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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正非接受中央电视台董倩专访纪要 2019年5月21日
1、董倩：谢谢您今天答应给我们这次访谈的机会，我特别好奇的是，当外界所有人都在担忧华为如此生死攸关的时刻，都在担忧华为未来应该怎么办、能不能活下去的时候，您反而有点超然世外，要谈教育。教育还是您最关心的事，为什么？ 任正非：第一，我从来没有觉得我们会死亡。我们已经做了两万枚“烂飞机”的金牌奖章，上面题词是“不死的华为”，在我们渡过一道道难关时发放。我不认为我们会死，为什么要把死看得那么重呢？我们梳理一下存在的问题，环境改变了，是有一些困难，哪些问题去掉，哪些问题加强，胜利会属于我们的。但是，今天上午我也讲了，我们不会狭隘地排斥美国，因为美国公司在过去三十年对我们的支持很大，特别是这次危难时刻，美国公司体现出来的正义和道德的力量，我们要向他们致敬。
第二，我们也要向他们学习。为什么美国这么厉害？其实就是教育。我关心教育，不是关心华为，是关心我们国家。我们国家总要崛起，总想繁荣富强，如果不重视教育，就会重返贫穷，因为这个社会最终要走向人工智能的。你可以参观一下我们的生产线，基本上没有什么人工，二十多秒生产一部手机，未来我们几百条、上千条的生产线完全是智能化的。这时如果人的文化素质不够，如果没有受过大专、大学以上的教育，英文不好，计算机也不好，做工人的机会都不存在了。我们公司没有“工人阶级”这个名词，因为我们公司生产线上的基本要达到“工匠”，而且许多还是博士、硕士。
从我们公司的缩影放大来看国家，国家也要走向这一步，否则是没有竞争力的。一个国家强大的基础是什么？有硬件基础，比如铁路、公路、交通设施、城市建设、自来水……各种环节的硬件设施。硬件设施是没有灵魂的，灵魂在于文化，在于哲学，在于教育、艺术……，在于人的文化素质。只有这样才能在硬质基础上，形成一个软质的黑土地，才能种活各种庄稼。
十二大胡耀邦提出“要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的时候，当时我也同样不理解，国家都快到经济崩溃的边缘，怎么去考虑全民族文化素质呢？多少年以后，我才理解胡耀邦讲这句话太伟大了，讲到了事物的本质。包括王国维他对张之洞、李鸿章开矿山、建工厂不置可否，他说“振兴中国的基础在哲学”，尽管王国维被人骂，但有可能他看到了事物本质。一个国家有硬的基础设施，一定要有软的土壤，没有这层软的土壤，任何庄稼都不能生长。这层软土越厚越好，我们有五千年的积累，开放、改革、学习，一定可以支撑现代工业的。
为什么别人不提这个问题，我会提这么多呢？实际上，我们已经真正在某些方面的科学技术上已领先了世界，我能看见我们科学家的真实成就。我只要一出国，到了任何一个研究所，每个科学家都争着上来讲他的研究。无线电是什么？无线电是波，波是什么？波就是方程。但是我听不懂，需要有技术翻译，不是英文翻译。科学家把他长远十年、二十年以后才能产生影响的这些研究，以及对未来社会产生什么冲击，演示系统方程给我看。我知晓差距，讲出来，大家共享。
科学家走到这一步需要大量积累，如果没有从一层层的基础教育抓起，没有从农村的基础教育抓起，我们国家就不可能在世界上竞争。现在我们国家是仿制文化，仿制文化是永远追不上这个世界的。现在国家处于高成本时期，部分产业在往越南、泰国转移，它们的工业已经成规模气侯了，他们现在产业要升级，升级的目标是什么？挖中国公司、挖中国的外资企业。最近有一个很大的外资企业搬到越南去了。
因此，要看到我们国家会出现一些新的危机，就是完全能走向人工智能的工业可能会重回西方，因为它不需要多少人工了，工会问题、罢工问题、高工资、高福利问题……都不存在了，完全可以回归西方；完全不能走向人工智能的产业，可能会到低成本的国家去。中国开放改革三十多年的伟大成就正在逐渐被两极分化，一部分跑到西方去，一部分跑到低成本国家去。如果我们不能急追世界的进步，那我们国家能振兴吗？不能振兴。未来二、三十年人类将会发生一场巨大的技术革命，这场技术革命就是“人工智能”产生的极大社会推动。5G只是给人工智能添了一个“翅膀”。因此，国家要充分看到这一点，国家的未来就是教育。
2、董倩：您对教育问题认识这么深、这么透，但是今天上午媒体圆桌会上有一位记者向您提问，您会不会进入到教育，您会不会领着做？您说“不会”。但是您在几年前，您花自己的钱，不是花公司的钱，请中央党校、中国基础教育课题组的专家做中国农村九年义务教育的状况调查，而且也分析了，不仅是乡村的一些贫困学生怎么学习，包括城市的一些孩子们，怎么能够保障他们的学习。您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调查？ 任正非：希望国家繁荣富强，希望国家能实现国家的梦想。
董倩：今天上午记者会上，您提出“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是国家层面考虑的事情，不是企业考虑的事情。” 任正非：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是党和国家的基本责任。
董倩：在您明确了“不是企业责任”这样的前提下，您作为一个企业家，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调研？ 任正非：中央党校有权威性，做这样一个报告，中央会相信。而且他们调查了全世界的教育情况，有非常深刻的理解和认识。
董倩：为什么您以自己的钱去资助他们做这件事，而没有动用公司的钱？ 任正非：如果我要对外进行一些贫困资助援助，我是不能动用公司的钱的，因为公司的钱是集体的钱，是要有流程和表决的。我动用自己的钱，他们管不着。比如，我最近去了普洱，普洱市委书记很有水平，他告诉我，政府要干什么事？从古至今就是修路、架桥、办教育。他把地方文化搞得很有特色，那天我看了一个村庄的演出，我很感慨，送了他们五台钢琴。我也曾向贵州省捐献了数百台钢琴，希望从青少年开始就不要单纯学数理化，应该有全面的素质发展，奠定广阔的文化基础。当然，这肯定不能用公司的钱。
第二，公司绝对不能干别的事。战车滚滚，我们连“加油车”、“架桥机”、“担架队”……都不能算入主战部队的编制，都要变成附列编制，让主战部队集中精力作战，才能攻下山头。如果管事太多，坦克后面拖着几个小学生，挂着几个识字课本，还打什么仗？敌机早将我们消灭了。这是我们公司的机制。至于我个人业余时间做点什么事情，自己做就行了。
3、董倩：您这么关注中小学，尤其农村义务教育方面的事情。您的父母曾经告诉您“一辈子不要做老师”，但是您回头看这一辈子，几乎一直关注着义务教育，为什么？ 任正非：我父母是乡村教师，父亲是党内高级知识分子，他是校长。在文革平反以后，做了一所重点中学的校长。他们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政治地位低下，受欺凌，经济待遇那么低，孩子眼睁睁看着爸爸妈妈这么凄苦，历历在目。父母给我们讲人生选择时，命令我们“今生今世不准做老师”。我们印象很深刻，果然后来都没有做老师。
但是，老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没有老师，这个社会怎么办？就要改变对教师的政策，所以我才说“再穷也不能穷老师”，也就是说，再穷也要对未来投资。就像我们公司的战略投资一样，我们公司是全世界最穷的高科技企业，但是我们对未来的战略投资是恐怖的，每年用于基础研究的费用是很大的，给全世界大学教授支持的经费数额也是巨大的。
董倩：这与“再穷不能穷老师”有什么关系？ 任正非：没关系。因为这些大学都有钱，不是没有钱，我们是投未来。我们公司再穷，也要投资未来。我们公司有实力，对未来投资。教育就是国家的未来，我们投的科学是我们公司未来。如果我们国家的中、小学教育像日本、北欧、德国……一样，那我们还要担心什么和美国竞争的问题呢？短時间稍微不行，明年出来几个优秀的领袖，就冲上“上甘岭”了。如果优秀的人都不愿意当老师，马太效应，只会是越来越差。
董倩：所以，您认为“再穷不能穷老师”和“再穷不能穷未来”是一个道理？ 任正非：是的。
董倩：您父亲当年嘱咐孩子们不要当老师，就是看到当老师从经济上没希望，社会地位也不高。同样，在这份报告里，我们看到也是类似的情况，比如在日本调查时，100%日本老师，哪怕偏僻地区的日本老师…… 任正非：在日本，一个小学教师的地位是很高的。他们很自豪，觉得很荣耀。
董倩：那就说明，这个状况没怎么改变。 任正非：当然，这些年已经有很大改善，我们也要肯定中国70年来教育有巨大进步，这30年也有巨大改善，教师的生活也有巨大进步。但是要看到老师他们是祖国的未来，他们担负着给“花朵”浇水，如果我们都不给“花朵”浇水的人一种事业心、使命感，少浇两次水，“花”枯萎了，我们不就少了一个“乔布斯”吗？
董倩：您认识到这样一个关键性问题，但是企业再大，就是一家企业，您能为改变这个社会问题做些什么？ 任正非：一家企业不可能改变什么。
4、董倩：像华为这么大的企业，1000多亿美元体量的一家企业，在这个问题上，如果您都不能做些什么，又靠谁来改变？ 任正非：只是我能看到科学家真实的研究、达到的水平，我知道达到这个水平的难度，以及我们国家的差距，我愿把这种真知灼见说出来。在外国取得了博士学位，也只是在“独木舟”中拿到一个桨，划到“航母”的起跑线上，还很遥远。我们国家的博士论文要多一些真知灼见，多一些大胆假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国家确实要从最基础抓起，都要尊师重教，踏踏实实做，国家未来二、三十年，或三、五十年才有希望。未来二、三十年人类一定会爆发一场巨大的革命，就是技术进步的爆炸性增长。这场革命的恐怖性大家都看到了，特别是美国看得最清楚，才会来消灭“出头鸟”。只是它没想到我们早有准备，消灭不了；它以为还是架起几门“炮”就能吓唬一个国家的那个时代，可能它误判了；以为抓了我的家人，就可以摧毁我的意志，这点它也误判了。
国家从今天抓起，农村的孩子二、三十年以后很多都是博士、硕士，就会为国家在新的创新领域搏击，争取国家新的前途与命运，这才是未来。如果二、三十年以后，他们还是没有多少文化，仍旧是一个打工仔，打什么工？全是智能化、无人化了。大家要想到，这个时代会有巨大进步，中国需要一代代青年扑上去。
我们公司的战略预备队都在学习衡水中学的精神。当然，我也不完全赞成衡水中学的方法，衡水中学的方法是应试教育的一种产物。他们改变不了教育制度，就要适应教育制度，否则孩子怎么进入名校呢？农村孩子更进不了名校，没有门路。我们公司也改变不了社会环境，也改变不了大世界，也改变不了美国，我们就要像衡水中学学习，建立适应社会的方式，我们也跑步。战略预备队在华为大学学习，学员大多数是博士、硕士、至少受过高等教育，包括世界名校毕业的，在非洲等世界各国的基层工作几年、做出杰出成绩的人员到华为大学受训，受训以后再回去，再受训再回去，让他们一层层自己走上来，他们都要向这些中学生学习，为这个国家的振兴而努力奋斗。
5、董倩：刚才您说到，未来二、三十年这个世界会发生令人恐怖的变化，一定是人才发生变化了。我们假设一下，如果这份报告中所呈现出来的种种问题没有在5-10年内解决，我们将会面临什么样的后果？ 任正非：但我们可以来解读一下。如果工业可以走向人工智能，可能就回归西方了；如果完全不能人工智能，它们就搬到低成本国家去了，包括东南亚。中国还剩什么呢？中国想重新回到劳动力低成本时代，已经回不去了，虽然政府已经在减税，做了很多工作。这时再倒回去，不现实，只有奋起往前走，只有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才能迎接这个新时代。
我有时候建议一些首长能参观一些智能化生产系统，听听人家讲一讲智能化怎么生产，看看我们的新生产线没有人工。如果今天你们不赶飞机，明天可以去看一看，就能看到人类社会未来是什么样。高产值的生产没有多少人，对人的文化素质要求很高。在工业革命时代，只要有中学、中专文化程度基本就可以工作了，但是在智能化社会，对文化程度的要求大大提升了。我们国家对职业教育开始重视了。德国70%是高等职业教育，职业教育也是很伟大的，而且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是可以交互的，因此我们也要从后发优势去看看别人。
6、董倩：您刚才所说的一系列问题，以人才为例，会影响到华为公司未来若干年的发展吗？ 任正非：不会。
董倩：既然不会影响到华为公司的未来，您有充分的人才储备，您为什么要操一份也许在别人看来是“闲心”的心？ 任正非：因为爱这个国家，希望国家繁荣富强，不要让人欺负，不要再落后下去。不能狭隘地站在我们公司的角度看，我们可以在世界各国网罗优秀人才，比如，我们在英国建立光芯片工厂，可以从德国找博士过去，因为德国博士动手能力很强；我们可以在新西伯利亚大学里，把世界计算机竞赛的冠军用五、六倍的工资招进来；我们在俄罗斯提高了工资待遇，吸引俄罗斯很多博士、科学家。我们是在全球寻找人才，而且已经有一个好的机制。但是我认为，全社会要进步，全社会需要庞大的人才队伍。
7、董倩：我们把谈教育的背景再放宽一些，如果教育是这样的现状，我们怎么去面对现在以及未来很有可能持续的中美贸易争端？ 任正非：中美贸易的根本问题是科技教育水平。我们和人家的矛盾是什么？人家粮食好、猪肉好，就是价格低，我们能抵挡得住吗？东西好、价格贵，我们可以抵制住，但是价格低呢？比如，在欧洲买一件MAX MARA的大衣500-600欧元，还退税，而在北京买一件同样的大衣要40000-50000元人民币，怎么抵挡得住这个潮流？海关保护是有限度的，长期保护下去，最终是要落后的。国家一定要开放才有未来，但是开放一定要自己强身健体，强身健体最终是要有文化素质。
8、董倩：那我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大家都在关注中美贸易争端背景下华为的未来时，您不关心这个，您关心的是我们的教育。 任正非：对于华为的未来，不用我想，下面的人已经想得比较清楚，他们只是希望得到我的支持。我不需要具体操心华为太多的事情，我在华为已经是一个傀儡了，人家来问你一下就说，不问我呢，我就不知道。
9、董倩：上次采访时，您反复讲一句话“人工智能说得再玄妙，它的基础也是数学”。 任正非：是的，也包括统计学。我们国家最不重视的就是统计学。你看看哪个学校重视统计学？现在国外没有人工智能这个科目，计算机加统计学就是人工智能，什么学科后面都跟统计学。统计学其实是一门很重要的学科。在我们国家把它当成“小儿科”扔到一边，也没有大师，如果不重视这个，科学管理怎么产生呢？
董倩：这个现状您也无法改变，但是在您公司的小环境里能不能改变？ 任正非：这点是肯定的。
董倩：您怎么改变？ 任正非：我不知道我们具备了多少学科的优秀人员，18万人是怎样的组成结构，可能一会就冒出一个天才来，我也搞不清楚。
10、董倩：有没有假设过这种情况，现在环境变化太快，而且越来越复杂，有各种各样对华为的制裁。您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也许对人才也制裁了，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您的“国际军团”可能怎么办？ 任正非：人才是制裁不了的，原则上拥有美国绿卡、美国户口的人不能进入到我们的主要科研项目，这叫“美国成份”，美国就要插手，在中国研究也不行。除此之外，全世界人才为我们所拥有，不有会缺少人才的问题。
董倩：刚才您所担心的人才问题，是为替中国其他企业担忧吗？ 任正非：对，其他企业没有我们这个条件。比如，Google网上有非常多的科学论文，我们国家对Google是封锁的，很多小企业看不到，但我们是全球化公司，可以读到全世界的最新论文。5G变成世界争得那么厉害的标准，是2008年一位土耳其教授写了一篇数学论文发表在杂志上，两个月之后我们的工程师跟进，把它解析成5G标准，叫Polar极化码。十年中,我们有几千工程师，在全世界有几万专家、科学家继续研究他这篇论文，变成了今天的5G标准。今天美国把它当成了“核弾”，起因是一萹数学论文。
未来人类很多科学技术其实都是透明公开的，我们能看到，但是我们国家的小企业看不到。我们的国家科技部或者各个科技厅与其把科研经费补贴给企业，不如给它们做一个网站，直接与国外有这些科技论文的网站连通，论文拿到中国来，让中小企业免费阅读，根据点击量，国家付钱给外国公司，也能促进我们中小企业的进步。
11、董倩：今天上午我问到知识产权的问题时，其实是我理解不到位，今天中午我琢磨了一下，朱广平老师也给我讲解了，您看我理解得对不对。如果把水平比喻成“木桶”，您反对在盲目补短板过程中的这种所谓知识产权创新，您反对的是在这个过程中独立研究的创新？ 任正非：坚决反对把精力用去补短板，追求完美。人只要发挥自己的优点，做好长板，再拼一块别人的长板，拼起来不就是一个“高桶”了吗？为什么要把自己变成完美的人呢？如果一个人缺点很多，就观察在哪方面能重用他一下，如果说他不会管人，就派会管人的副职去协助他，派个“赵刚”去做“政委”就行了。
董倩：朱广平给我画了一个图，他说：“实际上是用基础创新来打造长板，而基础创新往往是二十年到三十年”，所以又回到基础研究。 任正非：是啊，现在基础创新专家给我汇报时讲，都是十年、二十年以后的事情。
董倩：您的意思是，真正的自主创新应当是在长板方面有越来越多的长板，把它拼成一个大桶。 任正非：为什么要拼桶？不需要拼桶，你只需要把你的长板继续做长，总有去拼桶的人。为什么你自己又要做长板，又要去拼桶呢？消耗了你不该消耗的力量。科学家的研究都是窄窄的。我举一个例子，我们俄罗斯有位大数学家，小伙子不会谈恋爱，只会做数学，他到我们公司几年来，天天在玩电脑，不知道他在干什么，我们管五万研发人员的领导到莫斯科去看他，他打一个招呼就完了。我给他发Fellow（院士）牌子的时候，跟他讲话，他“嗯、嗯、嗯”完了。他不善于打交道，他十几年默默无闻在做什么，我们并不知道，也没有人管他。突然有天他说把2G到3G的算法打通了，我们马上在上海进行实验，这么一下，在无线电上领先爱立信，然后大规模占领欧洲，用到4G、5G，我们现在很厉害。我们领先了全世界，这就是数学突破，这个小伙子突破的。
董倩：万一赌错了呢？ 任正非：错了，就是养了人才。即使走错路了，很多人也能锻炼出能力来，在别的领域做出贡献。这个小孩应该是一个天才，虽然不知道他在干什么，大家还是知道这个人很聪明、很能干的。
董倩：这就是华为公司的长板。 任正非：对。
董倩：我觉得我要帮助您跟外界传递这样的信息。 任正非：不需要。
董倩：因为外界可能会认为，任正非认为所有产权独立的创新都是不需要的，其实不是的，您所说的是在补短板过程中的盲目创新不必要。 任正非：比如，你讲到李书福汽车自主创新，减震钢板的弹簧是他创新吗？是前人的成果。不要认为那个钢板简单，高铁450公里的速度，开得那么稳。高铁刚开始运行的第三天，我自己开车到广州，坐高铁去一个地方吃顿午饭再坐回来。高铁250公里时很平稳，在430公里以上噪音很大、震动很大。你想想，抗震理论是超级复杂的，张曙光和哈尔滨的研究机构联合做出了大量的攻关，中国450公里速度的高铁开得如此平稳，噪音这么低，是来自这个技术创新。这就是基础理论，我们要从基础突破。基础理论太“冷板凳”了，一般人都不愿意做，没有轰轰烈烈。
12、董倩：说到轰轰烈烈，不得不说到海思。今天上午您也说到海思一直低着头、夹着尾巴做人，憋不住，终于轮到他们昂起首了。这是好事吗？ 任正非：现在不能说是好事或者不是好事，已经发生了，就不用收回了。亮相了，表示我们会做出东西来，你卡我没有用，你不卡我也没有用，我们还是能生存下来。
13、董倩：今天上午听完两个小时的记者会，从您的整个发言我所捕捉到的信息，您是以和气面对当下一系列纷繁复杂的竞争？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您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和气。 任正非：对。
董倩：外界能不能捕捉和体会到您想表达的？ 任正非：我们不需要外界的理解，也不需要外界的误解，我们需要的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只要我做好了，我是存在的，存在就是道理，为什么要人家的表扬来作为自己的自信心？存在就是自信心。
14、董倩：您说到海思“憋不住”了，但是海思近段时间在所有人心目中几乎像一个英雄一样。 任正非：本来就是英雄。
董倩：为什么您用有些幽默的词形容他们？ 任正非：他们本来就是英雄。你想，他们拿了多少奖牌，职级有多高，各方面收入有多少。我问过他们，他们说默默无闻，我问“钱少了吗？”，“没有少”，那不就行了吗？他们看到余承东很张扬，他们也想去张扬一下，搞手机研发的人也跑到台上去讲，我就批评他们“老老实实回到科研室，不要去讲”，就让余承东他们搞销售的去讲。
董倩：为什么？ 任正非：踏踏实实干活，如果活没干好，张扬有什么结果？
董倩：对于他们来说，什么叫“干好”？ 任正非：产品。
董倩：如果他们始终憋着，怎么证明呢？ 任正非：怎么会憋着呢？回家老婆总表扬他们就行了。
董倩：有时候人的价值不在于挣多少钱，是社会熟知他，并且给予他的尊重。 任正非：只要公司团队认同就行了，为什么要社会认同呢？
董倩：现在认同了？ 任正非：公司整个体系中，他们一直是被认同的，从来没有亏待过他们。
董倩：外界不知道？ 任正非：为什么要外界知道呢？我认为，不需要让外界知道。其实我们到国家领奖的人并不是真的发明人，不会让真的发明人去领奖，不会把他的照片傻乎乎地贴到网上。最近我经常在网上看到何庭波的照片，多数都是假的，只有少量是真的。
15、董倩：2004年为什么要设立这样一个部门？ 任正非：其实也没有什么，就是一个部门，它为什么叫“海思”，我也不知道，这个名字是他们自己起的。
董倩：无论叫什么，存在的目的是什么？ 任正非：每个部门都有存在的目的，它的目的是做芯片。2012实验室还要做很多其他东西，海思只是2012实验室的一个下属机构。
董倩：2004年甚至更早的时候，中美关系一切正常，而且国际供应链一切正常，为什么您会预想假如这个世界不正常怎么办？ 任正非：我们2003年曾经准备用100亿美元把华为卖给一家美国公司，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再发展下去就一定会和美国碰撞。我们卖给美国公司的目的，就是戴一顶美国的“牛仔帽”，但还是几万中国人在干活，同样征服世界。结果合同签订了，所有手续都办完了，我们两个团队都穿上花衣服去海滩上比赛跑步、打乒乓球，但是那个星期，美国公司的董事会发生变化，新董事长否决了收购。我们回来讨论“还卖不卖？”,我在公司是妥协派，什么事情都想灰度、让一让，但是少壮派们是激进派，坚决不卖了。我就说，十年以后，我们会和美国在‘山头’上相遇，我们肯定拼不过他们的‘刺刀’，他们爬南坡时带着牛肉罐头、咖啡在爬坡；我们带着干粮爬北坡，可能爬到山上，我们还不如人家，那我们就要有思想准备，就产生了“备胎”计划。
今天有人也在说，5G将来会不会分裂成两种标准？我认为是不会的，因为人类很不容易统一成一个标准，共同的全球云为社会服务，两种标准就是两朵云，将来很难交融。
美国今天把我们从北坡往下打，我们顺着雪往下滑一点，再起来爬坡。总有一天，两军会爬到“山顶”相遇，这时我们决不会和美国人“拼刺刀”，我们会去拥抱，我们欢呼，为人类数字化、信息化服务的胜利大会师，为多种标准顺利会师。我们的理想是为人类服务，不是为了赚钱，也不是为了消灭别人，大家共同为人类服务，不更好吗？如果说大家都不要爬坡，在“平原”上互联互通，为社会做出更多的贡献，这当然更好，这是理想化状态。即使爬坡有碰撞，我们决不会“拼刺刀”，绝对是拥抱竞争对手。
今天我讲到，美国公司是非常好的，三十年来对我们很好，在今天危难时刻对我们也很好。网上很多是谣言，不是真实的，我们才知道真实的情况。有人提问，既然有“备胎”，为什么早不用呢？我们就是为了西方的利益，给了西方利益，朋友就变多了。所以产生1+1计划，同一种芯片一半用美国公司的，一半用我们自己的。我们在CNBG的备胎太超前了，没有用，就划给终端了，终端一下子数学等等技术力量就非常强了，你看三个月一个版本不就是备胎用在终端实践中的力量吗？备胎并非完全存放着没有用的，只是用在实践版本中的成分比较小一点。比如，我们压制住公司不要做8K电视机。我们也讨论将来给中国厂家技术，都给你做，接口是我的，我们在接口赚的钱，分一半给厂家。但是中国厂家大多数不干，我就说“你们扶持一家厂家干”，我们不要搞生产，让别人搞生产。我们不会这么狭隘地对待社会，正因为我们不狭隘，才会有明天。
16、董倩：任总，您的公司做到这样的体量，很多中国公司甚至国外公司都望尘莫及，很多人不理解您刚才说的这样一句话“有时候我们放着钱不挣，要让别人去挣”，这是什么样的考虑？ 任正非：没有啊，我们已经挣太多了。去年公司利润太高，常务董事会还做了检讨反思。
董倩：这太炫富了吧？
任正非：不是，这说明战略投入不够。如果战略投入多一点，我们今天的困难就少一点。
董倩：您没有炫富的意思，那怎么体现钱多了的事？ 任正非：没有。没有谁给我们拨款，我们全是拿从客户赚来的钱来投入，就像把家里的“牛粪”、“猪粪”撒在“地”里一样，土壤肥力好了，过几年你们家的庄稼就可以丰收。我们加大战略投入，就是这个原则。
17、董倩：回到教育的话题，您一开始就说“苦谁，不能苦老师；穷谁，不能穷老师”。在您心里，就像“穷什么也不能穷未来”一样，您现在所有的投资都是给未来投资？ 任正非：对，我们有一个战略研究院，最主要目的是给全世界的大学教授拨款，拨给你就算了，研究成与不成，我们都不在乎这个问题，只要我们有交流的机会就行了。这是扶持未来，对未来的理解。
董倩：我们怎么看海思的存在？如果按照一切惯常的发展，没有出现意外，在您的构想中，海思的存在是什么情况？ 任正非：海思有大量深刻的基础理论，这些理论有些是自己创造出来的，也有的是与外界合理授权获得的，每年都要付出大量的专利费。同时，也是战略研究院在外面“撒胡椒面”形成的，如果没有基础理论，怎么能走到现在这个程度？
董倩：别人叫它“备胎”，他们也管自己叫“备胎”，您叫它什么？ 任正非：我没有叫过他们“备胎”。他们正常拿工资、拿奖金、戴大红花，人人都一样。
董倩：您心目中，它的作用应当什么？ 任正非：很重要，跟市场体系、研发体系同等重要的部门。
董倩：是不是它永远不启用，才是一个正常状态？ 任正非：一直在用，没有说不用。如果美国真是断供以后，主要以海思的供应为主体；如果美国恢复供应，他们还是继续少量使用和生产。
董倩：还会有这一天吗？ 任正非：也许。美国走一走，发现自己走错了，也许自己就纠正了。
18、董倩：说到Google公司，我还记得您曾说过一句话“一杯咖啡吸收宇宙能量”，当时我问您准备什么时候准备退休，您说“我在等着长生不老药”。那我们从长生不老药说起。 任正非：那是开玩笑。Google的母公司Alphabet做了很多“无聊”的事情，炮击月亮一样，也可能是人类永远不可能实现的事情，其实可以理解，这就是社会责任。不要认为拿钱捐助穷人才是社会责任，探索未来是最大的社会责任，它在探索人类文明中消耗了大量钱财，可能没有结果或者产生几篇论文，后人踩在它的肩膀上再前进。我们也应该这样做，只是换成了“一杯咖啡吸收宇宙能量”这个说法。
董倩：假如研究出长生不老药？ 任正非：它有，我也不吃，我总要合理地终结，不要赖在人世上，给别人留更多的机会。
19、董倩：今天早上您回答第一个问题时，您的那种和气让人觉得耳目一新，您首先就说“要感谢美国，是他们教给我们怎么走路，怎么成长”，公司在成长过程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学习了世界上最好的经验，其中包括美国。今天，让您和华为公司感受到这个世界复杂、理念不公的也恰恰是这个国家？ 任正非：从来都是学生超过老师，这很正常，老师不高兴，打一棒也是可以理解的。世界流体力学和空气动力学是伯努利父子发明的，父亲嫉妒儿子在空气动力学超过他，残酷迫害他的儿子，儿子也是他的学生。父亲约翰•伯努利写的是水力学，水是没有弹性的；儿子丹尼尔•伯努利写的是空气动力学，是有弹性的，今天的火箭、飞机等都是依靠空气动力学。美国是我们的老师，看到学生超过它不舒服，打我们一下，也是存在的，我们也不计较。以后写论文的时候，加一个名字，把它放在前面，我们放后面，不就行了吗？
20、董倩：您准备如何面对未来也许会长期存在的中美贸易冲突？ 任正非：我们本来就准备打持久战，不是短期战，越打，我们可能会越强大。度过产品切换磨合这个阶段，我们可能更强大了。
董倩：对您也许是更强大，对于更多的中国中小企业来说，连带打击？ 任正非：没有打击中小企业，也没有连带。现在只制裁我们一家公司，没有制裁别的公司，别的公司为什么不借机发展呢？
董倩：制裁可能比较有针对性，中美贸易争端和摩擦可能伤及面比较广，您认为如何解决中国经济问题？ 任正非：还是要从长远来看，发展教育。我们不要只看眼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要现实主义，还是要站在长远的时间轴上来看待未来的竞争。
21、董倩：上次我问了您，在那种情况下，您女儿孟晚舟在北美有那样的不公对待。这次在这样的背景下，您担不担心她未来的情况？ 任正非：不担心。因为我女儿现在很乐观，她在自学五六门功课。她每天都很忙。我每次打电话过去，她妈或者她老公接电话都说她很忙，充实得很。
董倩：她现在哪里？ 任正非：温哥华，软禁状态。软禁不是监狱，四周有警察，但是生活是自由，也可以出去吃火锅、逛商场，在森林里散散步，都是可以的。
董倩：如果这种情况持续很长时间，您会担心吗？ 任正非：美国和加拿大是法制国家，关键是它要通过证据来证明是否有罪。
22、董倩：很多人知道我来采访您，都希望我问的第一个问题是“华为是不是已经到了最危险、最危难的时候”，我听完今天的对话以后，您始终是饱满热情，而且脸上始终有笑的，恐怕不会。 任正非：在孟晚舟事件没有发生时，我们公司是到了危险的状态——平庸、惰怠，大家口袋里都有钱，不服从分配，不愿意去艰苦地区工作，机关积压那么多高级干部。现在我们公司群情振奋，铲除平庸，每个部门都在祛除落后，整个战斗力蒸蒸日上，这时怎么能说我们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呢？应该是在最佳状态，而不是最危险时候。
那天我给CNBG的机关高层开大会，他们机关宣布“将来只有8个人是综合管理干部”，要么上战场，要么走人。
23、董倩：今天上午您也提到这个问题，不希望别人因为爱国而买华为手机。美国压境的时候，很多人觉得您是“民族英雄”，您愿意接受这样的称号吗？ 任正非：不接受，我根本不是什么英雄，我从来都不想当英雄。任何时候，我们是在做一个商业性的东西，商品的买卖不代表政治态度。现在小姑娘都买化妆品，口红一擦，在我们年轻时代那就是资产阶级思想，现在擦口红，还有谁说是资产阶级的？没有了。所以，口红不代表意识形态，那么手机也不代表意识形态，你喜欢用什么就用什么。
这个时代变了，买苹果手机就是不爱国吗，那还开放改革做什么？商品就是商品，是个人喜好构成的，没什么任何关系。媒体炒作有时候比较偏激，偏激的思想对一个国家是没好处的。
董倩：您希望民众现在用一种什么样的心态面对华为公司？ 任正非：希望没心态，平平静静、老老实实“种地”去，该干什么干什么，多为国家产一个土豆就是贡献。