘晓波所做的一切，一言以蔽之，就是让「六四」变成「六一」，让这个从来没有纯真过的国家和民族变得纯真，让这片缺乏爱的土地被爱所充满，如圣经所说：「惟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
二十一年之后，刘晓波已经不再年轻。当年比刘晓波更年轻的亲历者们，也已经不再年轻：那时还是体育大学学生的张健，身中数弹的大学生，与死亡擦肩而过，此后被迫漂泊在异国他乡。至今，有一颗子弹还嵌入大腿之中，每到天气变化的时候便隐隐作痛。那时还是血气方刚的工人的齐志勇，中弹后被截去一条腿，从此只能在拐杖的帮助下艰难地行走。因为他的生日常常有难友上门慰问，所以生日也成了另一个「六四」纪念日--每到「六四」和生日前后，齐志勇都会被警察带到郊外去「疗养」。
还有更多的在那一天失去父亲或者母亲的孩子，他们已经由当年懵懂无知的孩子长大成人，但灵魂上伤口仍然在汩汩流血。横亘在从「六四」到「六一」的二十一年，实在是太漫长了，漫长得足以让一个孩子迈入了中年。二十一年过去了，没有人向他们道歉，没有人向他们的鞠躬，他们不能在任何公开场合言说个人的经历，也不能向任何一个人间的机构寻求公平和正义。
「六四」的鲜血流淌开来，像在一张草纸上浸润蔓延一样，很快便漫过「六一」，漫过来年的「六四」，漫过二十一年的「六四」。在那一天之后，再没有什么杀戮和死亡让我们吃惊，再残忍和野蛮的凶手都不能与那支全副武装的军队和那些戴着白手套的指挥者相比。在那一天之后，杀戮有理、强者为王，成为这个时代的座右铭，成为「中国模式」的核心价值。不仅我们的环境被污染，我们的心灵也被污染。在极权主义制度下，产生污染的是国家，受害的却是整个社会。但是，人人都关心环境的污染，而故意回避心灵的污染--谁还相信纯真？谁还相信正义？谁还有资格过「六一」这个节日？
二十一年过去了，我们不得不承认，从「六四」到「六一」，逆水行舟，何其艰难。捷克作家瓦楚里克在《论勇敢》一文中指出，大多数民众都活在一个道德上的「灰色区域」，尽管令人窒息，但是安全。在这个区域，逆来顺受代替了热情。冒险去积极反对当局的做法很难证明有理，因为看起来没必要。人们大多会说自己那样做「不够英雄」。但是，我们当中，除了旁观者和沉默者之外，还应当有另外一类人，他们也许不是英雄，但他们始终不渝地像寻求真相和真理，捍卫自由和尊严，步履维艰却风雨兼程地走在从「六四」到「六一」的路上。
中国人需要一间「六四屠杀纪念厅」
此刻，便衣警察雇佣的两个临近村庄里的无业少年，就在我的窗外窃窃私语。当小区的保洁员用扫帚打扫他们面前的台阶，并询问他们的身份的时候，他们沉默不语。这可是国家机密啊。这两个孩子拿着手机玩电子游戏，有时还哈哈一笑。风儿将他们的笑声带到我的耳边。他们一定没有二十一岁，他们一定是「六四」之后出生的一代，他们一定不知道二十一年前发生的那场屠杀。他们过早地辍学了，他们找不到工作，干这份临时工挣点钱也不错，更何况这份工作还跟伟大而光荣的「维稳」有关呢。他们监视的那个人，虽然手无寸铁，却是有可能「危害国家安全」的危险人物。在将来有一天，他们会知道前来监视我的真正原因吗？他们会知道自己居然以这种奇特的方式与「六四」发生过关系吗？
在道德上，胡温早就破产了，无论他们的演技有多高，无论他们「影帝」的奖杯有多少个，他们都无法否定这个血写的事实：在他们统治的时期，悲惨地死去的孩子，并不比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那一天死去的孩子少。在智力上，胡温又彻底暴露出了低下的本色：他们真的以为派遣警察守候在我的家门口、在互联网上将「六四」设置为「敏感词」、将刘晓波投进遥远的监狱、让时间来消灭日渐衰老的天安门母亲群体……做了这一切，就可以让「六四」从个人记忆和民族历史中彻底消失吗？
他们绝对不会得逞。纳粹死亡集中营的幸存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威塞尔说过：「忘记死者就是让他们二度死亡。」是的，如果说邓小平和李鹏们是实施第一次谋杀的凶手，那么胡锦涛和温家宝们就是实施第二次谋杀的凶手。凶手与凶手之间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异。所以，每当他们志得意满地去照镜子的时候，镜子不会谄媚地对他们说，「主人，你貌美如花，朗朗如日月入怀」；镜子会直言不讳地向他们发出呼喊：「看哪，你这个脸上沾满鲜血的凶手！」谁是镜子呢？丁子霖、蒋彦永、刘晓波、司徒华、蔡淑芳、杨逢时、孙立勇、武文建、张怀阳……这些年龄和背景各不相同，却因为「六四」而「共命运」的人们就是无数面嫉恶如仇的「照妖镜」。
我相信，一面又一面这样的镜子终将组成一座中国人的「六四屠杀纪念厅」。在匈牙利，人们在昔日匈牙利秘密警察的总部建立了一家「恐怖博物馆」。顾名思义，这是一所展示恐怖事件的博物馆，它讲述了从一九四四年到一九八九年在这个国家发生的暴力、折磨、压迫与独裁事件。它如同杜莎夫人蜡像馆般重现了阴暗恐怖的秘密牢房，行刑工具以及审讯室。从纳粹到共产党的暴行，无一遗漏。在一九八九年的「天鹅绒革命」之后出生的孩子们，一批批地由老师带着到这里来参观，以认识那段逝去不久的惨痛的历史。我相信，在我的有生之年，也可以看到：那座中国的靖国神社、暴君毛泽东的纪念堂，将被改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馆」，其中必定有一间「六四屠杀纪念厅」，而我们的孩子将在这里学到真正的历史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